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向了知青年代。
从1972年夏到1976年冬，我在小兴安岭的清河林区度过了我的知青时代。那四年半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冬天里的小白桦，春天里的红松苗，夏天里的林间雨，秋天里的榛子棵，那林间四季，是我知青时代记忆的背景。
春天来了，植树造林开始了。20世纪70年代，林区已经是边砍树边植树。春季植树，那是场真正的大会战，职工家属男女老少带上林区专业造林用的“郭式锹”，从苗圃运来落叶松、红松树苗，热热闹闹去植树。
山坡上，雪融化了，草刚吐绿，林子里那特有的春天味儿，让我有些眩晕。在别的地方，别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闻过那种草木萌发的味道，我很享受那种感觉。
我白天到山上植树，早晚在广播站广播。新胜林场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我的声音：“今天一工段栽树——亩，二工段栽树——亩。”我在广播里字正腔圆地说出这样的话：“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听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如果这样的理念得到有效落实，森林资源的危机还会延缓一些。后来，我们林场改叫“森林经营所”，以营林为主了。我经常广播的内容是改造次生林、营林什么的。
春天，没有什么菜，去年冬储的菜吃完了，今年的菜籽刚种下去，青黄不接。好在有大豆，上顿豆腐汤、下顿豆子汤，也能对付。年轻的厨师也不发豆芽，不知是不会，还是没耐心等着豆芽发出来。汤锅里，一点绿色也没有。
春天，山上的达紫香花开了，片片烂漫，让人眼前一亮。几个男知青从山上挖了一棵达紫香，栽到林场院子里，我们天天看着它，期待它能在身边烂漫，可是，它没能活下来，也许，它就喜欢山上林间，那是适宜它的清爽之地。
夏天的林子好美！乔木、灌木、草、花，一层一层，各有各的美。
然而走进林子，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美，林子里的蚊子小咬让人望而却步，经常有姑娘们被蚊子小咬折磨得叽叽歪歪，甚至掉眼泪。进林子干活儿，得全副武装，长衣长裤防蚊帽，捂得严严实实。
在密密的草丛里，潜藏着好多危险：草爬子，会传播森林脑炎；毛毛虫，让人不寒而栗；没准儿，还会遇到蛇。有一次，在女宿舍的大炕上，竟出现一条蛇，引来满屋一阵尖叫。一个男生进来，拎起蛇的尾巴，在又一阵尖叫声里，拎出去了。打那以后，我每次上炕，都仔细看看被子里边有没有藏着蛇。
在河东青年点，我们种菜、种黄豆，夏锄时，望着长长的垄沟发愁，什么时候到头啊！不管出多少汗，沾多少土，回到宿舍每人都只能分到大半盆热水，从头到脚，都是它了。谁要是洗头，得提前打招呼，多要点儿热水。 夏夜里，电影队来了，那就是节日。空场上挂起银幕，孩子大人早早地摆上小板凳。记得有一次，放映电影《春苗》，真好啊！那时，电影少，彩色的电影更少，它赏心悦目，给我们苍白的精神生活带来绚烂的色彩。银幕上，李秀明从竹林里走来，阳光照着她青春的身影，我好像看到另一个世界。男主角达式常不同于以往的银幕英雄，他不像王成，不像李向阳，不像杨子荣，他那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吸引着我。看完电影，大家都在谈李秀明，而我心里暗暗喜欢的其实是达式常，我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生怕别人看出来。看完电影回青年点的路上，河水波光粼粼，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一闪一闪，我有些恍惚，半梦半醒，真不愿从电影里出来。此后的日子，再也没有这样诗意的夜晚。
在万物茂盛的夏天，我的心却有些荒凉，因为没有书读。在深山老林里，我常常怀念黑龙江省图书馆的书库。那是下乡之前的几个月，我和同学在书库帮忙整理图书 ，收工后，可以把那些“文革”后一直封存的书带回家去看。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红与黑》……那些“禁书”上落满灰尘，我们如获至宝。在书库里，我好像站在大海边，摸到了海的边缘。遗憾的是，不久，我下乡了，再也没有那书库，再也没有书读了。林场里，有一个老高中毕业生，他有一本很旧的《唐诗一百首》，我千恩万谢借来，一首一首抄，他催着：“看完了吧？还我吧！”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报纸在林区成了“抱”纸，积压好多天的报纸，集中送来，一抱一抱的。不管报纸怎样旧，对深山老林来说，也是新消息；不管内容是什么，那毕竟是文字。我每次看到报纸，都急不可耐想看。有时没电了，我就从青年点的柴油桶里“偷”一点油，放在玻璃瓶里，再用旧鞋带做一个灯捻儿，点起这样的油灯，如饥似渴扑到报纸上。那时的报纸，主题经常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是在那种环境里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第二天清早，同宿舍的人都笑我。对镜一看，鼻孔都是黑的，那柴油的黑烟伴着报纸上的荒唐内容都被我吸进去了。
P13-15
敬一丹，1955年生于哈尔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感动中国》节目主持人。曾任黑龙江清河林区广播站播音员、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1986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8年入职中央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指导。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直播中国》《声音》《新闻调查》等栏目。主持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直播。
透过历史的后视镜望去，世上没有浪费的光阴，只有未曾思索过的生活。这本书是一幅大时代的拼图，粗看上去五色斑驳，细细品味起来，那些曾经的苦涩齐齐镀上了一层金色。这是一首迟来的青春之歌，那时我们正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年纪，被突如其来的时代大潮沾湿衣袖，却亦步亦趋终成正果。这是一部记忆的黑匣子，四十年前的个人体验终于得以言说、封藏，期待每一位后来者打开、解码。
——王石，兰州铁路学院74级学员，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
书中记录了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1966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中，有94万名工农兵学员成为特定时期中国大学的特定成员。岁月回望中没有批判谁也没有歌颂谁，它是一个历史的备忘录。书中汇集了一批早已退出人们视线的记忆。记忆中的群体曾被美誉、还被争议，也被忽略。但这群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提供了自己朴素有趣真切的大学体验，它是一本人生的特殊档案。
——王纪言，北京广播学院74级电视摄影班学员，凤凰研究院院长
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是中国教育特殊年代断环衔接式的自救现象，是当年许多忧心忡忡之人共同呼吁而成的权宜之计。愿望和成果，就当年而言，是对国家有益的，工农兵学员之大多数也确是好青年。此书从一个侧面留下了亲历者的真切记忆，有史料认识价值。
——梁晓声，复旦大学74级工农兵学员，作家
趁我们还没有忘记
敬一丹
微信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大学同学的微信群一直很温暖，但从没有像2016年秋天这样热闹，因为大家正在准备参加同学相识40年的贵阳大聚会。期待中，呼唤、寻找、回忆、感慨，群里的热度逐日上升，聚会越发让人向往。
突然，我收到小郑同学的短信：“王征走了，今晨。”
赶往他们家的路上，我又看王征前几天的微信：“特别想去聚会。”
小郑泪眼望着丈夫的遗像，低声告诉我，王征一直有心脏病，9月13日这天发病，没有征兆，没有留下什么话。
接下来的几天，同学微信群里一片哀声，那样深的同学情意，那样由衷的表达！告别那天，白花挽联覆盖了殡仪馆，也覆盖了微信群。
日子一天天过去，聚会的日子到了。
贵阳的小渝迎来四面八方的同学。同学就是同学，一见面就没有了时空的距离，我们瞬间回到40年前。
当年的情景，当年的故事，当年的话题，说啊说，说了好几天，也说不完。
然而，我们听不到王征讲故事了。
王征曾经在同学微信群里发过一些回忆录，写大学和知青的生活。他讲述的方式很特别，引来一片热烈的呼应，同学们也期待着下文。我也由此唤起自己的校园回忆，曾想写下来，但念头一闪而过，以后再说吧。
以后……王征没有以后了。我们还有多少以后？
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故事，不仅是我们的。如果我们忘记了，如果我们不留下痕迹，以后的人们怎么知道那些事情曾发生过？连我们的孩子都会模模糊糊将信将疑。
我问一个“80后”：“你知道什么是工农兵学员吗？”
他满眼迷惑。
看他拿起手机，我猜他要去百度了。
他会查到：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废止，高校荒芜，从1970年起，基层青年通过推荐上大学，称为“工农兵学员”。
那么末代工农兵学员呢？
还是我来告诉这个“80后”吧，我们就是末代工农兵学员。作为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工农兵学员存在了七届,共有94万学员。1976年入学的我们是最后一届。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才意识到，76级与77级的区别，不是届的区别，而是代的区别。
就是这样巧，我们入学、毕业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向后看，末代工农兵学员与往届工农兵学员不同；向前看，与77级、78级更不同。“末代”，这个词，有着多层次的味道，它带着特殊年代的旧痕迹，也有新时代的些微征兆；“末代”，意味着一种终结，也留下了绵长的回味。
不管怎样，这是一段历史。
一个个“我”的记忆，或零碎或模糊或鲜活或生动，如同一片片小拼图，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拼图，构成共同的记忆。
于是，我和同学们说，40年过去了，趁着我们还没有忘记，记录下来吧，给我们的孩子。
于是，有了这些文字，这些画，这些故事。
《我末代工农兵学员》是敬一丹及其同学作为国家最末一代工农兵学员的青春记忆，由20个同学的小故事集结而成，却以小见大。从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到知青岁月，从兵团战士到高原田野，于文化复苏之时进行选择与被选择……他们处于历史变革、时代变迁的交汇处，却在这巨大的历史洪流之中不忘初心，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真实而生动。另外，本书有许多生动的插图和照片并音视频二维码，绘声绘色，让人自然而然融入到那个年代。
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继畅销书《我遇到你》后的又一力作！王石、王纪言、梁晓声等推荐！
大时代、小故事。《我末代工农兵学员》由20个同学的小故事集结而成，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面貌。本书集文字、绘图、照片、老报纸、音视频二维码为一体，绘声绘色，让人不自觉地进入到他们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