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洞玄子》一书说，男人在妻子经后一至三天行房，他将获得儿子；四至五天行房，他将获得女儿；五天后行房，那么他所做的都是白费。
在初中时代，葛不垒就看过这本书了，从此他养成了抓紧时间的习惯，任何事拖延了五天，都觉得白费。葛不垒争分夺秒地活到了二十九岁，虽然他从网上下载了一些色情照片，但仍然没有经历过女人。
二十九岁的生日，他在一家饭馆度过，有t八个中学同学陪同。事隔多年，他的朋友圈子仍然是初中的这几个人，他在初中做过美术课代表，现在为盗版书画插图维生，近期任务中女裸像的数量越来越大，他的手令他倍感不安，预感到将有什么发生。
他说：“到时候了！”准备找个地方花三百块钱，葬送掉自己的童贞。他的大胆想法，令气氛顿时热烈，有同学说，关键是要留下美好回忆，建议他把钱数翻一翻。被葛不垒认为是对他的极大侮辱，有心闯进餐馆厨房，拿刀将同学砍翻。
当他恶念丛生之际，一个女人从洗手间走出，摔倒在地。
她穿着紧身黑衣，倒地后露出一片莹黄的腰肌，同学们登时一静。
这个女人倒地后，慢慢爬起，披头散发地走到一张餐桌前，坐下端起酒杯，仰头便是一口。她站起时，胯骨高度平齐于坐着的葛不垒的眉骨。
有同学议论：“她好高呀！我刚才已经注意她半天了。”她头发湿漉漉的，眼部化妆沾水后流淌下来，形成两道污痕。她胳膊长长，文着一把阿拉伯弯刀，同学们越看越觉得她是个野鸡，然后大家的目光集中在葛不垒脸上。
有同学说：“喂，到时候了。”葛不垒沉默少顷，起身走到醉酒女人的桌前，两人聊了几句，然后葛不垒搀扶着她站起。
两人慢慢走过同学们的饭桌，推门而去。
他俩出门后，响起了密集的雨声，还有一道闪电划过天际——有同学评说，这象征着葛不垒已完成使命。众人哄笑，此时餐馆老板走来，一指醉酒女人刚才坐的桌子：“这桌也是你们结账吧？”同学们面面相觑，看看窗外葛不垒消失的方向，骂了声：“这孙子。”
那晚后，葛不垒的同学关系开始恶化。他和醉酒女人出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成为一个谜。第二天同学们纷纷打电话问候时，他不在家。许多天后，有人打通了他的电话，他表示他依然是个处男。
葛不垒被同学们抛弃，从此无声无息。两年后，有同学从电视里见到了葛不垒，他留着短短的一圈络腮胡，戴着宽大的黑边眼镜，冷静地回答着记者提问。
他已经成了一个观念艺术家，最著名的作品名为《摔倒》。那是一百多幅照片，一个女人在酒吧、宾馆、厕所、街头、写字间、办公室、垃圾站等各种地方毫无例外地摔倒，每摔倒一次，身上的物品就少了一件，最后一张照片是她一丝不挂地摔倒在床上。
这件作品被称为寓意深刻，表达了对女权的思考和对社会制度的忧虑，在欧洲某艺术双年展夺得大奖，但因为裸体问题，没在电视上出现，只由记者口头介绍了一番。
此次采访的重点是葛不垒名为《女人侵略世界》的新作，他拿出一幅凡·高名作《向日葵》的复制品，指着向日葵花盘密密麻麻的中心地带，严肃地对记者说：“这是女导演麦什柯尼的思维状态，以这种思维，她拍摄了《我成为女人的那一天》，这部电影是要诱导男人，让他们统统变成女人。”
记者说：“这部电影我看过，描述了传统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处境，好像没有你说的意思。”
葛不垒说：“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我坚持我的看法。”随后，又拿出了一张《向日葵》的复制品，指着花盘中心，说：“这是可可·香奈尔的人造宝石，她用一些廉价玩意，造成女性服装的变革。”记者说：“但一套可可·香奈尔还是很贵的呀！”葛不垒说：“我没给女人买过衣服，但我坚持我的看法。”
随后他又拿出了十几张《向日葵》复制品，将花盘说成了十几种不同事物。看得筋疲力尽的记者最后评说：“把同一个东西，说得干奇百怪，但终究还是一个东西。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虽然女人有许多变幻，但她们的本质仍旧贫乏，女人很难侵略世界？”
葛不垒：“你得出了一个观念。所谓观念艺术，是在观众的脑海中形成的，感谢你帮我完成了一件作品。对了，你说的，跟一个外国记者说的一样。”记者登时精神饱满。
记者乘兴追问：“你的作品表达了你对女人贫乏本质的认识，我能否问一句，你有过多少女人？”
葛不垒：“我是个处男。”
记者闪烁着狡猾的目光，嘿嘿笑道：“这又是一个观念？”
葛不垒：“不，我是个处男。”
记者惊叫一声，随后采访结束。
看完电视的同学召集了所有同学，他们从网上查到了葛不垒的个人网页，上面有葛不垒新的电话地址。两日后，葛不垒在钱柜请同学们唱了卡拉OK，在第二天早晨散伙时，一个神志不清的同学还在追问葛不垒：“你有过女人吧？”
葛不垒：“不，我是个处男。”
这个答案，葛不垒已重复了一个晚上，开始同学们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觉得他在玩观念，但在卡拉OK过后的第三天，有一个同学提出了大胆的想法：“他该不会是说真的吧？”这个想法以E—mail流传到同学间，同学们感到后怕，决定为葛不垒找一个女人。 三十一岁的葛不垒，脸上的青春痘已自然消失。他欣然接受了同学们的提议，在自己家中等待着同学们为他雇来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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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林与葛不垒
大学时代学编剧，给人物起名伤透脑筋。司徒兆敦老师告诉我们一个简洁之法，名胜古迹上满是“某某某到此一游”，随便挑挑，都是特棒的坏人名。
自己想出来的名字，总不如真人强。许多年前，我有一次失败的电视剧编剧经历，因写得太差未投拍，费数日心机，忽得灵感，给汪伪特务机关的二号人物起名叫“廖凡”，觉得响亮而有神秘感。投资方跟我说，他们认识位演员就叫廖凡。
《者名演员郭国林》《处男葛不垒》都是从生活中取材，郭国林是一位出租司机的名字，街头正常打车，去郊区看老同学。郭国林喜欢聊天，一路有说有笑，但当我记错了同学家，来回转圈找时，他突然问：“大哥，你不是要杀我吧？”
当年有好几起出租司机被杀抢钱事件，导致出租车驾驶位架上铁条护栏，奥运会前夕才统一拆除。我以为他在说笑，不料他眼中是真实的惧意。跟他开了七八句玩笑，他自己乐了。出于搜集人名的爱好，见他情绪缓和，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再次搞得他很紧张，闷了一会儿才告诉我。
《者名演员郭国林》写的是惧意，对他人信任的丧失，甚至对支撑自己的理想、奋斗的目标都有惧意，于是采了他名字。
我生在北京，北京的特征是人好话好，街上走的人面善，话音悦耳，爱帮人。遇上外地人问路，一句“您跟我走吧”，能领路出去三五百米——我童年随姥爷姥姥纳凉遛弯，青少年街头画画，十几年见证的。
1990年代的那个夏天，是个坎儿，打开速写本低头画着，再抬头，忽觉街头变了味，走满了面恶声冽的人。
现今影视作品中那种扯嗓子拖长音的北京话，并不是北京话，旗人的包衣奴才或小偷混混才那么说话，哪个孩子要说这种话音，老人们都不让自家孩子跟他来往。这口贱坏腔，今天成了北京话标准。
常有人问我：“你是北京人么？听着不像啊。”由胡同到苏联式楼房，是我从姥爷家到父母家的转变，苏式楼区里是不同于胡同的小孩。胡同小孩，早早男女有别，三五岁已是二十岁男女的交往方式，矜持有礼，女孩邀请男孩去家里看刚买的玩具，男孩在女孩一家苦劝下，才敢在玩具上上手，心里是“这辈子决不能辜负她”的重誓。女孩父母也是“三岁看老”的思维，日后跟邻居聊天，说“这孩子不错”，评姑爷的口吻，似乎女儿已嫁了出去。
苏式楼区，男孩女孩傻玩在一起。胡同男孩之间，代表各家的体面，无冤无仇，不亲不远。苏式楼区，则有头儿，头儿认了，才有许多人跟你玩。否则只跟一二个小学同学玩，偷鸡摸狗似的。
葛不垒是个头儿，大我五六岁。他问我：“会打架么？”我摔倒两个同龄小孩，通过了考验。他父母调动工作，他随之搬离楼区，听闻喜欢上港台歌曲，弹起了吉他。
过去七八年，一个师范学院学生来我的初中实习，讲思想品德课，长得酷似齐秦，虽然他长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葛不垒——我的头儿。
他没讲思想品德，讲的是斯大林农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深得旁听讲课的校领导赏识，实习评语上高度评价。我没有相认，看着他载誉离去，欣慰地想，不愧是我的头儿。《处男葛不垒》重点情节是人的意外相逢，便盗用了他名。曾经想象过，我和头儿老了后，在公园里偶遇的情景。
抄录一段高仓健早期代表作《昭和残侠传》中，黑道相认的台词。两人屈膝欠身地说话：
“我乃漂泊一旅人。”
“我乃本帮一后生。”
“……（介绍完经历）鄙人初涉江湖，企盼阁下关照。”
“……（介绍完自己在帮中职务）鄙人入道未久，还望阁下赐教。”
“多谢，请起身。”
“不敢，还是您先起身。”
“不敢，您先起身。”
“这样吧，咱俩一块起身？”
“听您的吩咐。”
两个黑道同时站直了腰，相认了。
——我和葛不垒八九十岁后，相认用语，应该比六十年代日本黑道说的还要礼貌些吧，那时，下我们两代的小孩们正当壮年，该已找回了上我们两代人的文明了吧。
书中插图是高中所画，小说多是大学毕业九年内所写。
也好。
涵盖了青春的初始与结束。
二十六年前的冬季，因为这么画画，学校要开除我，连忍带混地到了毕业，愤而去考电影学院。四年画作，撕了些，扔了些，放得毁了些，还能看的只二十二张了。
日子久了，再看再论……要开除我，确有道理。
大学毕业时，把高中时代得意的十张画分送给三位帮过我的人，找不出别的感恩法，献上自认最好的东西。有人皱眉收下，有人说：“我也画过画……你画的什么呀？”
恍惚过，不送画，送四十块钱的水果是否更好？
他们随手搁下，搬家会丢，放着会毁。前年听说有人已过世。
我的高中，并非仅是忍混，起码还有永难再见的十张画。
徐皓峰
2016年12月3日
老天让她当天使
童年受到的艺术教育，来于父亲单位的篮球体育馆，很少有篮球比赛，用来办好人好事表彰会、歌咏比赛、青年励志演讲……主要用来放电影，偶尔有全裸镜头的美国二十年代默片。
故事片之前会放一两部短纪录片。讲毕加索的纪录片，赞他早年画社会底层，责怪他之后放弃了流浪汉，画变形的立体主义，卖好弄玄于资产阶级，品格沦丧，才华尽失。
卓别林则对抗资本主义，一生硬汉，从未沉沦，鼎盛期有《摩登时代》，晚年还有《几尔杜先生》。
法国有太多有钱的寡妇，凡尔杜娶了十二名寡妇，皆杀之取财。他掌握了高超恋爱技巧，但遇上无钱的姑娘，再漂亮，考虑的也仅是“可用于实验新品毒药”。凡尔杜被捕死刑前，面对牧师，彬彬有礼地问：“牧师先生，我有什么可以帮你么？”
——表达“个人无罪，社会有罪”的主题，有罪的是欧美金融体系。卓别林的政治正确，令我的父辈钦佩不已。
多年后重看此片，看到的是另一个故事。凡尔杜法庭上嘴硬，实则心里认罪，没有全归咎于社会，但他的救赎不是牧师，是那个原打算拿她实验毒药的姑娘。
她是他雨夜街边遇上的穷人，说是送她回住所，结果她跟去了他家，或是人开放或是需要钱，她一副可聊可睡的模样，为让她喝下毒酒，他聊起了爱情，不料她说的比他好，感动了他，于是换下毒酒，给她钱，送她走。
第二次街头相遇，他正为一次未遂的谋杀而烦恼，她老友般打招呼。她还穷着，他掏钱，她说“我只是想跟你问声好”，他说“别傻，你需要”，交钱离去。他对于她，是个既不留名也不留情的圣人。
第三次相遇，他穷了，十二个寡妇的财产尽在股票市场玩完。她富裕着，嫁了一个军火商，正值二战，发了大财。她说轮到她帮他，报恩和谈情兼有的模样，养老有了着落，可能还很幸福……
他说：“请让我完成我的命运。”送走她后，走向警察。
她以带来幸运的天使形象，带给他惩罚。幸福的冲击力，会让人想多，想到自身罪孽，想到了结。
世上有许多几尔杜先生遇到的天使，日日游走，让人以愧对幸福的心态死去。写作的意义，是猜测老天别有所图的运作方式，识别迎面而来事物下的杀机。
初中一年级立志学习艺术，三十年来，渐生寒意。艺术不是个人行为，个人所能做的，只是最初下一个决心，之后都是随波逐流，老天在一路安排。
写这些小说时，我尚青年，《流氓家史》写于1995年，大学三年级暑假；《者名演员郭国林》写于2006年冬季，还失业在家。之后，我的小说便不再写当代，不再写年轻，即便以年轻者为主角，也是他闯入了中老年世界。
重新翻看，心绪古怪，不知怎么成于我手，当年写下这些文字背后的那股力量早已离去。如观陌生人作品，每篇皆有触目的数行，怆然叹服，写得真好。
谁写的？
想认识他。
2016年12月1日
收在《处男葛不垒》中的小说，都属于作者徐皓峰的少作，创作期“涵盖了青春的初始与结束”。作为美院附中及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青年徐皓峰汲汲于艺术之真谛，这些作品里可以瞥见一抹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魅影，九十年代原乡北京的风貌人情，青春雀跃驰骋的疆域。所有的单纯、稚气、幻想和想象无不打着童贞的烙印并且不复重现。
《处男葛不垒》是中篇小说集。共收入九篇徐皓峰早期创作的发表于各个刊物的中篇小说：《处男葛不垒》《流氓家史》《劫活》《花园中的养蛇人》《1987年的武侠》《博尔赫斯的眼睛》《红螺障》《者名演员郭国林》《上海九流》。相对于近年创作，徐皓峰早期作品可读性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