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文艺学前沿丛书”旨在出版当代学人的有研究深度的著作，以推进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不同思维向度。本书是丛书之一，以纵向的学术态势探讨文学批评问题，从民族文论传统的历史反思中，历时态地清理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征——心灵化批评范式，廓清这一思维特征的缘起、流变、结构形态和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以及其在文学转型中的发展前景等。

序言一 王岳川

序言二 欧阳友权

绪论

第一章 心灵化批评形成的渊源

第一节 心灵化批评的发生学渊源

一 原始思维的泛联系性

二 中国初民的语言文字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凝定

第二节 心灵化批评的社会学渊源

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

——审美的而不是对立的观照方式

二 家国同构的社会联系观

——同类比附的批评方式的形成

第三节 心灵化批评的哲学渊源

一 《易经》中反映出的中国哲学渊源

二 万物感应的泛联系观

第四节 心灵化批评的创作学渊源

一 比兴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二 楚辞中的寄托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三 音乐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第二章 心灵化批评的思维特征

第一节 心灵化批评的接受方式——体悟型思维

一 泛联系哲学观下的体悟型思维

二 体悟型思维的表现形态

第二节 心灵化批评的分析方式——系统型思维

一 系统型思维的网络式层次观

二 横向联系路径与文本解读

三 纵向联系路径与文本解读

第三节 心灵化批评的言说方式——比类型思维

一 比类型思维的特征

二 比类型话语的具体表现

三 比类型话语的优长与缺陷

第三章 心灵化批评的流变

第一节 发展期(先秦一两汉)

一 泛联系的文学接受观

二 感应论下的文学接受者的主观读入

三 理性主义萌芽对主观意志读入的修正

第二节 成熟期(魏晋一隋唐)

一 “言意之辨”与“象”的提出

二 人物品鉴与言语独断

三 “物一心志一物象”主体融入模式

四 “取境”思维与意象批评的成熟

第三节 凝定期(两宋～明清)

一 理性主义思潮的崛起

二 心学反叛与感性思维的回归

三 禅宗思维的抵抗

四 士大夫的边缘化与批评话语的心灵化

五 心灵化批评的凝定

第四节 批评主体的生存状态与私人话语的形成

一 士大夫生存状态的二重性

二 士大夫性格的二重性

三 集体话语的丧失

第四章 心灵化批评的运用

第一节 有意误读

一 有意误读的形成

二 有意误读的特征

第二节 比较定位

一 比较定位方法的特点

二 比较定位方法的运用

第三节 通感批评

一 “滋味说”的确立

二 其他通感式文学批评范畴

第四节 诗意的形式

一 批评文体的诗化

二 批评话语的诗意化

第五节 知音赏鉴

一 追求心灵契合的批评目的

二 趣味性的文本解读

三 见仁见智的阅读体悟

结语 文学转型与心灵化批评的前途

一 市民感性的崛起与文学的边缘化

二 文学批评话语的民间取向与个性取向

三 心灵化批评是文学转型的硕果仅存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诗格。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诗，“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诗，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化一统也。……

我们不必嘲笑这里的比附是多么荒唐，我们应当深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细致入微的比附，因为它是中国文论中常见的现象。再如张惠言《词选》论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词云：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遂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 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①

这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特有的误读方法。关于这种方法我们会在后面专门讨论，这里，我们需要分析的是这类比附行为的思维路径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看到，上述的例子中是人们有意地把自然物象同人事联系起来，其实与图腾思维的路径是一致的：即透过事物间的某种同构性建立对事物的理解，尽管这些类比仅仅只看重表象同构，而非内在本质的同构。这种类比实际上也是联想，也就是被事物间某种同构关系所提示的对事物之间联系的理解。随着人类这种类比手法运用的逐渐圆熟，某种类比物也逐渐积淀了丰厚的人类认知信息，并凝固化为一定的意义，这种类比物也就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象征符号。比如，汉语语境中的“柳”，最终成为相思和伤别的象征符号，最初也仅仅源于“柳”、“留”之间语音的同构关系。这种同构仅仅是表象上的，同各自的内在意义毫无关系。只不过后来人们用得多了，普遍了，它就成了约定俗成的符号。所以，当柳永咏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时，无须任何附加解释，在当时汉语语境之下的人们会很容易地识别出其中所象征的浓郁的伤别气息。

P30-31

王岳川

中国当代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构成的一种特殊的张力场。

在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热核战争的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今日世界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样化。

本土化和全球化从来都彼此依存，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不仅在冲突中融合而成，而且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高的融合。“文化对话论”既不是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也不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是坚持通过对话求同存异，从而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互动。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尊重差异性文化。多元文化主义与特定时代的社会、家庭、婚姻、宗教、教育和种族变革紧密相关。多元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西方中心话语压抑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人类体现出“东方智慧”，使得东方智慧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中成为新世纪社会文化的有效资源，由此展开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将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人类的生成是同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对象化紧密相关，“人类文化”其实是文明发展中不断升华生成的“文化人类”。人类经历了手写文明时期、印刷文明时期和无纸工业文明时期。这三个文明时期呈现出人类精神文明演进的历史，也是人各种素质的伸张史。但在转基因时代，人的精神生命不断发生变异，文明载体与人的精神生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中。如何在新世纪网络人、股票人、投机人、经纪人充斥世界之时，在图文时代虚拟的全球化时代，以新的理论视野强调人的身体和精神和谐的全面发展，似乎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网络传播时代，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使得口语写作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的价值，日常生活感成为这个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到文字的速朽，文字的魅力不再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是不断生产又不断被覆盖。从珍惜语言到滥用语言，语言成为随波逐流的无思平台；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自足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和文学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艺术肉身化挤压精神性成为时代的标识。

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性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艺术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一一无时间。于是文化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绿色生态化，使人在“红色写作”之后不坠入“白色写作”的怪圈，而是进入“绿色写作”的良性氛围，需要文学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因为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地位。

研究文艺学离不开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这是塑造新世纪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我们只有在东西方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清醒地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社会转轨中建立有效的公共话语空间。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化阐释问题，而是跨国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定位和呈现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形象不断完善、丰富、发展和创新的前提。

中国形象的重新书写当会整合华夏文化精神，展示文化哲人群体精神人格风貌。历史和文化的真正价值，集中体现在那些伟大而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思想家身上。他们以创造思想更新观念为己任，关注苦难的人类命运和未来前景，在精神人格和独立思想中从事历史文化精神的遗产的新阐释。然而，真正的思想者又是孤独的，社会文化或知识增长往往是靠少数真正独立不倚的思想者的坚韧推进，而大多数人却在享受思想成果的同时，又使思想的革命性消解成习惯的残余物，或以世俗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如何透过文化历史的幔帐，去寻绎民族精神的时代更迭演变的“思想型”问题，在传统与现代的复杂论域中，以生命体验穿过每个思想者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硬壳，对其前提和问题的解决提出新的质疑，从中追踪中国文化学术增长中那真正获得延伸的“思想本身”。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套由中南大学文学院策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学前沿丛书》，旨在分批出版当代学人的有研究深度的著作，以推进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不同思维向度，使中国文艺学在译介西方文论之后，能够有效地开始自身文论话语的重建，并不断地获得中国文论身份和文化创新意识。

2005年2月28日于北京大学

这部书稿真是命运多舛：在写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的计算机系统突然崩溃了。最令人可惜的还不是已写成的七万多字，而是对写作这部书有着巨大帮助的多年积累的读书笔记。这个突发事件甚至使我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在此，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欧阳友权教授，如果没有他的反复鼓励和支持，我恐怕是没有勇气坚持下去的。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蓝爱国君和杨雨博士。蓝爱国君牺牲了自己许多宝贵的时间把我的稿子通看了一遍，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我如获至宝地把其中有些意见据为己有，但遗憾的是还有一些很精彩的想法，由于本人的才力和时间的限制，无法将其表述到本书中，但我想，它们一定会为我今后的学术思考提供帮助的。杨雨博士更让我直接利用了她大量的学术成果，并通读了全稿，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我们文学院的研究生们，王晓东、张萌、何泽仪、张雪梅、谢凤英诸君不辞风雨，奔波各处帮我查阅和核对引文，并认真地校阅书稿。彭婷、曾辉、文迪义、贺日波诸君也为本书引文的校对付出了许多心血。正因为他们的劳作，使我不再把这部书看成个人的成果，而是集体的结晶，这也是我最终敢于把这部粗陋之作公之于众的原因。

此志。

白寅

2004年12月17日记于湘江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