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早安夜车》的物质空间是极其微小的——两对恋人，在公寓里吃早餐，难以交流地交谈，像被强行上了发条一般地遵循都市生存的节奏和逻辑赶路，诚惶诚恐，焦虑不安，心生厌倦，又停不下来。心里最微小的梦想——去游泳、看星星，在这身不由己的匆忙中也一直只能是个梦想。恋人之间言不及义，心不在焉，咫尺天涯，彼此隔膜。疲倦、无力、惘然，想要哭泣却找不到流泪的理由，想要倾诉却得不到默契的回应，想要自由却拿不出超越的勇气。人们身陷在无边的生存之网中，孤独、无助而软弱。是什么力量使人这样？难道就这样下去吗？生命的支点究竟在哪里？
后边这三个幼稚但真诚的疑问句是我加的，但我以为它们就暗含在作品之中，作用于观看者的灵魂。都市人身不由己的“抽象被奴役”状态，在这样的自我反观中，会出现破损和缺口，自由或许就从这缺口中溢出，瞬息之间便解放那羁押在闷罐子里的灵魂，而这就是一部现代作品产生意义的时刻。
可以说，该剧的功力正在于“方寸之间见宇宙”，在极有限的空间中，在似乎是极其苍白和无病呻吟的构成元素里，其表达的痛苦却是十分普遍和形而上，而表现的层次又是十分丰富和饱满的，以至于竟鼓胀了出来。
关于“重复”与“变奏”
《早安夜车》不是讲故事的作品，演员也未如期待的穿得那么少，所以它委实“不够好看”。但是，若论尊重观众的智力、想象力和对存在的感受力，《早安夜车》无疑是好的。它的修辞是那么讲究，抽象与具体的表现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单是从它的手法之一——“重复”与“变奏”——来看，便可见创作者的匠心。
此剧的结构便是“重复”的：开端是四人躺在地上，肢体在梦中如水族动物般游弋，梦想着自由的海，突然铃声响起，他们惊醒，打仗般穿衣、刷牙、做早餐，穿梭来去，动魄惊心，琐碎地叮嘱和告知，一切都千巴巴的、硬生生的、草率而认真的、哪里总有些不对劲的……结尾亦复如是。对话常常重复，甲对乙说过的话，乙又对甲说了一遍，甲对乙刚说过一遍的话，过会儿又说了一遍，诸如此类。最要命的是，情境自始至终是重复的。但在这些隐喻性的重复中，一些变奏如电光石火，乍然进现，使剧中角色由催眠状态突然进入自觉状态，其片刻的彻悟，也将观者穿透。比如，潘潘在思考她和小黑的关系时，忽然说了一段话：“在银河系中，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星球距离地球有四光年那么远。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用一台超科技、超高倍数的天文望远镜，在这个时候，从那颗星球上看着我们，那么他将会看到的，是四年前的我们……”如果你不是一个灵性被物质生活全然压碎的人，你就不会对这样出乎意料的时空反转视点无动于衷。
关于“怪诞”
一部观照惯常生存状态的戏，若要达到观照之目的，“怪诞”似乎是必须的，但它的功能不是提供噱头，不是追求外在的“炫”，而是刺激对作品本身所探讨主题的想象与思考，这样产生的怪诞，便是作品本身的血肉构成，而不是装饰性的衣装。它使被思考的主题和被感受的体验因“陌生化”效果而得以强化和凸显。
在本剧中，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怪诞的，洗澡的时候穿上全副潜水衣的样子是怪诞的，说些奇怪的梦境是怪诞的，“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我会成功的！”这种机械的自我鼓励是怪诞的，甚至剧中角色表现出的对索然寡味的生存的执着看起来也是怪诞的，对于情感和肉体归宿的漫不经心与茫然苦涩更是怪诞的。至于演员出色的肢体语言技巧所散发出来的怪诞，更不复言。
“怪诞”的形式是因荒诞感而来。所谓荒诞，照加缪的意思，就是人与世界陷入敌对和不协调的关系中，就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对这种荒诞存在一旦有所感知，荒诞感便诞生，对荒诞的反抗也便开始。这是怪诞的《早安夜车》与其他不够成功地表现后现代之孤独、无奈与焦虑的作品的不同之处，也是艺术作品“观照”地表现与“无观照”地表现的不同之处。P19-21
李静将批评家与作家定位为对手关系。她将王小波等搬出来，一锤锤要敲打出火花。她能在那么多人写过写滥之后，再给你一个新视点、新思考。她理性而快乐地冒犯作者，冒犯读者，冒犯观众。我喜欢读她。
——陈村
李静的文字在对话里展示了思想的穿越的力量。那些于安静中剧烈的精神角斗，隐含着对温吞文人的批评。我因而于此受益匪浅。
——孙郁
执意做诤友，执意走出性别约定，偶有自叹，因艰难而愉悦，尤擅将“每一个审美判断与对意义和自由的丈量联系在一起：有原则地任性而为。这就是李静。
——黄集伟
李静的批评没有学院派的四平八稳，没有体制内文学窃窃私语的行规和帮规，没有名士大腕年富力强的那股子聪明劲儿。李静追随的是已故作家王小波。嬉笑怒骂的温柔心肠与她最为契合；启蒙主义的自由精神是她智性生活的初始和终极。她那种质直的文风，真挚开怀，不留余地，却显示出机敏的审视和洞察力。
——许志强
迪伦马特是我喜爱的作家，关于文学和批评的关系，他有一套幽默的见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直接联系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星球与天文学一样。星球的存在可以不依赖天文学。而天文学却不能没有星球。天文学家要研究星球，而不是批评星球。有的评论家在我看来，就像某些天文学家一样，只容忍太阳存在，而去诅咒那些未知的星球。因为他们不理解，就认为不可能。”
为了验证他老人家的说法，十几年来我尝试着做批评，搞创作，包括操练他的老行当——写话剧，终于得到了一点近乎废话的体会：创作和批评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计。创作的第一驱力是作家生命的原始情结，它黑暗、无解、汹涌、自我中心，虽然知识和理性可以肋益其表达，但其核心处于知识和理性之外；批评的第一驱力是批评家的真理意志，它光亮、博识、澄澈、理解他人，虽然激情和偏见的修辞会令它不同凡响，但其本质是对激情和偏见的克服。创作是作家通过一次次的“创世”行为，逐步开掘自我天性的过程，“天性”是其作品形式和主旨的真正上帝；批评则是批评家在博览了几乎所有类型的作品并生成自己的哲学观念之后，对批评对象做出的审美和真理评判，“博识”是批评行为的前提条件。作家是花掉大量时光去跟原始情结做自我搏斗和认知的人；批评家是较早克服了原始情结而将心智轻快地转向外部世界的人。作家阅读自我，虽然这一“自我”也容纳他人；批评家阅读他人，虽然那些“他人”也映射其自我。作家的工作方法是“演绎”，从一普通寻常的“共相”出发，营造千变万化的“殊相”；批评家的工作方法是“归纳”，从千变万化的“殊相”里，寻求切中本质的“共相”。但作家和批评家中的伟大者，却会消弭这两种行当的边界，共同趋向对“精神本体”的呈现，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作家用形象，批评家用观念。作家的形象含混多解，批评家的工作往往像是“转译”和“导览”——将含混形象转译成普遍理性可以理解的语言，指给读者去看其视野未及之处，揭示作家如何用肉身的魔术指喻“本体”的实相。但这仅仅是针对杰作而言。批评家的另一面目对作家可就不太讨喜——即挑剔者、不买账者、意义宣教者。对意义匮乏和审美平庸说不，是批评家的权力；说“不”的依据是其广博的阅读经验和丰富的知识参照系。
行文至此，便要说到自己。经过十余年的批评写作，我才确切地知道自己并不适合批评写作。批评家需要轻盈、博识和系统知识，我的视线却沉重、集中，缺少对系统知识的兴趣。那么收在本书里的文字是些什么呢？只能说，它们是一个写作者的一己偏见，源于持续不断的执拗注视。这种偏见不是建立在广博丰富的知识参照系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我探究的价值选择之上；这种注视亦不是发乎学理的冷静旁观，而是自我投入的主观凝视。对于注视对象，其态度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便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作为报应，读者对于本书，恐怕亦会如此。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陆续写于2003年到2013年，多是关于文学和戏剧的散碎议论，偶尔触及电影和泛文化议题，也是出于文学人的立场。贸然采用编年体例，虽有东施效颦大人物之嫌，但考虑到它的诸多好处——比方说，免于分类的生硬，方便事情的回想——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书名定为“必须冒犯观众”，出自策划编辑陈卓先生的卓见，颇与此书的鲁莽气质吻合，在此致谢。并深谢他对此书的青眼，以及充满创意的劳动。
在修订书稿的过程中，仿佛重温了十一年荒废而又慷慨的时光。感谢多年来一直给我勇气和陪伴的家人。感谢那些招我读书、看戏、写稿、切磋，从而减轻我的荒废之罪的师友。也感谢新星出版社和本书的读者。但愿它没有太过辜负你们的热情。
2013年12月27日于北京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唤起内心力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公正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必须冒犯观众》是一册批评随笔集，也是一部隐晦的自白录。写作时间跨越十一年，领域涉及文学戏剧泛文化。从这些庖丁解牛式的文艺随谈里，可以见出作者对才华、勇气和创造力的标举之忱，对贫乏、反智和习惯势力的冒犯之意。在其背后，是心灵和人格率真热诚的敞开与投入。此书印证了瑞士文论家斯塔罗宾斯基那句著名的话：“随笔的条件和赌注乃是精神的自由。”
《必须冒犯观众》中李静的批评文字，远离喧嚣，但不孤冷；语锋逼人，却不乏善意；看似独语，无意逢迎，精神上却洋溢着沛然之气。
《必须冒犯观众》——智性生活的沉迷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批评家奖得主李静十年随笔首次结集！
以独立思想点按时代肌理，以质直文风褪去人性假面！陈村、孙郁、黄集伟、许志强诚挚推荐！
李静的批评文字在这个贫瘠的时代，为众多卑微的个体输入了精神养料。
李静是一个散淡的写作者，也是一个对文字怀着敬意与洁癖的批评家。她对各类文化样本的分享，旨在解析心灵的复杂面貌，重建批评的内在信念，并不时流露出自己对意义的焦虑、对自由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