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日本东北地区某村行医的一位老医师的手记。
前些日子，一位脸色欠佳、胡须丛生的中年男人前来找我。他自称是地方报社的记者。
“听说您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前身的仙台医专，对吗？”他问我。我点头称是。
“您是明治三十七年入学的？”记者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记事本，急急忙忙地翻找着。
“确实，我记得是那阵子的事情。”记者那副莫名的紧张态度，弄得我也不安起来。坦率地说，自始至终，我们的谈话都不太愉快。
“那就太好啦。”记者黑黝黝的脸上现出一丝微笑。“这么说来，你一定认识这个人。”他语调里透出的那种强硬的判断口吻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他打开记事本，伸到我的鼻子前面。打开的那一页上，用铅笔写着大大的三个字：
周树人。
“我认识他。”
“对吧。”记者一脸得意。“他与你是同级生嘛，后来成了中国的大文豪，以鲁迅的笔名示人。”他的语气里有些许兴奋，脸也略微红了起来。
“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不过，即使那位周先生没有名扬四海，我依然十分尊敬他，我尊敬的只是那个与我一同在仙台求学游玩时的周君。”
“啊？”记者吃了一惊，眼睛都瞪圆了。“年轻的时候就这么了不起吗？真是所谓的天才呢。”
“不，并不是这么回事。通俗一点说就是，这位周先生是个善良淳朴的人，是个真正的好人。”
“此话怎讲？具体表现在哪里呢？”记者凑了过来，似乎对此很感兴趣。“其实，我是读了鲁迅一篇题为《藤野先生》的随笔才知道的。他在明治三十七八年时，也就是日俄战争时期，曾在仙台医专待过，得到过一位老师的关照。这位老师叫藤野严九郎……写的就是这么个事情。现在，我想在我们报纸的正月初刊上做一篇报道，关于这则日清亲善美谈的。听说您那时正好也就读于仙台医专，于是就前来拜访了。那时的鲁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不是面色苍白，一脸忧郁的表情呢？”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说着，我陷入了忧伤之中，“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怎么眼您说才好呢？十分聪明，也十分稳重……，，
“不，您说话不用这么谨慎。我并不想写关于鲁迅先生的坏话。我之前已经跟您说过了，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为了东亚的民族亲善，打算写成一篇新年读物。而且，这还与我们东北地区有关系，也算是刺激刺激地方文化吧。所以，为了繁荣壮大我们东北地区的文化，还请您对当时的回忆畅所欲言。请放心，绝不会给您添任何麻烦的。”
“不，我绝不是对您有所防备。”也不知为什么，我那天的心情特别沉重。“不管怎么说，都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我绝不是要向您隐瞒什么。我只是在想，我这样一个俗人，那些不得要领拉拉杂杂的记忆，真的会对您有所帮助吗……”
“哎呀，请不要再自谦，现在已经不是说客套话的年代啦。那么，我就向您提几个问题，您还记得什么就回答什么，好吧？”
在之后的一小时里，这位记者向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回答前言不搭后语，最终让他失望而去。即便如此，今年正月的地方报纸上，依旧登载了一篇题为《日清亲和之先驱》的文章。文章连载了五六天，是以我的回忆录形式写的。还真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啊！居然能把我那不得要领的回答取舍添加，最终整理成一篇颇为有趣的文章。只是文章中出场的周先生、恩师藤野先生，还有我，对我来说都好像陌生人一样。我自己的事情，怎么写都是无所谓的。可他笔下的藤野先生和周先生，却与我心中的画像大相径庭。这令我分外苦恼。我的回答确实不得要领，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可面对那样直截了当的提问，我也不可能回答得逻辑清晰，有理有据啊。像我这样的笨蛋，说话时，脑子里会突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有时候小声念叨着的一个毫无意义的词，就这样凑巧被对方听去，并当作我的真意而曲解了。这样的事情一定不少。总之，我不善于应对这样的一问一答。因此，记者的这次来访让我十分苦恼，我也为自己那前言不搭后语的回答而生气。记者回去之后，我还因此难过了两三天。终于到了正月，读过报纸上连载的回忆录之后，我对藤野先生和周先生产生了深深的歉意。我已经年逾六十，也快到死而无憾的年纪了。如今，我意识到，应该将自己心中的画像，正确无误地传达给后人。这并非毫无意义的事情。话虽这么说，我却无意给报纸上连载的那篇文章找碴儿。那种具有社会政治目的的文章自然有相应的写法。与我心底的画像有所不同，也是无可奈何吧。我是以一个乡下老医生的身份，以一种怀念恩师旧友的心态来写的。我并没有什么社会政治目的，我只想尽可能忠实地还原他们的面貌。我就是怀着这么一种强烈的信念来写的。尽管如此，我却并不觉得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有这样一句话：“称大善不如积小德。”纠正恩师与旧友的面貌，看似是小事，可又确实是通达于人伦大道之上的事情。怎么说呢？对年事已高的我来说，这是一件需要付出很大精力的事情。这阵子，东北地区常常响起空袭警报，虽然吓人，但天气总还算晴好，即使不烧火盆，我向南的书斋也温暖如春。我有一种乐观的预感：我的工作会顺利地进行下去，不会因为空袭而受到妨碍。P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