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该书内容丰富，包括政治、军事、农桑、数术、天文、历法、教育、音乐、礼制、养生等诸多方面，还保存了古代许多遗文轶事和学术资料。再加上其原著以文言文的形式呈现，为方便众多想学习和了解《吕氏春秋》的读者朋友更好地理解和吸收。

《吕氏春秋》也叫《吕览》。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是杂家代表著作。全书26卷，内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160篇。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及阴阳家言。《吕氏春秋》汇合先秦各派学说，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基础。在议论中引证了许多古史旧闻和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知识，《上农》、《任地》、《辩士》、《审时》等4篇保存了先秦农学的片段。

前言

纪部

 本生

 重己

 贵公

 去私

 功名

 尽数

 先己

 论人

 劝学

 尊师

 用众

 适音

 荡兵

 怀宠

 论威

 简选

 决胜

 爱士

 顺民

 审己

 精通

 节丧

 安死

 异宝

 异用

 至忠

 当务

 长见

 士节

 介立

 诚廉

 不侵

览部

 去尤

 听言

 谕大

 孝行

 首时

 义赏

 慎人

 遇合

 慎大

 权勋

 下贤

 顺说

 贵因

 察今

 先识

 悔过

 察微

 去宥

 审分

 慎势

 审应

 精谕

 离谓

 淫辞

 不屈

 应言

 高义

 上德

 用民

 适威

 为欲

 贵信

 举难

 达郁

 行论

 骄恣

论部

 爱类

 贵卒

 慎行

 疑似

 察传

 贵直

 直谏

 不苟

 赞能

 贵当

 别类

 慎小

 上农

春秋战国时代，统治天下的周王室及周代的礼乐制度对诸侯国的约束力越来越弱，诸侯国各自为政，“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相互攻伐兼并，征战不休。同时，伴随着贵族阶层的衰落，士阶层渐渐兴起。面对政局的混乱与人民的困苦，很多有智识的士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方案，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主张恢复周代的礼制，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道家倡导无为，法家注重法与术，名家提倡“正名实”。士人们在各国间四处游说，希求自己的主张得到君主们的采纳。有的士人进而著书立说，可称为中华文化“元典”的经典著作大都在这一时期逐步成形。

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混战，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中国的政治版图呈现出统一的趋势。战国中后期，秦、楚、魏等国任用商鞅、吴起、李悝（kuī）等人主持变法，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根本性的变化。经由变法强大起来的秦国最强盛，在战国七雄中首屈一指，拥有了重新统一天下的实力。与此同时，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整合、统一的趋势，于是在强大的秦国诞生了一部囊括各家学说、整合各种思潮的著作——《吕氏春秋》。这部书由秦国权相吕不韦组织编纂，历来被视为杂家的代表著作。

一、吕不韦其人

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史记》《战国策》中记载了吕不韦的生平事迹，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战国纵横家书》也载有与他相关的内容。我们对吕不韦生平的了解主要来自这些文献。

吕不韦是濮阳或阳翟（dí）人，阳翟即今河南禹州。家庭从事商业，“往来贩贱卖贵”，在各国之间做倒买倒卖的生意。“家累千金”，非常富有。

吕不韦继承家业，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且还很有政治头脑。他在赵国的首都邯郸做生意时，认识了秦国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妻妾众多，他把最宠爱的一个立作正夫人，称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异人是夏姬的儿子，不得宠，因此被送到赵国做人质。当时秦赵之间多次发生战争，赵国自然不会礼遇异人，他的日子过得很窘迫。

吕不韦见到异人，觉得他“奇货可居”，于是问父亲：“耕田获得的收益最多几倍？”父亲回答：“最多十倍。”“贩卖珠宝赚的钱最多几倍？”“最多百倍。”“那么拥立一个君主安定一个国家能赢利多少呢？”“那就无数了。”所以吕不韦做了决定：要去帮助异人得到秦国的君位。异人动了心，对吕不韦许诺：如果自己做了秦王，要“分秦国”与吕不韦“共之”。

吕不韦把所有家财押在异人身上，让异人肆意挥霍、广交宾客。他自己前往秦国，游说华阳夫人，称赞异人的贤能智慧和孝心，说华阳夫人一旦“色衰”，安国君不再宠爱她，她又没有儿子，就危险了。因此，华阳夫人把异人收为自己的养子，改名子楚。这样，子楚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安国君的嫡长继承人。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秦国进攻赵国，赵国打算杀死子楚。子楚在吕不韦和众宾客的帮助下逃到秦军中，得以回到秦国。又过了六年，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继位，他就是秦孝文王。子楚成为秦国太子。这时候，赵国把子楚的妻子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一年以后，孝文王去世。太子子楚继位，他就是庄襄王。庄襄王践行许诺，任命吕不韦做丞相，封为文信侯，把洛阳十万户赏给他做食邑。又过了三年，庄襄王去世，太子嬴政继位做秦王。嬴政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他为“尚父”。吕不韦的权力更大，财富也更多，家中的僮仆超过万人。吕不韦达到了他政治投机的目的。  吕不韦担任丞相之后，就“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吕不韦带兵灭掉东周，周王朝正式结束。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国分别在庄襄王元年、庄襄王二年（前248年）、秦王政三年（前244年）多次发动对韩、赵、魏三国的战争，获得不少城池和土地，新建了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又在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和秦王政六年（前241年）分别瓦解了东方六国的最后两次合纵。吕不韦还利用东方各国的矛盾，分别与燕、韩两国连横，对东方各国形成了分割包围的局势，这对以后的统一战争是很有利的。总之，吕不韦执政的十三年，秦国的国力变得更加强盛。

吕不韦与庄襄王之间的亲密关系埋下了他最终死于非命的种子。据《史记》记载，庄襄王还在邯郸做人质时，吕不韦挑选了一名美貌善舞的女子，在让她怀孕之后献给庄襄王。该女子生了孩子之后，庄襄王就把她立作夫人。那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秦王嬴政《史记》的这些记载并不一定可靠，梁玉绳、钱穆、郭沫若等学者都有辩证。。秦王政继位时年龄很小，太后尚且年轻，常与吕不韦私通。吕不韦眼看秦王政渐渐长大，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招来祸害，就给太后推荐了一个叫嫪毐（lào ǎi）的人。太后非常宠爱嫪毐，让他进宫做了个假宦官，与他生了两个孩子，还封他做长信侯，国家政事“皆决于嫪毐”。

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秦王政亲自主政。有人向他告密，称嫪毐不是真宦官，而且与太后生了两个儿子，并与太后谋划在秦王政死后让他的儿子继位。秦王政于是处死嫪毐，夷灭他的整个家族，杀死他和太后生的两个儿子。这件事牵连到吕不韦。第二年，秦王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职位，命令他回到河南洛阳的封地。吕不韦从此一蹶不振。很多学者认为，吕不韦被秦王政贬黜，根本原因不是真假难辨的宫闱秽闻，而是刚刚成年的雄主与久掌大权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吕不韦被削除官职之后，各诸侯争相聘用吕不韦。据《战国策》记载，吕不韦曾去赵国，做了短时间的“守相”，因为秦国进攻赵国，不得已离开赵国。秦王政担心吕不韦会引发事端，下诏把他和他的家族迁移到蜀地（今四川）。吕不韦知道自己免不了被杀的命运，于是服毒自尽。他的门客上千人把他葬在北邙山下（在今河南偃师）。

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评论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孔子所称的“闻”，《论语·颜渊》解释说：“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色取仁而行违”，意思是表面上仁义，实际行为却相违背。裴骃《史记集解》引马融的话说：“此言佞人也。”他们对吕不韦的品行评价都不高。

总体上说，吕不韦是战国末年一位有智略、有胆识、善于机巧权谋、擅长笼络人心的政治人物。

二、《吕氏春秋》的成书

要谈《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的养士风气。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阶层日渐衰微，旧有的世禄制度解体。为了应对新的局势变化，各诸侯国不得不依靠士阶层的力量来维持或改善统治，士阶层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渐提升。一方面，贵族们很难全面熟悉内政、外交以及自己封地等方面的繁杂的具体事务，不得不依赖士人的辅助；另一方面，士人中的许多人没有固定产业，只能投靠权臣贵族，依靠他们获得衣食和仕宦的机会。这样就形成了贵族养士的风气。

战国时期的权臣贵族，大都养着一批门客或舍人，也就是具有一定知识或某种技能的士人。有的大贵族门客过千。门客数量众多时，也会形成一定的组织，甚至有等级之分，比如孟尝君的门客就分传舍、幸舍、代舍，每舍设有舍长，每个门客都分别属于上中下不同的等级，饮食车马等待遇也有所差别。战国时期养士最有名的四位贵族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吕不韦觉得，秦国国力比东方六国强盛，这方面也不能落后，所以他大量招致士人，给予很优厚的待遇。他的门客达到三千人。

战国时期，各学派的代表人物收徒讲学，著书立说，他们的著作在各国间流传。《史记》记载，吕不韦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的简要记载留给我们很多信息，也留下不少谜团：

一是《吕氏春秋》的作者。《史记》认为是吕不韦让他的门客们每人写下自己的想法，然后“集论”而成的。这就是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门客们撰写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著录为“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这个“智略士”指的就是吕不韦的门客群体，他们具体是谁已经很难考证了。《史记》记载，甘罗、李斯、司空马等人曾经做过吕不韦的门客，他们都有可能参加了撰写或编辑工作，不过，现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实。

二是吕不韦在编纂《吕氏春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史记》所称的“集论”、《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辑”都表示：吕不韦是这部书的主持者、编辑整理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吕不韦是《吕氏春秋》的主编。不过，历代学者对《吕氏春秋》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吕不韦的思想这个问题的看法分歧很严重：有的认为吕不韦只是编纂组织者，对全书的内容和思想没有直接的贡献；有的认为《吕氏春秋》有明确的宗旨，各部分之间基本是协调的，表达了吕不韦的思想体系。我们觉得，《吕氏春秋》既然确定无疑是由吕不韦主编，那么承担编写任务的门客们虽然秉承了不同学派的思想，但也不至于提出与吕不韦的主张背道而驰的观点；此外，吕不韦也大可在编辑过程中将不合己意的文字黜落删削。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说：“二家（指《吕氏春秋》与《淮南鸿烈》）固以裁定之权，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于一律，斯又出于宾客之所不与也。”因此，认为《吕氏春秋》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吕不韦的思想，应是比较可信的。

三是《吕氏春秋》的编辑成书过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似乎《吕氏春秋》是一次性编成的。不过，很多学者根据其他材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包括纪、览、论三部分，另有《序意》一篇，放置在纪之后。但是先秦著述的惯例，序都放在全书的最后，因此《吕氏春秋》可能是分两次编纂的，第一次完成十二纪，而览、论两部分则是后来补充的。另外，《吕氏春秋·安死》篇载：“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记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这段话中提到的几个国家，齐国是最后灭亡的，时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因此有学者推论：《吕氏春秋》的初稿完成之后，还经历过多次补充修改，直到秦统一天下之后才定稿。

在传世的先秦古书中，《吕氏春秋》是仅有的一部有明确编纂纪年的著作。《序意》篇开头就写道：“维秦八年，岁在涒（tūn）滩。”这就明确记载了《吕氏春秋》成书的时间。不过关于这句话的理解同样有分歧。涒滩是古代天文历算的术语，指太岁在申，照历法推算，应是秦王政六年（前241年）。但是“秦八年”如果指秦王政八年（前239年），这两者之间就有两年的差距。因此有学者认为“秦八年”应该指秦灭周之后八年（即秦王政六年）；有学者认为一般的历法推算有误，差了两年，秦王政八年才是真正的太岁在申年；也有学者认为，秦国所用的颛顼历与夏历有一年的差别，加之吕不韦把秦王政的纪年从庄襄王去世嬴政即位当年算起，而不是循惯例把第二年算做元年，所以《序意》的“秦八年”是秦王政八年，实际指的就是通常说的秦王政六年；还有学者认为“秦八年”实际所指是秦王政七年。不管这句话怎么解释，都可以确定，《吕氏春秋》成书时间在公元前241年至前239年之间。

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除了受诸子百家著述流传的影响之外，还有更深层更现实的目的。《序意》中说：“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所以诲颛顼也。’”显然，文信侯吕不韦在这里是用黄帝与颛顼的关系来隐喻他与秦王政的关系，他要用这部书教育秦王政如何治国安邦。《吕氏春秋》的很多篇章，都有直接告诫君主应当怎样治理国家的内容，其中《勿躬》《用民》《达郁》《分职》等篇，更是切中秦王政的弊病，使人感到这是针对秦王政而发的议论。另一方面，吕不韦主政时期，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已较明朗，吕不韦招致宾客的目的之一就是“欲以并天下”。他主持编纂这本书，可能也含有总结治国之道、为统一天下提供思想武器的目的。

《吕氏春秋》编成之后，吕不韦把它“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当然，《吕氏春秋》并不是字字珠玑，连一个字都没法“增损”；相反，《吕氏春秋》的文字错讹不少（当然许多是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内容重复甚至语言重复的现象更多。所谓“一字千金”的修改费，不过是借助相国的威势而进行的炒作罢了，目的当然是为了扩大《吕氏春秋》的影响。事实证明，这次文化炒作跟他押宝异人的政治投机一样，也取得了商业化的巨大成功。

三、《吕氏春秋》的内容与思想

《吕氏春秋》全书分三部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各有五篇，共六十篇。八览各有八篇，共六十四篇。六论各六篇，共三十六篇。全书总计一百六十篇。加上《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一篇。现在流传下来的本子《有始览》遗失一篇，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全书只有一百六十篇。

《吕氏春秋》的编排很有条理，这一点在“纪”的部分有集中体现。纪分为十二部，用春夏秋冬四季各加孟仲季三月的组合月名作为纪名，如“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等。每一纪五篇，“以第一篇言天地之道，而以四篇言人事”。所谓“天地之道”实际上是指月令，记录这个月的物候、天象、施政活动、民事活动及相应的禁忌，它们是十二纪的主干，又称十二月纪。“纪”就是纲纪，既统率着自然时令，也是当时国家施政的根据。《吕氏春秋》用十二月纪作为主干，有强烈的为帝王建规立制的意思。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归属于春夏秋冬四季，“以春为喜气而言生，夏为乐气而言养，秋为怒气而言杀，冬为哀气而言死，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按照这样的思路，用四季统辖与节候有关的人事内容：春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因此《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三部分包含了《本生》《贵生》等以养生为主要内容的篇章；夏季意味着壮大，音乐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所以论音乐的《大乐》《音律》等篇章都收在《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中；秋风萧瑟，有一股肃杀之气，因此《孟秋纪》《仲秋纪》《季秋纪》中多为论用兵用刑的篇章，比如《荡兵》《决胜》等；冬天是收敛储藏的季节，也是一年的末尾，因此关于死亡的篇章如《节葬》《安死》等篇收在《孟冬纪》《仲冬纪》《季冬纪》中。

所谓“览”是观览的意思。第一篇《有始览》说：“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就明示了“八览”的宗旨。“八览”从开辟天地的“有始览”出发，按“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排列，主要探究国家祸福的由来，以历史为鉴，总结治国的经验和方法。如《孝行览》论孝行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治国的良方，以下七篇都围绕君子之行展开。《慎大览》论强国更要谨慎，其下各篇乃治国用兵方略。《审分览》论为君之道，下属七篇就阐述君王的统治手段。《审应览》说君主要慎重其辞，其下各篇都与察辨相关。

“六论”包括“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盖博言君臣氓庶之所当务者也”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1933），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例如《开春论》由春主生命阐述王者应该厚德积善、救死缓刑，以下五篇或论尚贤，或论养生，或论爱民，都与春之生有关。《慎行论》论君子小人的处世，以下五篇都是讲处世的原则和具体要求。《贵真论》论君王应该贵直，以下数篇就讲进谏、纳谏、拒谏的故事和道理。

可见“八览”“六论”同样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每览或每论包括若干篇，以第一篇的名称为某览某论的名称。“览”与“览”之间、“论”与“论”之间，以及同一览或同一论中的各篇之间，虽不如“十二纪”那样排列有序，也不如每“纪”各篇的内容紧密相关，但大致也是有某种联系的。当然，由于编撰者过于追求每一部分篇数的等同，所谓内容的关联其实并不那么自然，明显带有人为分合的痕迹。例如《士容论》论国士的操守仪态和知识修养，但其中的《务大》与《有始览》的《谕大》同，其余四篇则论农业为本，与“士容”关系不大。

《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纲，“览”古“论”今，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主要的议题是关于怎样做好国君、怎样治理天下。有的论述为君治国的根本原则，比如《圜道》《君守》等篇；有的告诫君主应反躬自省、修养身心，比如《论人》《自知》等篇；有的告诫君主尊重贤才、求取贤才，如《当染》《下贤》等篇；有的主张治国以民为本，如《务本》《爱类》等篇；有的主张治国要以德治为主、赏罚为辅，如《当赏》《用民》《上德》等篇。这些论述从各个角度总结了为君治国的经验，可以看做一次成系统的政治思想的整理。

《本生》《贵生》《重己》《情欲》《尽数》等篇章论述了养生之道，主张养生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强调饮食、情绪与声色享乐都应该适中，不能过度，过度就会引起疾病；强调精气流通，如果贪图安逸享乐，缺少运动，精气郁结，就是“招蹷之机”。《吕氏春秋》保存的这些医学与卫生方面的资料，以及所主张的“法天顺时”“知本去害”“顺性贵生”“胜理归朴”等养生原则，对现代生活依然有启发意义。

论述音乐的篇章主要有：《大乐》讲音乐的起源；《侈乐》反对淫侈的音乐，主张“节乐”；《适音》论音乐的和谐；《古乐》记载传说时代的乐舞，可以视为上古音乐发展史；《音律》论述音律相生的原理，是乐律学的专论；《音初》记载诸音调的始创；《致乐》《明理》谈到了音乐与社会治乱的关系。这些篇章涉及音乐发展史、乐律的原理、欣赏音乐的原则、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是研究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

论述战争与军事的共有八篇：《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这八篇讲的都是军事理论，对具体的战争技术并没有展开论述。其核心思想是  “义兵”说，主张用义兵“诛暴君而振苦民”，反对主张停止一切战争的“偃兵”说；认为战争取胜的关键在于“三军一心”，主张重视士卒的选择与训练、兵器的选择与改进。这些论述是以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却“无义战”的现实为背景的。

关于教育思想，《劝学》《尊师》《诬徒》《用众》四篇有集中的论述。它们推崇教育的功用，把学习看做实现耳目心智固有功能的必要途径，因此主张重视教育，尊敬教师；倡导“善教”“善学”，批评教育和学习过程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吕氏春秋》的这些篇章和《礼记·学记》等文献一样，是我们了解先秦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

《吕氏春秋》的最后四篇是关于农业的论述：《上农》论述重农思想与农业政策；《任地》谈如何使用土地；《辩土》论耕作要根据土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审时》论耕作要适应天时。这些篇章总结了上古农业生产经验，是现存最早关于农业生产知识的著作，非常珍贵。

以上介绍并不全面，《吕氏春秋》的内容远不止政治、军事、教育、农业、音乐、养生这几个方面，实际上还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外交、德行以及天文地理、时令气象、动植百物等各个领域，这里不再详述。

就《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而言，历来被视为“杂家”。不过，在很多学者眼里，杂家并不成为先秦诸子中独立的一家。因此，历代都有人试图找出《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究竟属何流派。东汉人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把它看做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著作。也有学者认为《吕氏春秋》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它“大抵以儒家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墨子、曾子言”。清代学者卢文弨认为《吕氏春秋》的核心思想是墨家学说，“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术”。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吕氏春秋》主要摄取儒道两家的思想，“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上是因袭儒家”，而“在君道一层颇近于道家”。陈奇猷则认为阴阳家学说才是《吕氏春秋》全书的重点。

以上列举的远远不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论述，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种观点各有道理，这本身就说明《吕氏春秋》不能简单地归入先秦诸子百家的某一家。阅读时稍加留意，就能大致分辨出《吕氏春秋》中某些内容的学派归属：论养生，论无为而治，显然是道家思想；论节义，论教化德治，论行孝修己，都是儒家学说；论薄葬，论尚贤，与墨家思想若合符节；论君主权术、审时任法，俨然法家口吻；论正名审分，是名家言；论用兵，是兵家言；论农业的四篇，应该源自先秦农家的文献。某些篇章虽然有各家学说混杂糅合的痕迹，不过大体上每一篇的学派属性还是能辨别出来，所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在每一篇下都注明其学派属性，值得参考。

吕不韦养士三千，编书时大概很难用学说流派来加以选择和分类。他让门客“人人著所闻”，没有用某一家学说做指导思想的记载，也没有用某一家学说来删削整齐诸家论述的痕迹，所以旨趣与命题相差甚远且当时曾激烈论争的各家学说在书中纷然杂陈。虽然客观上倾向于儒道两家思想的篇章数量较多，但是很难说全书有用这两家学说来统摄的主观故意。可能只是因为儒道两家影响本来就大，采集时篇幅略多也是合情合理的，并非编撰者的刻意追求。如此看来，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吕氏春秋》是集各家各派之说而成的，它在思想上的特色就在于杂合各家学说，而不是用某一家学说指导贯穿全书。

当然，内容和思想两方面的“杂”，并不等于《吕氏春秋》是杂乱无章的零散篇章的堆砌。其实，《吕氏春秋》对各家的思想观点并非原封不动地接收，而是尽量摒弃相互之间的矛盾，通过综合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吕氏春秋》在选择各家思想和学说时具有统一的主题，那就是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当好国君，所有的论述都是围绕君主治国这个中心展开的。换句话说，只要有利于君主治国，不管是哪家哪派的学说，都拿来为我所用。即使论述音乐、农业等具体问题，也是为君主治国服务的，因为《吕氏春秋》认为从事农业能让人民保持质朴品性，从而把农业作为一种治理人民的手段；同样，儒家特别重视音乐，认为音乐与国家的治乱有关，所以《吕氏春秋》也把音乐当作治理国家、移风易俗的一种手段。正是由于治国主题的明确统一，《吕氏春秋》才会具有“杂家”性质，也才会被人称作“帝王学”或“王政全书”。

四、《吕氏春秋》的影响及后世对它的研究

《吕氏春秋》成书以后，说无人能“增损一字”，那恐怕是慑于丞相的权威。但该书通过“一字千金”的重赏炒作，很快在当时的学者游士之间，甚至是各国的朝廷官吏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然光靠炒作的话，影响是不会长久的。事实上，《吕氏春秋》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内容。  例如《礼记》的《月令》篇，文字与《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非常接近，只增添了一些与五行体系相关的词句。汉代学者郑玄认定《礼记·月令》取自《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唐代学者陆德明《经典释文》中说《月令》是由十二月纪“删合”而成。这说明，《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是《礼记·月令》的直接来源，可见《吕氏春秋》在战国秦汉之际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序中，把《吕氏春秋》与《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相提并论，这几部都是纂辑人物史事、阐述成败所由、供君主借鉴的书，说明司马迁很赞赏《吕氏春秋》在总结治国之道方面的成就。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又将它与《周易》《春秋》《韩非子》等著作并列，作为“圣贤发愤之所为作”的一种。可见，从汉代开始，《吕氏春秋》就已经受到学术界、知识界的重视。

《吕氏春秋》的编纂方式与结构体系也被后代的著作家模仿。清代大学者章学诚的《校雠通义》说:“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取法也。十二本纪仿其十二月纪，八书仿其八览，七十列传仿其六论，则亦微有所以折衷是也。”就是说，司马迁《史记》的结构是仿《吕氏春秋》确定的。西汉还出现了一部模仿《吕氏春秋》编纂的书——《淮南子》。淮南王刘安组织他的门客，合作撰成《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这部书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被列入杂家，是汉代学者对汉以前的古代文化一次最大规模的汇集与融合。书中杂合了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儒家思想，但主要是发挥先秦道家思想。

到东汉，出现了为《吕氏春秋》作注释的著作。高诱的《吕氏春秋注》是其代表。高诱在序中称赞《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古人以右为上，意思是《吕氏春秋》远比先秦诸子的著作高明。

唐代，《吕氏春秋》中总结的治国之术、人生要义得到重视，魏征《群书治要》中有《吕氏春秋治要》，马总《意林》中也摘录《吕氏春秋》要语四十五条，他们摘引《吕氏春秋》中的文句，给当时的君臣百姓提供借鉴。历史学家也利用《吕氏春秋》中的历史记述来补证史实，比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就多次引用《吕氏春秋》来证明或补充《史记》的叙事。

明代，《吕氏春秋》多引史实、短小精练的行文风格很受世人的欣赏，明代人赏评、批点《吕氏春秋》的作品很多，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的《吕氏春秋》部分就列出了约二十种。

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收入了《吕氏春秋》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吕氏春秋》“较诸子独为醇正”，“其持论颇为不苟。论者鄙其（指吕不韦）为人而不重其书，非公论也”。清代朴学兴盛，学者们花费很大精力对先秦古书进行系统的校勘整理。在这个学术气氛的影响下，《吕氏春秋》的整理研究取得重要的成就。毕沅、卢文弨、钱大昕、段玉裁、钱塘、孙星衍、洪亮吉、梁玉绳、臧镛堂等，都是学养深厚的校雠训诂名家，其中很多人还著有研究《吕氏春秋》的专著，他们在毕沅的召集下合作撰写了《吕氏春秋新校正》（也叫《吕氏春秋集解》）。这部书是以前研究成果的总结，在版本校勘、文字考订方面成就卓著，此后出现的各种整理研究著作大多是以毕校本为基础的。

毕沅之后，还有不少学者对《吕氏春秋》进行全面系统的校释，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种：蒋维乔等人《吕氏春秋汇校》、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2002年出版的修订本名为《吕氏春秋新校释》）、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等。这些著作博采众说，间以作者个人的观点，在资料搜集、文字校勘、疏通文义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推进。

此外，对《吕氏春秋》的部分文句进行校释研究的著作也有数十种，比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内有《吕氏春秋杂志》、俞樾《诸子平议》内有《吕氏春秋平议》、孙诒让《札迻》内有《吕氏春秋》部分、梁启超《诸子考释》中有《吕氏春秋不二篇校释》、刘师培《左盦集》中有《吕氏春秋斠补》和《吕氏春秋高注校义》、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中有《吕氏春秋札记》、于省吾《双剑诸子新证》中有《吕氏春秋新证》、刘文典《三馀札记》中有《吕氏春秋斠补》等。

现代人读《吕氏春秋》，不可避免会遇到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因此，很多学者从事《吕氏春秋》的今注今译工作，用现代白话文注释、翻译《吕氏春秋》。这方面的书出版了很多，质量也参差不齐。比较著名的有：管敏义《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殷国光等《吕氏春秋译注》，王宁主编《评析本白话〈吕氏春秋〉》，林品石《吕氏春秋今注今译》等。

20世纪，《吕氏春秋》思想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关注。胡适的《读〈吕氏春秋〉》，是《吕氏春秋》思想研究的第一篇重要作品。郭沫若1943年写成的《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收入《十批判书》），全面探讨《吕氏春秋》的思想及其与秦国主流政治思想的关系，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最近20余年，《吕氏春秋》思想研究更为深入，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刘元彦《杂家帝王学》、张富祥《王政全书》等。

从语言角度研究《吕氏春秋》的也不少，多为单篇论文，专著有张双棣的《吕氏春秋词汇研究》和殷国光的《吕氏春秋句法研究》，张双棣还编有工具书《吕氏春秋词典》。

有兴趣深入研究《吕氏春秋》的读者，可以参考以上提到的各种著作。

五、关于本书

本书是《吕氏春秋》的选注，读者对象为大学生及一般古文爱好者。

“选”指选择篇目而言。《吕氏春秋》凡一百六十篇，本书只选了八十一篇。选文兼顾不同内容的篇章，力图展现各学派的思想，尽量囊括具有哲理智慧、文学性强、语言风趣的经典节段。选文大都有比较明确的主题，有观点，有材料，结构比较完整。内容芜杂，知识偏科，文字繁难，历代解释分歧较多的篇章一般不选。选入的篇章中，也有个别句段被删除，文中用省略号表示。这些被删除的句段或者与主题无关，或者语意烦琐，或者特别难懂，或者存在错讹。选文主要出自“纪”、“览”两部分，“论”部分许多篇章跟前两部分内容重复，所以选入较少。

“注”指对选文字词句篇的解释说明。我们在每一篇选文的前面都写了个简短的“题解”，目的是让读者对每篇的内容和主旨先有个大致了解。“题解”首先解释篇题的意思，再简要概括本篇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由于《吕氏春秋》的篇题都限于两个字，表意有时较模糊，需要根据文章内容来确定。解题时尽量不做主观评论，只是原原本本地呈现原书的思想。希望我们的归纳能对读者理解文意有所帮助，至于观点的是非优劣，大学生自有能力鉴别。

字词句的注释紧扣文意进行。考虑到读者不一定都是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我们尽量不纠缠复杂的语法问题，不做烦琐的字词考证，少用专门的学科术语；注文力求简洁，以理解句意为度；仅对单字解释难以串通句意的地方，一般对词组、结构或句子作整体的解释；原书的繁体字和异体字经改为现代对应的简体字和通行字，不加注；通假字用“通×”注明本字；源本字用“后作×”注明分化本字；生僻字加注音，疑难词和多音多义字会反复加注；人名地名根据情况略作说明。大致说来，前面的注释较详细，后面的注释适当简略。

因为本书是普及性读物，根据丛书的统一规定，对选文原文中的讹、脱、衍、倒等文字语句错误，我们参考各家的说法，择善而从，直接在正文中改正，不另出校记，一般也不在注释中加以说明。现在利用这个机会略作交代。我们选择原文时依据的底本是上海书店印行的“诸子集成”所收高诱注《吕氏春秋》，但参考了毕沅等《吕氏春秋新校正》、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管敏义《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王范之《吕氏春秋选注》等著作，吸纳了他们的一些校勘和注释成果。由于对各家观点有所综合，也加入了我们自己的理解和看法，经过取舍剪裁后，这个选注的文本不仅在注释上，而且在原文字句上，在分段、标点和用字上，都可能会有不同于其他版本的地方，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吕氏春秋》的根本宗旨是指导帝王治国，我们今天的读者都不可能成为帝王，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注以供大家阅读呢？我们认为，帝王也好，君主也好，圣贤也好，他们也都是人，他们需要修养、掌握、知道的东西，对普通人来说也有某种程度的适用性，何况《吕氏春秋》作为古代的典籍还具有其他许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因此，只要我们用心去读，还是能够从中获得许多教益的。下面随便列举几点，供读者参考：

高超的领导管理艺术。《吕氏春秋》教帝王君主如何治国，我们虽然当不了帝王君主，但参与领导集团和社会管理工作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治理一个国家，跟管理一个企业、领导一个集体、当好地方长官，其道理原则有许多是相通的。例如尊重人才、集思广益、赏罚分明、因势利导、各守其职等，都是《吕氏春秋》所倡导的。阅读《吕氏春秋》，可以学到很多驾驭人、使用人、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手段和方法，这对提高领导才能和管理水平无疑是有帮助的。

良好的人格品行修养。治国先治人，正人先正己。《吕氏春秋》对君王、群臣、士人的品格德行修养有很高的要求，其中许多可以看做社会公德，作为普通人中的精英分子也是应该具备的。例如大公无私、节制贪欲、孝敬父母、谦虚谨慎、讲求信誉、重节守义、尊师爱长等，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不也提倡诸如此类的良好德行吗？

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吕氏春秋》号称“杂家”，因为它兼容并包了先秦众多的思想流派。读一部《吕氏春秋》，对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农家、阴阳家等三教九流的思想都会有所了解。同时，该书通过征引《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典籍，通过讲述历史人物和故事，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学术资料，其内容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医学、农业、教育、音乐、天文、地理、养生、外交等各个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吕氏春秋》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秦代的“百科全书”。

聪颖的人生处事智慧。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由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组成的。如何为人处事，首先要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这里面充满着智慧，不是每个人都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而《吕氏春秋》在这方面会给我们许多点悟，让我们恍然明白自己熟悉的事原来是这个理。例如它告诉我们：名声不能转让，好与不好全出于自身的行为；厚葬死人并不是因为死人有知，而是因为活着的亲人感情上需要；后人看待今人，就如同今人对待古人；野外有一只兔子，大家都去追抢，因为它的归属未定，动物市场上满是兔子却没有人争抢，因为它的归属已定；人们轻视远方的珍宝，因为它与自己毫无关系，重视身边的小东西，因为它们为自己所有，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生命属于自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所以生命是最重要的。这些朴素的人生道理，在《吕氏春秋》中俯拾皆是。而且这些道理通常不是空洞的说教，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寓言或历史故事来寄托的，例如《察今》篇用“荆人循表渡水”“刻舟求剑”“引婴投江”等故事和寓言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病万变，药亦万变”，如果不变，就要吃亏。

科学的世界认知途径。《吕氏春秋》认为天地万物具有客观必然性，因而是可以认知的。人具备感知事物的器官，只是认识世界的一个条件，还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取知识。认知的方法重在观察，要察今，要察微，要察传，要察贤，要察疑，还要察不疑。而且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审名求实、名实相当，要运用逻辑思维分清是非真假。这些认知方法，无疑是正确而有效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还有文学方面的价值，语言方面的价值，等等。可以说《吕氏春秋》中值得我们吸取的营养是多之又多，只要你愿意花点时间去亲近它，它一定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李运富

二○○八年二月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