范恩实编著的这本《奕山传》是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清代戍边将军》(黑龙江卷)之一。书中讲述了奕山做为皇族宗室，深受皇帝的信任，仕途一帆风顺；他作为一方封疆大吏，却昏庸腐朽、愚昧无能，无论是在黑龙江将军任上，还是在伊犁将军任上，他在对沙俄交涉中一味妥协退让的经历；辩证地分析了后人称其为卖国将军的原因。

《清代戍边将军》(黑龙江卷)较为翔实地展示了各个将军在黑龙江的历史活动，如把他们各自在黑龙江的历史相互衔接起来，就组成了一部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全史。若想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或想了解每位将军的生平事迹，这部丛书值得一读。同时，它也为史学工作者研究清代黑龙江地区史提供了新思路。

《奕山传》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讲述的是卖国将军奕山的生平事迹。

《奕山传》由范恩实编著。

第一章 动荡时代下的起伏仕途

一、从革退王公子弟到御前大臣

二、广州“靖逆”惨败遭圈禁

三、回福地东山再起

第二章 远赴黑龙江应对危局

一、俄、清黑龙江政策对比

二、沙俄的步步紧逼与清廷的节节退让

第三章 奕山对咸丰投降政策的执行

一、初到黑龙江

二、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局势更为被动

第四章签条约革职返京

一、《瑷珲条约》签订过程

二、俄夷欲壑难填，奕山终被革职

第五章奕山的晚景及评价

一、优容终老

二、对奕山的评价

附录

奕山年谱

参考文献

后记

涅维尔斯科依率领的“贝加尔”号于1849年6月24日到达库页岛东岸，随后在库页岛与大陆之间寻找可以进入黑龙江河口湾的航道。经过反复窥测，终于被他找到一条从江口驶入黑龙江的航道。最后，他又把先后“找到”的一个巨大港湾和一个开阔的可以避风的停泊场，命名为幸运湾和圣尼古拉湾。

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继位。穆拉维约夫获知这个消息，希望利用“中国目前的事件”加快侵略黑龙江的步伐。当年7月，已经晋升为上校的涅维尔斯科依再次来到黑龙江口，7月11日，将“幸福湾”东岸的沙洲选定为一处冬季营地址——彼得冬营。随后给该据点补充了更多的兵员和武器弹药。7月24日，由于彼得东营不能监视黑龙江口以及冬季海面封冻等原因，涅维尔斯科依又溯黑龙江而上，到达特林，面对当地清朝军民，涅维尔斯科依猖狂地宣称：虽然俄国人久已没有到这里来，但是他们认为从石头山(兴安岭)起这条河以及沿海整个地区连同桦太岛(萨哈林岛)在内都属其所有。接着，他又顺江而下，8月13日到达江口附近的庙街，建立了由六名水兵驻守的尼古拉耶夫哨所。

从1851年下半年开始，涅维尔斯科依以彼得冬营为据点，在库页岛、黑龙江下游扩大侵略范围，触角所及，达到亨滚河、黑龙江下游右岸、鞑靼海峡。1852年初，又派出4个小分队，分别前往土古尔河上游、奇集湖、克默尔湾和库页岛。1853年，他派出的军队相继占领了克默尔湾、奇集屯、哈吉湾(命名为尼古拉一世皇帝港)，在哈吉湾建立康士坦丁哨所，在克默尔湾建立亚历山大哨所，在阔吞屯建立马林斯克哨所，在库页岛西岸北纬50度附近建立伊利印斯克哨所，后又在库页岛阿瓦尼湾建立穆拉维约夫哨所。“至此，沙俄通过对阔吞屯(马林斯克)、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克默尔湾(迭卡斯特里湾)、哈吉湾(皇帝港)等战略要地和海港的非法侵占，已把黑龙江下游地区大片中国领土，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从而为鲸吞整个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广大地区和攫取黑龙江航行权奠定了基础。”

面对俄国人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清廷又做了什么样的应对呢？用步步退让来形容是绝不为过的。早在1849年10月，清廷接到黑龙江奏报：俄人私入卡伦，阻拦查边道路。清廷只是命理藩院移文俄方质问。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外交抗议，而且是最低级别的抗议。1850年7月，当涅维尔斯科依侵入特林时，据记载，在这里他受到当地村民以及清朝地方官员的抗议。如果按照今天的外交惯例看，这种既有中央政府，又有地方民众的抗议，称得上“严正抗议”了，然而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在缺乏足够国力，特别是国防力量支撑的情况下，这种单纯的抗议根本不会收到任何预期效果，甚至成了示弱的表现。真实的情况是，清廷对于俄国侵占黑龙江口近海地方的详细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咸丰三年(1853年)，俄人请于格尔必齐河地界以及近海一带勘立界碑。1853年9月，在理藩院给皇帝的奏折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话：“惟查俄罗斯近海地方，如何分定界址，从前有无界牌之处，臣院例无明文，亦无办过成案。”为了弄清情况，皇帝下旨给时任黑龙江将军英隆，“令其就近查明……该国近海未经立界地方，应否立界之处，体察情形”。然而不久，竟然得到了这样的回报：“现据黑龙江将军咨称：详查格尔必齐河边界，俄夷求立界牌，与我国并无妨碍，即允所请，准其于沿海地方建立。”大概清廷上下尚且未能搞清格尔必齐河与近海地方的区别，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黑龙江入海口附近弄丢了。

到1853年，穆拉维约夫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目前中国的内乱，正是开辟阿穆尔航线的大好时机，我国军队在阿穆尔河口屯驻三年之久，事事顺利，未受任何威胁，更是今后成功的可靠保证。毫无疑问，我们一旦派遣大军公开沿黑龙江而下，满洲当局一定会出面口头阻拦，然后也许还会由理藩院向我国枢密院提出书面抗议，但是，对于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而且应该坚决地回绝……然后，我敢断言，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按照穆拉维约夫的计划，俄国侵占黑龙江以北地区，需要“确保和牢固占有堪察加、萨哈林、阿穆尔河口，掌握阿穆尔河的航行权”。到1853年年底，第一个侵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因此进入1854年，掌握阿穆尔河的航行权便被提上了议程。在这之前，沙俄派往黑龙江口的船只主要绕行大西洋，只有少量沿江偷渡。1854年5月26日，穆拉维约夫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入侵黑龙江：由第十三、十四、十五西伯利亚边防营组成的“远征军”近千名，携带大炮、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分乘“额尔古纳”号轮船等70余只船、筏顺石勒喀河下驶。

事情的发展一如穆拉维约夫所料，尽管驻守瑗珲的署黑龙江副都统胡逊布坚拒俄船“假道”黑龙江，但对于这种口头抗议，穆拉维约夫毫不理会，下令俄船强行通过瑗珲，在未有戒备，又缺乏水师的情况下，清军根本无力阻止俄国侵略者。穆拉维约夫船队顺利抵达黑龙江口，随行俄军大部分部署在阔吞屯、庙街至克默尔湾一带，并开始着手向黑龙江沿岸移民。

P16-28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地区之一。它所处地理位置独特，与中原相距最近；地域辽阔，南北贯通，无门庭之限；生态资源丰富，可耕可牧可渔可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渔猎及农耕诸民族世代生息的家园，相互角逐的舞台。

东北地区的肥土沃野，培育出一代代强族，不断崛起，雄飞中原，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先后占有北方半壁，或一统天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北长久处于战略地位，不断给中原王朝以强大影响，甚至决定其盛衰或兴亡。

东北之重要，朝鲜李氏王朝中有识之士作出这样的评论：“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辽东大野记》)。

中国人感同身受，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明朝镇守辽东的巡抚王之浩说：“辽……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全辽志·序》)。

所谓“辽”“辽野”，确指辽东，相当今之辽宁省境。在清以前，东北还没有一个整体性的统一名称，只有辽东为历代所通用，或指为行政区划，或用为地区名称。在辽东以外，即今吉林、黑龙江两省，除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有过短暂的行政区划名称，并无一个与辽东并列的通用名称。故上述引文中的“辽”，亦泛指东北。古人洞察东北的战略价值，其识见当不在今人之下。

至清，尤重东北，更远胜历代。东北为清朝的发祥地，还是满洲及其先世的古老故乡。清朝视东北为其“根本之地”，而盛京则是“重中之重”。清入关后，设盛京为陪都，并开始在东北区划设治。先于盛京设将军衙门，几度更名，最终定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衙门；顺治十年(1653年)，再设宁古塔昂帮章京康熙元年(1662年)改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十五年(1676年)将军徙驻吉林乌拉(今吉林市)，不久改为吉林等处将军衙门。吉林之名，沿用至今。黑龙江地区尚未设治，归于吉林将军衙门管辖。30余年后，迟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反击沙俄入侵，正式设黑龙江等处将军衙门，标志清在东北基本完成行政设治。一改历代在此两个地区所行的羁縻之策，正式派将军、设首府，驻八旗，收赋税，纳入到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在中国编年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中央王朝对盛京、吉林、黑龙江地区即东北的完全统一。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东北三将军衙门改设行省，比同内地，以东三省总督统辖。从而完成了管理体制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变革。

比较历代统治东北，唯清代统治最长久，以其完善的管理体制，实行一系列治边措施，推动并加速了东北社会的变迁。特别是近代以来，东北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领先于诸边疆，成为最富庶的边疆地区。不言而喻，清代东北二百多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无不与一代代东北三将军的有效管理及其实践息息相关。这就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即以东北三将军为研究对象，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用以阐述有清一代东北历史与文化演变的历史进程，有助于揭示东北地区的历史真相。

东北地方史学者对东北史的研究已经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对东北三将军的研究尚未启动。在东北三将军衙门存续的二百二十多年中(最早建将军衙门的盛京将军已达二百五十多年)，任此职位的将军几近400人。除个案研究，尚缺乏“群体性”研究。例如，将这些将军们的生平事迹写成传记，即是其中之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学者们捷足先登，率先包揽有清一代120多位黑龙江将军，编纂《清代黑龙江将军丛书》，打开此项研究的新局面，开了一个好头，足以起到示范作用。

在东北三将军中，黑龙江将军居于特殊地位。首先，黑龙江将军所辖之地，与中央王朝政治中心相距遥远。无论是远古，还是清以前，无论是清代与沙俄划界前，还是划界后，黑龙江流域都被称为我国东北的“极边”之地。古代交通不便，鞭长莫及，一旦发生不测之事，难以迅速得到中央王朝的指令，如需支援，也难以迅速到达。这使黑龙江将军之处事，较之盛京、吉林两将军更难。其次，这里自然条件虽说资源丰富，但气候更严酷，冬季漫长而寒冷，生存条件远不如盛京与吉林两地区优越。以致地广人稀，除游牧、渔猎等少数民族外，长期以来，汉人少见。这又使黑龙江将军为政之难，又难于盛京与吉林两将军。第三，更难更具危险性的是与沙俄为界，直面野蛮、贪婪，也更具侵略性的沙俄，其处境远比盛京与吉林两将军更严峻。与沙俄分界，是在沙俄入侵我国东北黑龙江地区之后，清军首度激战雅克萨，才迫使沙俄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是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与毗邻的国家划分边界。自此，黑龙江遂成为名副其实的边防重地，在此任职的一代代将军们也置身于边防最前线，负有守土之责，亦比盛京、吉林两地区的将军更重；办理外交、解决与俄的各种边务问题，又多了一份重要职责。

显而易见，研究黑龙江历任将军们的实践活动，其内容尤为丰富，特别是在抗击沙俄一次次入侵的斗争中，更见英雄本色。如，首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反击沙俄侵占我国的雅克萨，建树功勋；至近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当沙俄大举进攻，寿山将军组织军民奋起抵抗。在兵败之后，愤然自卧棺材，吞金自杀殉国，死得十分惨烈。他们中，还有一些将军为治边、开发边疆作出了显著的业绩，因而推动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向前发展。当然，并非个个将军皆英雄，实际上，也有庸懦之人，亦有不廉不清之辈。如同其他群体一样，黑龙江将军群体，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他们的将军生涯，各种实践活动，都在《丛书》的各个将军的传记中得到了充分的评述。认真总结他们治理边疆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充分认识他们的品质作风，对于当代人，确有参考与借鉴的重要价值。

这部《丛书》，较为翔实地展示了各个将军在黑龙江的历史活动，如把他们各自在黑龙江的历史相互衔接起来，就组成了一部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全史。若想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或想了解每位将军的生平事迹，这部丛书值得一读。同时，它也为史学工作者研究清代黑龙江地区史提供了新思路。

黑龙江齐齐哈尔地方历史学者首次编纂这部大型人物传系列，颇具创新的学术意义。但这仅仅是开始，有待于展开深层次的学术研究，给予每位将军以准确的历史定位，给予他们以中肯的评价。若想达到这一目标，进一步深入挖掘史料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将军们在黑龙江任职，他们向朝廷的奏疏必然不少。除了《清实录》略有记录，大都保存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无疑，这些难以计数的档案，是研究黑龙江将军的重要的史料来源。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期待齐齐哈尔地方史学者继续努力，为地方文化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

丛书编纂成功，可喜可贺。是为序。

戴逸

2011.6.1

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在近代史开篇之际留下过浓重一笔的人物的传记，但是它的分量只有薄薄的一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史料的缺失、情境的隔膜、价值观的时代差异，加上个人学术修养的局限，都使评述古人成为一件费力而难讨巧的事。有时甚至还会遭“道德君子”的挞伐。这类人常常以“卫道士”自居，把自己，也想把别人的思想禁锢在“道德审判”的牢笼之中，而实际不过是双面人格、双重标准而已。大概十年前，笔者曾撰著小文评述了另一位被贴上“国贼”标签的历史人物——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其中对石氏割地以求皇位的做法给以历史的“同情”，即被一位学界先贤大加挞伐，责以“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但是我始终深信，如此简单粗暴绝不是今天这个时代审视历史人物的应有之义，也绝非读者所喜闻乐见。“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如果这面镜子只有盗跖、颜渊两种面相，又如何让观者心有戚戚焉。最终只会是敬而远之，历史研究也就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因此本书还是坚持了“移情”的研究方法，是是非非，公道自在人心。

最后，诚挚感谢项目的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社科联！并特别感谢边疆中心的高月先生与齐齐哈尔社科联的孙文政先生为项目的成功运作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在本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结合书稿的具体情况和内容需要，以合理使用为目的，适当引用了少量图片，对此，出版社严格依据《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要求注明图片作者和出处。对于个别无法找到图片作者和原始出处的图片，谨在此对相关人员一并表示谢意。

范恩实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