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街上，熙熙攘攘、南来北往的主流，是芸芸众生，正是这芸芸众生的人心向背，成为了政治、经济制度构建、改造甚至更替选择的最终主宰。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日：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日：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日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
对李鸿章本人，梁启超的评价不仅简明扼要，且相当深刻：“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从中，人们可以看出，对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梁启超的评价是多层面的，因而也是复杂的。从“无咎无誉”的“庸人”，到“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非常人”，梁启超是想说“非常之豪杰”、“非常之奸雄”是不同一般的“非常人”。“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对于“非常人”来说，“盖棺论定”是困难的。因为“非常人”所言所行，其当世之利弊及后世之利弊，厘清和认知起来，必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公道自在人心。不论是当世人之心还是后世人之心，对任何一个“非常人”，历史还是公正的。这里，衡量的标尺，关键在于是否维护了人民大众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
梁启超对人作了“庸人”、“常人”、“非常人”的分类。其实，芸芸众生，元气饱满，多蓄鱼龙。“非常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曾经是普普通通的人，都离不开某个时代的背景。刘邦失意落魄之时，被当成“市井无赖”，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绝不是什么“非常之豪杰”。在历史的长街上，熙熙攘攘、南来北往的主流，是芸芸众生，正是这芸芸众生的人心向背，成为了政治、经济制度构建、改造甚至更替选择的最终主宰。芸芸众生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如滚滚洪流，推动着历史的巨轮，势不可挡地前行。“非常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显赫”的“名人”。顺势而为者，可成为“非常之豪杰”；逆势而为者，会沦为“非常之奸雄”。看清楚这一点，对于政治家来说，是十分紧要的。
四心
一个社会，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人越多，社会就越稳定和谐，就会出现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文化文明成果丰硕、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孟子·公孙丑上》中有几句话值得细琢磨：“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从“侧隐之心”、“羞恶之心”，到“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颗心，放在人身上，人才具有“仁”、“义”、“礼”、“智”，才能成为品德完美的人。这是对天下所有人的“基本要求”。联想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句话，更能理解孟子强调个人修养重要性的深刻内涵。人生一世，来来去去的轨迹，从始点到终点，“存在”的价值客观上总有公论，所言所行，大益于社会，还是小益于社会，大害于社会，还是小害于社会，天知地知人知。这“人知”，又分“今人知”和“后人知”。“今人知”有“时评”，“后人知”有“后评”。对于个人来讲，处于某一时空中，有顺逆成败之分别，有际遇感受之差异。外部的环境、条件，许多时候，是个人无法选择、左右的。这是历史的局限因素。但个人的作为，“主动创造”的空间仍是广阔的。不论哪个时代，都有富有时代特征的文明成果。这文明成果，便是这个时代里的人在辛劳耕耘后收获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社会如果形成良好的教化激励机制，汇聚起集体的真善美的力量，那么这个社会便会兴旺发达。一个社会，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人越多，社会就越稳定和谐，就会出现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文化文明成果丰硕、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大学》中有“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从“天下之本”、“国之本”、“家之本”，仰看千古兴衰轨迹，人们还可以延伸思想，体悟“身之本”的内在深意。P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