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戊戌变法》力求从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戊戌变法。侧重点有三：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意义。

作者张鸣另辟蹊径地讲述了“旗下闲人政治”、士林的政治习惯、清朝政治的“补丁传统”等诸多因素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对西太后及洋务派的表现、学习西方过程中政治操作的变形、老百姓对变法的观感等问题，也有独到诠释。

《再说戊戌变法》的内容提要如下：

中国的近代化之途是东方最难、最艰险的。理论上的幼稚，导致行为上的幼稚，这场以西化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呈现出历史上少见的奇特的新旧杂陈，中西糅合的景观。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的最高统治者，精于把握政治平衡，明了利害之所在，更清楚自身国家的局限，但却不懂得如何使社会进步、政治更新。

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权力的合法性依据既有民意因素，又有制度因素，还有实力因素和伦理因素。

维新派过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面，而忽视了在这愚昧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种有可能毁掉任何变革的力量。

新式学校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使中国原先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基础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这对于整个近代化进程有害无益。

《再说戊戌变法》由张鸣编写。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

 晚清政治变局：枝强干弱的走向

 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

第二章 晚清士林的政治走向

 明清之际士的传统政治角色

 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

 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

 甲午前多数士林的躁动与迷惘

第三章 梦醒时分的政治动作与趋向

 甲午震动，大变端倪

 学习日本，东学之渐

 知变的趋势，求变的开始

 大梦之后的多数士林：无歧困羊

第四章 变法的政治曲线

 变法的政治动员

 变法同路人：洋务派问题

 启蒙与变政

 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

第五章 维新的陷阱

 失重的中央政治架构：大太后与小皇帝

 难产的交班：归政及其他

 帝党与后党的界限

 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

第六章 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资历问题

 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老百姓眼中的“康党”

第七章 多难的中枢维新

 机会之光透过了裂缝

 维新路线：学俄与学日

 明定国是的风波

 健言之臣，顾问之功

 替代：四小军机

 冗政的威力：棉花套阵

 权杖下的政变

第八章 西方政治的戊戌变奏曲

 进化论与张三世

 “物竞天择”与开民智

 绅权与民权

 议员和议郎

 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

 上书言事与民主议政

第九章 戊戌遗下的政治课题

 精简的沉滞

 改革的次序

 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铨选的难题：科举与八股

结语与余话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尽管清末以来，排满的革命家们将满人政权痛诋至一无是处，但平心而论，满清还是蛮有特色的一代王朝，远的不比，至少比起相接的朱明，其政治实有凤鸭之别。究其由，并非清代制度比之明季有什么优处，而在于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两朝有很大的差别。清代之帝，不论贤与不肖，个个都有图治之心，说宵衣旰食固然是吹捧，但“君王从此不早朝”的事好像也没有。就更没有像明武宗那样自封“总兵”和明熹宗专事斧斤的胡闹帝王。更何况还出了两位放在何朝何代也堪称明君的康熙与乾隆，前后统治百多年。在人治政治模式的传统政治中，君主的明智与勤政显然比任何贤臣都更加有效。

虽然清朝政治颇有气象，但由于在制度上“清承明制”之故，几乎明代政治的明弊与隐疾，清代也都有，换言之，清代的政治格局与明代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无相权的皇权集权，以相互牵制为首要特征的中央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外轻内重的布局，地方的简政与中央的繁政相搭配，缺乏效能的兵制等等大都大同而小异。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任何政治系统，只要能实现统治目标，就应该是合格的。自宋以降，在多数情形下中国封建统治者最关切的统治目标是对国家的控制，消解内部的叛离，至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则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事。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国家机器的腐败，往往能换取皇权的稳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看来的所谓政治系统的弊病，很可能是一种统治所必需的合理代价。只是，这种代价在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会逐渐累加，一直大到足以损伤整个系统。而晚清政治格局的嬗变，就是在这种代价累加到了一定程度，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的刺激而发生的。政治重心由内重外轻转为外重内轻，新兴的湘淮军制部分弥补了传统兵制的怠滞，从而使清代政治呈现出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虽不足以抗击西方的冲击，但已可延缓其寿命。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中国进入明清，以史家的公论，是进入了衰落期，统治方面无论是制度还是经验手段都过分地致密而烦琐，政治目标体系中保守主义倾向加重，过分地强调政治稳定，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任何可能的动荡乃至波动。相较而言，清代比明代这方面的特征更明显。

清季统治者似乎比前朝更加讲究“祖制”，或许是清代祖先的文治武功，或许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有谨慎，总而言之，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祖制”有着近乎神圣的意味。日常事务，以循行祖制为常式，但凡一政策出台，合于祖制则理直气壮，不合则躲躲闪闪，有时明明是新举措，也偏要打着祖制的招牌。像晚清祺祥政变以后，西太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联手，为了遮人耳目，混淆视听，故意给奕以实际上已经废置了一百多年的议政王称号，来陪衬她的“垂帘”，即让祖制上有的“议政王”掩着祖制上没有的“太后垂帘”。

但是，看重祖制的清代政治还远远谈不上像我们一般作为常识公认的那样是僵化的，它在适应情势变化方面，还是具有弹性的，而且在清代的多数时间里，能够应付统治的需要。清代政治在其运作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补丁机制”，即在原有的政治要素或政策不再能应付局面，或者为统治者所不喜时，用某种“补丁”政策和要素来修补之，并不去掉旧的。道光帝对此曾有段佳妙的议论，他说：“譬如人家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这种“补丁机制”运行起来有两种情况，通俗点说，就是一种补丁小，一种补丁大。不论补丁大小，要的就是补得“整齐”，面上光。

前一种情况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清代的财赋政策。清代中晚期，社会动荡加剧，军费开支陡增，囿于赋税不增的祖制，尽管军情火急绝没有人再敢在国家日常赋税上打主意，于是只好开捐，最后又加上厘金征收，尽管捐额与厘金比例越来越大，但比起国家常税，它还是一种小补丁。又如总理衙门的设立，尽管不仅弥补了原政府机构欠缺的外交职能，而且凡有洋务之处，无不插手，事实上侵犯了原有六部职权领域，但比起原来庞大的政府机构来，它承负的行政功能还是要少。

属于大补丁的情况相当多，像内阁之于议政处，军机处之于内阁，前者虽然没有撤销，但职能均为后者抽空，成为名副其实的“闲衙”。再有像以湘、淮军为首的勇营之于八旗与绿营，以及后来的新建陆军，递次相补，国家正规军的位置先是由勇营挤走了八旗绿营，而后新军又挤走了勇营，但直到清朝覆灭时，八旗与绿营仍在苟延残喘。又如官俸，清承明制，实行低俸禄制，正七品的知县，年俸四十五两，四品知府一百零五两，巡抚与总督，贵为封疆大吏，也不过一百五十五两和一百八十两(乾隆时米价，每两不过买一石米多一点)。明知这点官俸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却不肯加增，开始默认官吏在耗羡上打主意，后来则添加高出俸禄百倍的养廉银。最典型的莫过于漕政，漕运在晚清由河运改为海运之后，河漕的一整套机构无事可做，但一直摆在那里，戊戌变法时好容易要撤了，没几天又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补丁有时已经大过了它所补的东西。事实上是听任原有的东西自我萎缩，自生自灭。

清代政治这种自我调节的修补功能，虽然能满足政治变革的部分需要，也确有减少政治震荡的好处，甚至面对西方的冲击，也能作出相应(虽然很笨拙)的反应。但是，修补一旦成为一种政治惯性或者传统，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缺乏活力，为因循守旧提供堂而皇之的栖息地。当步入近代面临近代化和对付西方侵略这双重课题时，修补功能就愈发力不从心，机构的叠床架屋，政策的混乱重复，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随着西方侵略的深入和近代化任务的日重，这种修补政策实际上已经走上末路穷途。可惜的是长期的修补传统在人们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因循迟滞，得过且过的惯性，和对彻底变革的本能排拒，以及以新补旧的操作定式。这样，人们在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时候，其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就显得格外的厚重。李鸿章在晚年曾不无自嘲地称自己是个于事无大补的裱糊匠。不错，李鸿章给清王朝这座风雨飘摇的大厦裱上了淮军和北洋水师，裱上了洋务企业和几个半洋的学堂，可急风骤雨一来，依旧房倒屋坏，补丁毕竟只是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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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我还不大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欢，但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来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份，写着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这个集子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六本。

第一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当时我初涉学术，半懂不懂，觉得军阀史好玩，里面乱七八糟，头绪特多，就一头扎进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图，中午就啃个面包充饥。结果做下来，将要答辩的时候，我所属的教研室有某权威教授，说我越出范围了，即使答辩也通不过。当时，我在人民大学党史系，按他们的说法，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的，就是犯规。显然，我很不服气，当时我的同学，有很多人论文两个星期就做出来了，一样通过，我费这么大劲，点灯熬油地干，居然说不行，说我学术上不过关也就罢了，说个越界犯规，算个什么道理？后来，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答辩的时候，总算阿弥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马。

我硕士毕业那年(1988)，我的论文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到当时主编“蓦然回首”丛书的陈晋先生的赏识，入选丛书。当时，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出本书，不拿出版费，也不用包销，还能得一点稿费，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这本书，讲的是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的事，这些人，有回归传统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当时将它们描绘出来，感觉很好玩，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在大家都奢谈文化的当时，算是一个异数。出版之后，学界没有多少反响，但有些做企业的朋友倒觉得有用，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企业家，建构集团，弄企业文化，就是这一套，用人忠诚第一，效率第二，舅爷、姑爷满天飞，不是三纲五常，就是谈佛论道。

这本书出版之时，我已经回到黑龙江一个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学里教书。当初人民大学的硕士还比较值钱，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当时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书，回到老地方，有这么个学历，领导高看一眼，事少，地方静，自己感觉很合适。一心想着，等读一阵书之后，再出来不迟。

这样一闷，就闷了五年。这期间，除了给《读书》杂志寄过几篇随笔之外(都退稿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凡是写的字，除了讲稿之外，就是读书笔记。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整个学界，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等到我有心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春天了。这年，我给上海三联一个丛书的编辑杨晓敏，发去了我的一本书的提纲，当时，其实也没有报什么期望，姑且一试而已。没想到，大概一个月之后，杨晓敏给我回信，说是可以签合同了。这本书，名叫《乡土心路八十年》，是我这么些年琢磨农民意识变迁的一点心得。书的出版，很是费了一点周折，期间，上海三联改组，班子大换血，杨晓敏也离开，很多签了合同的书稿，最后都退掉了。还好，我的稿子没有被退，但编辑换成了陈达凯先生，此公是上海学界的知名人士，最后在他手里问世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此时，我已经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从新阐释了一下近代史。由于我们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明文的特色，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外面的信息进来，人们发现很多事不对了，很不满意。我出来这么一说，有些人感到挺新鲜。因此，这本书卖得很好，据说头一年就买了一万册，而一些老学者，比如孙达人先生，看到书之后还到处找作者，最后终于把我给找到了。

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对戊戌变法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出点东西来，就兴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我所谓的研究，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一般不讲究什么“需要”。对于戊戌变法这个史学界的老题目，我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扯开去：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戊戌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过去什么维新派、顽固派的传统说法，甚至帝党、后党的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团混乱，尤其不相信过去支持自强运动的西太后属于顽固派。在甲午战后，整个国家的上层，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关键是帝后权力二元，如果变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自然对反对变法的声音，就比较听得进去。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满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时，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满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因为变法的措施，对满人的特权，有很大的损害。在这本书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来，恰恰这“两考”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欲作教主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了。事实上，几千年来，士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功高盖世。他们称皇帝为圣上，只是情势上的客气，圣人只有一个，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启蒙上价值尤高，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才学会了怎样开会，怎样发言，怎样表决。

很遗憾，我的这本书，影响最小，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对义和团运动有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导师程歃之赐，因为他是义和团研究有名的权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就有了《拳民与教民》。这本书，现在已经跟《乡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字的东西。

我的义和团研究，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开始的，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在民间教门上打转，而是将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但是，作为中国人，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同时，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是怎样一个群体，面对义和团的追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一书，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用散文体，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变成一篇篇独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串起来看，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自然也对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学术声誉，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  余下的几本随笔，跟历史文化有关，跟学术也有点关系。严格地说，都是我的读书笔记。直到今天，我看书依旧“恶习”不改，随着自己的兴趣来，信马由缰。看到什么，但有所感，就立马把它写出来，由于学术论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随笔路线。我的随笔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几笔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写，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禅”的本色。

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属于三界不收、五行不属之辈。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样，只做了少量的修订，想要大改，实际上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无非是傻子编筐——边做边像，现在像还是不像，读者自己评判。

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马上说，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不过，我说这话时，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李零有随笔集日《放虎归山》，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