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重要的作家，代表作有《罪与罚》、《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的处女作《穷人》获得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的赞扬，被誉为第一部俄国社会小说。其文学风格对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哲学家尼采承认曾受惠于他，法国作家萨特称赞他对理性的专横的谴责有助于鼓舞他本人的存在主义信念。本书汇集了十四位俄罗斯思想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的评论，再现了一代人的“精神领袖”的理想和追求。

《精神领袖——白银时代俄国批评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论文集。作者索洛维耶夫、列昂契耶夫、罗扎诺夫、舍斯托夫等均是俄国宗教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埃亨瓦尔特和维亚契斯拉夫 伊凡诺夫的文章堪称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经典之作。这些思想家、批评家和学者的论述，不仅有助于全面、整体地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有助于深层次地了解俄罗斯文化在苏维埃时代被掩蔽的一部分。

本书主要篇目有：弗·谢·索洛维约夫的《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主教的《从牧人视角研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沃尔什基（格林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道德问题》、瓦·瓦·罗扎诺夫的《为什么我们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亲切》、谢·尼·布尔加科夫的《作为哲学典型的伊万·卡拉马佐夫》、维·伊·伊万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性长篇小说》、鲍·米·恩格尔哈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意识小说》、瓦·列·科马罗维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和谐”》等。

弗·谢·索洛约夫

 一八八一年一月三十日在高级女子讲习班

 悼念费·米·陀思妥耶斯基的演讲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

 驳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立“新”基督教的责难

康·尼·列昂季耶夫

 论普世之爱

阿·利·沃伦斯基

 爱上帝的人

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主教

 从牧人视角研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

沃尔什基(格林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道德问题

瓦·瓦·罗扎诺夫

 弗·索洛维约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之间的龌龊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

 为什么我们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亲切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

尼·亚·别尔佳耶夫

 《宗教大法官》

 斯塔夫罗金

谢·尼·布尔加科夫

 作为哲学典型的伊万·卡拉马佐夫

 荆棘冠冕

维·伊·伊万诺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悲剧性长篇小说

 补论：长篇小说《群魔》的基本神话

尤·伊·艾亨瓦尔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

列·舍斯托夫

 克服自明性

鲍·米·恩格尔哈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意识小说

瓦·列·科马罗维奇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和谐”

在人类的原始时代，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和祭司，宗教理念支配着诗歌，艺术是为神灵服务的。后来，随着生活渐渐复杂，出现了建立在劳动分工上的文明，艺术便像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开始独立，脱离宗教。如果原先艺术家只是神灵的仆从，那么现在艺术本身成了神灵和偶像。出现了献身纯艺术的人士，对他们来说，艺术形式的完美成了首选，无须顾及任何宗教内容。这种自由艺术的两度春光(在古典世界和新欧洲)是绚丽的，但并非永恒。新欧洲艺术的百花盛开就在我们眼前结束了。花朵凋谢，刚刚开始结果。要求初生果具有成熟果的品质是不公平的，只能预测这些未来的品质。确实应当这样对待艺术和文学的现状。现在的艺术家不能，也不想服务纯美、构造完美的形式；他们寻求内容。但他们和艺术原先的宗教内容格格不入，于是整个儿转向眼前的现实，对现实的态度具有双重奴性：第一，他们竭力奴隶般地摹写这一现实的种种现象；第二，他们尽量同样奴隶般地服务当前的迫切问题，满足眼下的社会情绪，宣扬流行道德，认为这样做能使艺术变得有益。当然，这两个目的无论哪个都无法达到。徒劳追求伪现实细节的同时，必定丧失整体的真正现实；努力把艺术和外在的教化性和有益性结合起来，损害艺术的内在美，势必把艺术变成世界上最无益和最无用的东西。因为很清楚，蹩脚的艺术作品，即便意图再好，也不能教化什么，不能带来任何益处。

理直气壮地指责艺术的现状和它的主流倾向十分容易。创作的普遍衰败和对美的理念的部分侵犯太过触目——但是，理直气壮地指责这一切又是不公平的。在这粗糙、低劣的当代艺术中，在这双重奴隶的外表下，藏匿着上帝伟大的佐证。当代现实和从艺术直接受益所提出的要求，在目前粗糙和愚昧的实施中毫无意义，然而暗示了那种崇高，且又绝对正确的艺术理念，后者无论是纯艺术的代表，还是批评家，都还没有涉及。当代艺术家不满足于形式美，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希望艺术是一种现实力量，可以升华和再造整个人类世界。原先的艺术让人忘掉统治世界的黑暗和凶恶，把人引向自己平静的高空，用自己的光辉形象娱乐人的心情；现在的艺术恰恰相反，让人关注黑暗和生活的凶恶，有时带有照亮这片黑暗，制服这种凶恶的朦胧希望。但是艺术能从哪儿获得这种光明和复兴的力量?如果艺术不应局限于让人忘记凶恶的生活，而应改善这种凶恶的生活本身，那么这一目标并非简单地再现现实可以达到。描写还不是改造，揭露也不是纠正。纯艺术使人离开尘世，飞向奥林匹斯群峰；新艺术带着爱和同情回归尘世，但并非为了沉入尘世生活的黑暗和凶恶，因为这不需要任何艺术，而是为了医治和更新这种生活。为此需要参与和接近尘世，需要对尘世的爱和同情，但还需要某种更重要的东西。为了强有力地影响尘世，扭转和再塑尘世，需要借助，并对尘世施以非尘世的力量。艺术虽然已经独立，脱离宗教，但是仍应和宗教建立新型的不受约束的关系，艺术家和诗人重又应当成为祭司和神的代言人，不过已经是在另一种更加重要和崇高的意义上：不仅宗教理念应当掌握他们，而且更是他们自己应当掌握宗教理念，自觉地驾驭宗教理念的种种尘世体现。未来的艺术在本身经历了长久考验以后，必定自动回归宗教，但这绝非尚未脱离宗教的原始艺术。

虽然现代艺术具有反宗教性质(表面上看)，但锐利的目光还是能够从中识别未来宗教艺术的一些不甚明朗的特征，具体地说，是在两种趋向上：一是在微乎其微的物质细节上完全体现宗教理念，使之和现实几乎完全融合；二是努力作用于现实生活，按照众所周知的理想要求纠正和改善现实生活。确实，这些要求本身还相当低下，它们引发的努力还无济于事。现实主义艺术没有认识到自己任务的宗教性质，因此拒绝惟一坚实的支点和强大的杠杆，难以在这个世界上产生自身的道德影响。

但是当代艺术的这种粗糙的现实主义，整个儿只是一层硬壳，暂时包裹着未来的飞翔诗意。这不是单纯的个人期望——有许多正面事实使人产生这样的遐想。已经出现了一批艺术家，他们从主流的现实主义出发，即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踩着它低下的基础，却悟出了宗教的真谛，把自己作品的宗旨和它联系起来，从中汲取自己的社会理想，用它升华自己的社会服务。如果在当代现实主义艺术中，我们似乎正在看到新的宗教艺术的预告，那么这一预告已经开始实现。暂时还没有这一新的宗教艺术的代表，但已经有了它的先驱。这样的先驱之一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按照自己活动的类别，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擅长长篇小说的艺术家，尽管在这一或者那一方面，不如某些同行，但在所有同行面前，他拥有一项主要优势，那就是他不仅看到自己周围，而且往前看得很远……

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所有优秀的长篇小说家都是怎样遇到他们周围的生活，生活怎样形成和表现，就怎样取材——按照生活现存、固定和清晰的模式。冈察洛夫和托尔斯泰伯爵的长篇小说尤其这样。他俩再现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俄罗斯社会(地主、官员，有时则是农民)，它那早已存在，然而部分已经过时或者正在过时的日常生活模式。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就其艺术对象来说，绝对属于同一类型，尽管他们的才华迥然不同。冈察洛夫的特点是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因此他能塑造奥勃洛莫夫这样的覆盖整个俄罗斯的典型，在其他任何一位俄罗斯作家笔下，我们都找不到在典型性上能与之匹敌的形象。至于列·托尔斯泰，他的全部作品之所以出众，不是因为典型的宽泛覆盖(他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成为普通名词)，而是因为绘声绘色的写作技巧，人和自然生活中各种细节的生动描述，况且他的主要功力在于细致地再现心灵现象的机制。但是无论外部细节的这种描述，还是这种心理分析，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背景，也就是现有的、已经形成的生活，具体地说，俄罗斯贵族家庭的生活，加上几个更加固定不变的普通人形象作为陪衬。士兵卡拉塔耶夫太过驯顺，他的身影根本遮不住几位贵族老爷，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形象也无法拓展这一狭窄的视野：欧洲霸主的展示仅仅局限于他和俄国贵族生活的接触；而这一接触篇幅很少，譬如，那次著名的梳洗。其中，托尔斯泰伯爵的拿破仑可以当之无愧地和果戈理的贝特里歇夫将军较量。在这个静止的世界里，一切都已明确，一切都已固定：如果想要什么别的，想要奋力走出这个框框，那么这不是奋力向前，而是奋力向后，走向更加简单，更加没有变化的生活——自然界的生活(《哥萨克》、《三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具有完全相反的性质。这里一切都在骚动，什么都未定型，一切都才刚刚开始。这里小说的对象不是社会的生活，而是社会的运动。我们所有优秀的小说家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把社会的运动当作自己创作的主要对象。在这方面一般都拿屠格涅夫和他比较，但没有足够的依据。评定一位作家的普遍意义，应当选择他的优秀作品，而不是相反。屠格涅夫的优秀作品，尤其是《猎人笔记》和《贵族之家》，所提供的精彩画面，绝对不是社会的运动，而只是社会的状态——仍是我们在冈察洛夫和列·托尔斯泰笔下看到的那个陈旧的贵族世界。尽管后来屠格涅夫长期关注我们社会的运动，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但这一切的内涵他未能把握，所以专写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处女地》)实际上完全失败。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屈从他周围那些主流思潮的影响，没有驯顺地追随社会运动的各个阶段——他预见了这一运动的众多转折，事先评判了这些转折。他有权评判，因为在自己的信念中有评判的标准，他的信念使他高于各种主流思潮，使他比这些思潮看得远得多，不受它们的迷惑。出于自己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准确地预见了整个运动遥远的最高目标，清楚地看到了脱离这一目标的种种偏向，理所当然地进行评判，公正地谴责了这些思潮。这种公正的谴责仅仅指向社会运动的错误道路和愚蠢方式，而不是指向运动本身，后者是必须的、期待的；这种谴责指向社会公正的恶俗理解，指向虚假的社会理想，而不是指向寻求社会公正，不是指向实现社会理想的努力。这一社会理想即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也还在前面：他不仅相信过去的天国，更相信未来的天国，明白为了它的实现必须付出劳动和创立功勋。谁了解运动的真正目标，谁就可以，而且应当评判脱离这一目标的种种偏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权这样做，更是因为他原先亲自体验了那些偏向，亲自站在那条错误的道路上。积极的宗教理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大高于那些主流的社会思想，但这一积极的理想在他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他在长期艰难的斗争中苦苦思索的结果。他评判他了解的东西，他的评判是公正的。对他来说，最高真理越清楚，他对社会运动错误道路的谴责也就越坚决。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活动的宗旨，或者说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在于解决这一双重难题：社会的最高理想和达到这一理想的真正途径。P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