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内目前第一部对现象学美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全书把现象学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作为全书研究的重心，并且贯穿始终。作者一方面关注各个现象学美学家在思想上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通过比较揭示他们相互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并且对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各家学说的明确判断和独立主张，进而使全书具有了宏观的理论视野和较强的历史感。

　　本书着力从现象学美学的方法论特征入手，系统地研究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茵加登及杜夫海纳等人的美学思想，以及他们在艺术、审美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行文流畅，思路缜密，时有新解，为一本具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著作。

导　言　现象学：一种本源性的思想追求

第一章　现象学与美学的方法论变革

　　第一节　二元论：传统美学的方法论特征

　　第二节　胡塞尔：超越自然主义

　　第三节　海德格尔：走向后形而上学的思想

　　第四节　萨特：走向现象学与辩证法的融合

　　第五节　梅洛—庞蒂：反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第二章　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

　　第一节　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

　　第二节　胡塞尔之后意向性理论的发展

第三章　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

　　第一节　胡塞尔：作为意向对象的审美对象

　　第二节　海德格尔：审美对象——存在真理之闪耀

　　第三节　萨特、茵加登和杜夫海纳在审美对象问题上的争论

　　第四节　讨论

第四章　审美对象与艺术作品

　　第一节　对于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的初步区分

　　第二节　艺术作品的结构形态

　　第三节　茵加登：艺术作品的具体化问题

　　第四节　杜夫海纳：作品、表演与公众

　　第五节　讨论

第五章　审美对象与其他对象

　　第一节　审美对象与生命对象

　　第二节　审美对象与自然之物

　　第三节　审美对象和实用对象

　　第四节　审美对象与能指对象

　　第五节　审美对象与世界

　　第六节　讨论

第六章　审美经验的构成要素

　　第一节　胡塞尔：审美经验是一种直观行为

　　第二节　萨特：审美经验是一种想像活动

　　第三节　梅洛—庞蒂和杜夫海纳：审美经验是一种知觉活动

　　第四节　茵加登：审美经验是一种情感活动

　　第五节　讨论

第七章　审美经验动态过程

　　第一节　呈现阶段

　　第二节　构成阶段

　　第三节　评价阶段

　　第四节　讨论

第八章　审美经验的主体间性特征

　　第一节　现象学的主体间性理论

　　第二节　萨特：写作活动的主体间性

　　第三节　乔治·普莱：阅读活动的主体间性

　　第四节　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的主体间性

第九章　现象学与西方现代美学

　　第一节　现象学与解释学美学

　　第二节　现象学与接受美学

　　第三节　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第四节　现象学与后现代主义美学

结　语　反对形而上学与现代美学的出路

参考书目

后　记

一、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接受与改造

尽管胡塞尔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实际上已经上溯到了由柏拉图所确立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和批判形而上学的任务。与之不同，在他的引导下走上现象学道路的海德格尔，其兴趣却从一开始就集中在本体论方面。按照他的说法，他最早的哲学兴趣就是由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存在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多种意义》所唤起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经区分了“存在(是)”的四种含义：属性、范畴、真假、潜在或现实。布伦塔诺通过对这四种含义的讨论，认为范畴意义上的存在乃是存在或是的主要含义。海德格尔由此而提出这样一个纠缠了他一生的问题：“如果存在者有多重含义，那么哪一种含义是它的主导的基本含义呢?什么叫做存在?”

海德格尔既然把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彻底改变了，自然也就必须对现象学的基本内涵进行一番改造。为此，他对现象学一词的含义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解释。通过词源学的分析，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是说：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而这也就是现象学的座右铭“面向事情本身”所表达的内涵。这表明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研究不需要拘泥于胡塞尔的看法，只需要符合现象学的精神和原则就可以了。按照这种精神，现象学一词所表述的就只是一种通过直接展示和描述的方式来把握对象的方法，至于究竟把握何种对象则并无具体的要求。因此，胡塞尔要求现象学必须把纯粹意识或先验自我作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站不住脚的。不过，这显然还只是从形式上确定了现象学一词的含义。深入一步来看，尽管现象学方法在理论上可以用来把握任何对象，但最需要研究的对象则是那些处于隐蔽状态的、未显现的现象，而这样的现象则只能是存在者的存在，因为存在者总是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现出来了，而存在自身则仍处于遮蔽状态，这就需要通过现象学的方法来加以把握。因此，“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意指这样的显现者：存在者的存在和这种存在的意义，变式和衍生物。”如此一来，现象学就成了存在论或本体论的研究方法，而存在问题则成了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论与现象学不是两门不同的哲学学科而并列于其他属于哲学的学科。这两个名称从对象与处理方式两个方面描述哲学本身。”

在彻底改变了现象学的研究对象之后，海德格尔又对现象学的方法进行了改造，使其转变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在他看来，现象学方法之所以具有诠释学的性质，首先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存在的意义问题所具有的形式结构所决定的。这一问题之所以能够被提出来，恰恰是因为我们对存在的意义已经有所领会，或者说我们已经活动在对存在的某种领悟中了，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此一追问。当然，这种领悟仍然处于一种前存在论的状态，因此尚无有关存在意义的明确概念可供利用。但这无论如何已经表明，我们所是的这种存在者——此在——在存在论上具有某种特殊的优先地位。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因此，探询存在的意义问题，就必须首先从存在论上澄清此在的存在机制。如此以来，以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为使命的基础存在论就成了现象学的基本任务。那么，关于此在的现象学分析何以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呢?这是因为，此在对于存在意义的把握并不是通过现象学的直观活动，而是通过诠释学上的理解和领悟活动来进行的。“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己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悟宣告出来。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与这种本源性的领会相比，直观活动的优先地位就被取消了：“‘直观’和‘思维’是领会的两种远离源头的衍生物。连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也植根于生存论的领会。”经此一番改造，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就被海德格尔转换成了关于此在的诠释学。P.40-42

　　当苏宏斌博士告诉我，他的《现象学美学导论》一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希望我为之作序时，我非常高兴并欣然允诺。宏斌曾是我指导的博士生，而《现象学美学导论》乃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进行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所完成的成果。宏斌是我比较优秀的学生之一。他的硕士导师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王元骧教授，元骧先生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前辈学者。在读硕期间，宏斌受到元骧先生的精心指导和严格训练，学业基础扎实，知识面比较宽。当年宏斌考取复旦后，元骧先生向我介绍、推荐宏斌的为人为学，对其业务发展潜力评价甚高且寄予厚望。在攻博期间，宏斌果然不负导师期望，学习刻苦勤奋自不用说，给我印象尤深的是他视学问为神圣的那种专一，和对学术问题追根究底的那股钻劲。记得有一次在我家里，他和他的“大师兄”李钧博士一起讨论学问，时间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他俩仍旧在争论不休：原来李钧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海德格尔乃是现象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而宏斌一入学就决定博士论文做现象学美学课题，但他对怎样理解海德格尔的某些观点与李钧看法不同，所以他“揪住”李钧不放，硬要与李钧争个水落石出，那股牛劲在那一次我总算领教了。正是凭着这股牛劲，他把那篇研究现象学美学的博士论文写得相当扎实而有深度，受到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基础，才会有现在这部很有学术分量的书稿。 　　该书三十余万字，概括起来，大体上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探讨现象学思想对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贡献。该书这部分首先对传统美学的方法论特征——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而后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对现象学美学在批判和超越形而上学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从而把现象学思想从根本上揭示为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我觉得这一点是抓住了现象学思想的关键。现象学作为一种思想运动，虽然也出了几位重要的美学家，但其主要成就和影响在哲学领域；说它对西方美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方法论方面，体现为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突破和超越，我个人是赞同的，认为是言之成理的。 　　第二、讨论现象学的审美对象理论。现象学美学的几位代表人物按照现象学的方法，都建构起了各自的审美对象理论，并把审美对象理论作为他们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现象学美学的重要特点之一。该书分别从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审美对象与艺术作品以及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等不同角度，全面地介绍了现象学所建构的审美对象理论，并对各位现象学美学家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多见，因而宏斌的研究有一定的开拓性。 　　第三、探讨现象学的审美经验理论。该书这部分对现象学美学有关审美经验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主要包括审美经验的构成要素、审美经验的动态过程和审美经验的主体间性等三个方面。在现象学美学中，审美经验理论是与审美对象理论相对应而又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的方面，是整个现代西方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该书的研究在国内也是比较领先的，不仅对现代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而且对当代美学理论建设也有参照、借鉴作用。 　　第四、研讨现象学与西方现代美学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部分该书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探讨：一个方面是影响研究，分别探讨了现象学美学对解释学美学、接受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美学所产生的影响，借以展示现象学美学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另一个方面则是在该书结语部分，作者进一步把现象学美学置于整个西方现代美学的背景之中，把现象学美学与现代西方的各种重要美学思潮进行比较，从而全面、准确地把握住了现象学美学在现代美学中的地位，同时也从现象学的角度对当代美学的出路进行了探讨。这一部分我觉得写得清晰而精彩。作者将现象学美学放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史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西方美学史中，通过纵横比较加以全方位的审视，把它从思想来源到流变影响的来龙去脉阐述、揭示得一清二楚；在阐述中，作者提出了不少独到、精辟的见解，读来相当解渴。这一点请读者自己去看书，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 　　总体上看，我感到该书在理论上有一些特色，主要是： 　　首先，该书是国内目前第一部对现象学美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现象学美学的研究主要还限于对各个美学家的专题研究，而对于他们相互之间的异同以及在思想上的传承和影响关系等重要内容，则似乎还注意不够，而这方面在我看来属于现象学美学更深层次的研究。该书的研究不但对这一缺陷有一定的弥补，而且在特定意义上还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其次，该书把现象学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作为全书研究的重心，并且贯穿始终。这一做法，我上面已经指出，应该说抓住了现象学美学在理论上的主要成就与贡献。对于2l世纪我们中国美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和突破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第三，该书十分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作者一方面关注各个现象学美学家在思想上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通过比较揭示他们相互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并且对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各家学说的明确判断和独立主张。这就使得该书更有理论深度。 　　第四、该书研究的对象尽管是现象学美学，但却如前所述，始终注意把现象学美学置于西方现代美学乃至整个西方美学的大背景之中来加以观照，因而使这一研究具有了宏观的理论视野和较强的历史感。 　　总的说来，我感到宏斌这部著作还是比较成功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完美无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在我看来，由于是对现象学美学的整体研究，因而所涉及到的哲学家和美学家较多，这就给研究工作增添了诸多困难，难免有论述不全面、不到位之处；此外，该书所探讨的问题——批判和超越形而上学——乃是整个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尽管作者为此做了艰苦的努力，但只能说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还有许多问题尚待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我希望宏斌能够再接再厉，继续把这一研究深入下去，争取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3年6月写于复旦园

　　展读眼前的这部书稿，我不禁为自己九年前的决定感到“后怕”：一部博士论文的选题，竟打算把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海洛—庞蒂、茵加登、杜夫海纳等现象学哲学和美学的六大家“一网打尽”，这“野心”未免也太大了吧!试想一下，即便任选其中的任何一人，又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研究课题呢?不过说老实话，我当初选择现象学本身也并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篇博士论文，而是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基础来追求的。那么我为什么会对现象学寄予如此厚望呢?这还得从我当初学习和研究文艺学的经历谈起。 　　我与文艺学结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就读于王元骧先生门下，由于受业师学风的影响，也由于自己过去有理工科学习的基础，思维方式倾向于抽象和思辨一路，因而兴趣一开始就集中于文艺学的基础理论方面。然而这种研究尽管是我的兴趣所在，却也让我深以为苦，原因并不在于理论探索本身的艰难，而是因为苦于无法走出老师的阴影，获得自己的理论立足点。王先生学风严谨，功底深厚，思路缜密，每有论述即成定论，难以超越，因而阅读他的著作常常既让我受益匪浅，又总是感到绝望，因为似乎自己再也无话可说了。这种现象在我们谈论的话题重叠之时就变得尤为尖锐。记得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本来定的是《文学价值论研究》，尽管我经过了一年多的准备，也研读了大量的相关著作，但在写出了数万字的初稿之后，却发现并未超越先生在一篇短文之中的扼要论述，最后只能临时换题了事。这类挫折遇得多了，我渐渐开始反思其中的原因，发现除了学术修养和理论储备方面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先生所坚持的辩证思维的方法。“辩证法”一词在我国几已家喻户晓，略有学养的人便动辄挂在口边，理论界更是整日操持不已，然而在许多人那里这却已沦为一种思维的教条和诡辩，从而极大地败坏了辩证法的声誉。而在王先生这里却大相径庭，他固然也将辩证法视为一种思维的方法，但却从来不是将其当作一种规范和剪裁事实的框架，而总是从所讨论的问题出发，发现事实本身中所蕴含的辩证因素，从而将辩证法还原为一种活的思想事实(我以为这正是辩证法的力量之源)。经此一还原，王先生的辩证法自然威力非凡，绝无任何教条与诡辩之嫌。先生在学界名望卓著，人们总是推崇他的文章功底扎实，说服力强，作为与他朝夕相处的弟子，我对此当然更是感同身受。 　　愚拙如我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份功底是艰苦的思想训练所致，此外并无捷径可走。然而初涉学界的我尚有一种“血气之勇”，正面突破一时无望，便捉摸怎样才能另辟蹊径，出奇制胜，也就是寻找另一种同样充满威力的思想方法。这一愿望由于我对当时学界状况的观察和反思而变得更加迫切了。出于对基础理论问题的兴趣，我对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界的历次重大争论进行了长期和系统的关注，诸如有关反映论、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等问题的讨论皆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应当承认这类讨论对于推进文艺学研究还是大有帮助的，这使我们的理论体系彻底摆脱了过去那种机械反映论的思想束缚，注意到了文艺活动的主体性、审美性和价值性特征。然而另一方面，这类讨论又暴露出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首先，论争双方都持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方式，把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等二元对立的范畴视为当然的前提，这就使他们在讨论中总是各执一词，势不两立，每当一方指责另一方具有教条性和机械性特征的时候，对方必然反指其为主观论和唯心论，而奇怪的是双方又不约而同地宣称自己的观点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要求。在我看来，这种外部强加的辩证法离诡辩实在是相去不远。其次，前一问题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各方观点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近代思想的科学主义倾向，原因就是二元论作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必然把理性置于感性之上，因而艺术和审美活动也不得不屈居于哲学和科学之下。从柏拉图到近代的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一点，而我国的文艺学界也在不断地重蹈这一覆辙。这类思考使我越来越明确了这样一个想法：只有从根本上超越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才能使我们的文艺学研究摆脱这种方法论上的困境。 　　正是这一想法促使我把目光转向了西方现代的哲学和美学。起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思想，因为他们对于直观活动的强调让我看到了使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真理性得以确认的真正希望。不过，这种思想浓厚的非理性倾向又使我深感不满，因为这使其无法理性地揭示直观活动的内在机制。正在这时，倪梁康先生对胡塞尔思想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使现象学思想进入了我的视野。毋论其他，单是“本质直观”这个名词就道出了我长久以来的“隐秘渴望”。“还原”、“悬搁”、“意向性”，正是这些带有几分玄奥和神秘色彩的术语把我引向了梦幻般的现象学世界。差不多与此同时，孙周兴先生的海德格尔研究也产生了全国性的反响，随后，萨特、梅洛—庞蒂、舍勒、茵加登、莫里茨·盖格尔、杜夫海纳……这一长串光芒闪耀的现象学之星便纷纷映入我的眼帘，一时间令我应接不暇，头晕目眩。在初次涉猎之下，这些名家的思想都令我心醉神迷，难以割舍。好在我还保持着一丝的清醒：我接触现象学的初衷乃是获得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启迪，因此我必须尽量撇开枝节问题的干扰，直入现象学之堂奥。抱着这种思想，我没有埋头扎入某一个现象学家的思想之中，而是始终在不同的现象学家之间游移，试图通过梳理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把握到贯穿他们思想道路的那根现象学“红线”。 　　当然，初涉现象学之际，这还只是一个模糊但却强烈的念头，正是这个念头促使我下决心从教学工作中抽身，去攻读博士学位。这个决定得到了王元骧先生的支持，他还建议我去复旦大学师从朱立元先生，并借一次学术会议之机为我做了正式的引荐。初识朱先生，我就为他平易的态度和敏锐的思维所折服，从而坚定了我求学的意志。回想在先生门下的三年时光，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幸福记忆。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在先生家里畅谈、激辩，有时是和先生，有时是和师兄、同学。现在想来，当时的我不揣学识之浅陋，激扬文字，指点天下，实在是既狂妄又可笑，然而先生却从不以为忤，总是和颜以对，善做引导，无论时间再晚也无倦厌之色，至今思之，铭感不已。我常想上天对我何幸，竟能连遇两位名师!而我迄今学无所成，又是何等汗颜啊! 　　回想复旦游学之经历，师兄弟们的音容如在目前。大师兄李钧才思敏捷，个性十足，与我争辩常是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同学陈英武则含而不露，引而不发，擅于平淡处突出锋芒；另有邻舍的哲学系同学宋宽锋、郭世平兄时来晤谈，面授机宜，令我获益匪浅。时吴炫兄亦在朱老师门下求学，其成名作《否定本体论》正名噪一时，遂得以与之长相晤谈，亦多有所得。除去学术上的相互砥砺之外，尚时相邀约，与徐清泉、张天曦、苏保华、刘轶、张江南、姚君喜诸位师兄弟以及申海波、欧阳文和诸友，会饮于复旦南区之村野酒肆，酒酣耳热之际，嬉笑怒骂，放浪形骸，诚人生之快事!犹忆于夜半时分巧遇三二韩国留学生，酒到杯干，共斥倭人，几至怒发冲冠而相见恨晚。呜呼!而今与诸友山海相隔，相逢无期，能不叹乎人生之无常、光阴之倥偬! 　　回到我的学业上来，虽有老师的引导、同学的启发，但我的研究工作仍旧十分艰难。这当然主要是由我自己选定的研究方向所决定的。其实我当时就很清楚，这条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我无法按时完成一篇合乎要求的博士论文，因为对这么多的现象学大家进行一种全面的比较和分析，无论是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还是在思路的摸索和臻定上，都提出了何其艰巨的任务!这与我当时的知识储备和学术功底相距实在是太遥远了。好在朱立元先生时刻关注着我学业的进展，对于我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总能适时地加以引导，对于论文框架的确定以及具体的写作等等更是提供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和帮助，对于我完成论文可说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然，说“完成”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因为我自知自己的论文离这一课题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在通过答辩之后，我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进一步地阅读资料，深入思考。加之这些年来国内涉足现象学美学的学者日益增多，与我师出同门的张旭曙、刘旭光，以及同出复旦的张永清诸兄皆不断有佳作问世，同时借学术会议之机，我也得以与陈家琪教授、成中英教授等国内外名家近距离交流，这些都使我得以不断地改进自己的研究。因此成书之际，论文的原有框架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原有的内容也只有少数得到保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是一部全新的著作。不过时至今日，我也不能说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一课题。有时，我甚至会涌起一股冲动，等将来自己对现象学的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了，再来对这一课题进行一种全新的审视，因为我深知现象学思想博大精深，遍地珠玑，非长期浸淫绝难窥其堂奥，以我今日之学养，实在还只是得其皮毛而已。更何况我还有一个“狂妄”的“野心”：不仅要研究现象学美学，而且有朝一日能够进行现象学的美学研究! 　　这部书稿迁延日久而终能面世，也离不开许多师友的倾力相助。如果没有廖可斌、楼含松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此书就无法顺利地入选“浙大学术精品文丛”；在成书的过程中，徐岱、徐亮等老师和同事，以及王岳川、邱明正、徐碧辉等先生都曾提出过宝贵的建议，这些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我还想把此书献给妻子胡嘉临和年幼的儿子苏慕枫，他们是我生活和事业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苏宏斌 　　　　　　　　　　　　　　　　　　　　2005年6月25日记于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