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音鸟》是一部正面写文革的小说，作者张学东大胆地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个性异常鲜明。张学东在他的小说里解释“妙音鸟”是一种有着美妙绝伦的叫声，让闻者潜心向善、皈依正道的神鸟。

小说叙述的是西北地区一个被命名为羊角村的地方所发生的人与事。作者以生动粗砺的笔触，呈现出屠户的残忍狡诈与狂妄钻营、队长的骄横跋扈和一手遮天、寡妇的风韵犹存但心性为泯、文书的优柔寡断最终死于非命、教师的半世沧桑而前途未卜、少年的迷茫忧伤直至潜心向佛。

《妙音鸟》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偏远村庄的一段故事，羊角村人饱尝了种种天灾和人祸。作者以生动粗砺的笔触，呈现出屠户的残忍狡诈与狂妄钻营、队长的骄横跋扈和一手遮天、寡妇的风韵犹存但心性为泯、文书的优柔寡断最终死于非命、教师的半世沧桑而前途未卜、少年的迷茫忧伤直至潜心向佛。小说涉及到乡土权利的纷争、人物内心欲望的挣扎、荒唐时代的飓风和扭曲变形的人群，以及物质的极度匮乏与生活的坎坷艰险。在这部具有浓厚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中，死魂灵们一次次粉墨登场，在村庄周围游荡，跟生者畅所欲言，完成在阳世未尽的心愿，他们的出现总是给活人的世界和身心带来一次次震动和警醒。“妙音鸟”是个人面鸟身的神鸟，在小说中这个意象意味深长，面对苦难绵延的历史，乡村的文化信念在默默地承传，这既是作者心灵的一种祈祷，也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祝愿。

秀明老师怎么也忘不掉，那年冬天的早晨，有个男社员怒气冲冲地闯进她的课堂，硬把一个学生从她的眼皮子底下提溜走了。

那是我们羊角村有史以来，腊月里最寒冷的一天。那天的空气里仿佛暗藏着无数看不见影儿的针尖和麦芒，冰冷坚硬地戳刺人脸；那天西北风狂暴地从早晨咆哮到天黑，风不停地将人裹旋在里面，胡乱摇摆；那天天上还下起了浓浓的沙尘，粗沙砾像鸟铳里射出的霰弹，迎面飞来，打得人睁不开眼，脸皮生疼。

当时秀明老师也被怔住了。这个男社员的脸青得像磨刀石，看了让人由不得要发怵。女人一害怕就没有任何反应和主张了。但女人的心肠都软。不管娃娃犯下天大的错，在女人眼里，娃娃总归是个娃娃，他们都是女人心头上最疼的一块肉。女人最看不惯七尺高的堂堂男人横眉冷目地对自己的娃娃下黑手。这种时候，大凡是个女人都受不了，都不能眼见着男人对娃娃为所欲为。

于是，秀明老师把一班学生丢在课堂上，让他们自己看书，她也一头扎进外面弥天漫地的风沙中追撵下去。外面风太大了，沙尘飞扬，天昏地暗。人一下子就被卷进风沙里，找不着方向。秀明老师根本睁不开眼，可她的心里明白自己该往哪里去。她不用知道方向，那个被男人带走的学生娃娃的喊叫声，就是她此刻的目标。她顶着狂风，用手捂着眼睛拼命往前迈步。

风叫着叫着，有时候它们也会突然改变一下方向，变换一种腔调。刚才还像老狗嗷嗷着，这会儿倒像是老妇人那样呜呜开了。风向一变，秀明老师就不再是顶风前行，而是被风吹着飘摇起来，脚跟一刻也站不稳，跟头把势一路向前跌爬。她边走边张开嘴喊那个学生的名字。这种情况下喊什么都没有用，人的声音在风里只是一丝微弱的气流，只是一片无足轻重的羽毛，比起狂暴不羁的风沙简直毫无意义。尽管没有用，秀明老师还是要喊的，不停地喊，一声接着一声喊下去。

这种时候，秀明老师觉得，自己不仅仅是那个学生娃娃的老师，不仅仅是那学生娃娃的姨，也不仅仅是那学生娃娃娘亲的妹子，她心里有更强烈的东西在不停翻滚。那是因为，她知道那学生娃娃身上流淌着什么，虽然他早就不再需要这种东西的供给了，可在她眼里他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娃娃，就像他曾经贪婪地吮吸她的奶汁，直吮得她眼里流出痛苦而又幸福的泪水为止。娃娃真的一天天大了，他进学堂念书识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作了见证。可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学会了调皮捣蛋，学会了时不时跟爹作对。每次做了坏事，他爹都会不知轻重地教训他一顿，轻了骂，重了就打。这些年有多少回，她为了袒护着他，跟这个被自己称做姐夫的男人吵过骂过，也不知流过多少次眼泪。委屈是有的，辛酸是有的，当然，也有因为给予和付出，才换得的一份奇妙的幸福感。

秀明老师终于赶上前面的人了。实际上，她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灰暗的一团影子。一个人在那种肆虐的北风中，只能是一团影子，极小的一团影子。人变成影子的时候，在别人眼里就不太像个人了。远远看倒像一个孤魂。

秀明老师跌跌撞撞地走上前，越来越近了，她嘴里不再喊那个学生的名字了。不是她不想喊了，是因为喊也是白喊。眼前的影子不再是影子了，是一个大活人，可那大活人比影子都要渺小，蹲在路边一棵粗壮枯朽的钻天杨树下，后背靠在光秃秃的树身上，沮丧地耷拉下头，像是从那树身上平空长出来的一只巨大的肿瘤。

这显然不是秀明老师冒着狂风一路追撵下来的结果，她遭的不是眼前的这个大活人。这个大活人用不着她去追，她所要追赶的所要担心的是大活人从她眼皮底下提溜走的学生。大活人此刻看上去，已不如先头那样气势汹汹了。相反，发完火的大活人看起来倒像个死人，呼呼喘着气，同时变得非常软弱，成了个活死人。

“人呢？他人呢？”

“你究竟把他拖到哪里去了唼？我就没见过你这号人！”

秀明老师上前一把就抓住了男人的胳膊，男人依旧不抬头，呼呼喘气。

“把他吓跑了你才高兴是不是！”

秀明老师疯了似的推摇着蹲在地上的人，可对方毫不理睬她。她就气不打一处来，使了浑身的劲，想把男人从地上扯起来。

“有话咋就不能好好说吗？你非得吹胡子瞪眼吓唬他啊！”

男人猛地抬起头，狂叫起来：

“不用你管不用你管！他是我娃子我想怎样就怎样！打死他我给他偿命就是……”

秀明老师愣了一会儿神，不过她立刻也变得愤怒起来。愤怒很容易让女人丧失理智。丧失理智的女人都是一样的，不管她是有点学问的民办教师，还是整天伏在地里下力气干苦活的农妇，她们都一样会撒泼的。秀明老师忽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泼妇，而且，她觉得自己必须变成一个蛮不讲理的泼妇，她手脚并用地朝地上的男人又挥又踢又骂又嚷。

“我是可怜我姐呢，可怜娃娃呢！你当是我爱管你的闲事！”

风太大了，她的声音传不远，刚一出口，就变成白白的一丝哈气了。男人用双手双臂袒护着自己的头脸，任凭女人朝自己撒泼，就是不还手。

秀明老师的手越来越轻，最后轻得好像不是在打人，而是在给地上的这个沮丧的男人掸身上的那层尘土。事情就是这样，被打的人不还手，就等于没有对手了，等于对方无条件投降了，服软认输的人还有什么好打的！当秀明老师完全丧失了撒泼的力气之后，眼泪早已哗哗地淌下来。再强硬再愤怒的女人只要抹泪一哭，她的强硬和愤怒就像烈火遭遇了暴雨，瞬息就被扑灭了，一点愤怒的迹象也没有了。秀明老师这样一哭，男人的心肠就彻底软了。他不能再蹲在那里，他得做点什么了。

“他姨你别怪我心硬，那小狗日的也忒坏了呀他……他居然敢拿刀子捅人家……三炮，你说说不管一管咋办呀！”

“那……你亲眼见着了？”

“三炮一早跑到家里脱了衣裳让我看的，那还能假的了！三炮说我们爷儿俩这辈子都欠了他的账，让我以后要好好帮衬他呢，他说将来还要让红亮做他家串串的上门女婿……”

“亏你是个当爹的人，三炮是啥样的人，他的话你也全信！”秀明老师根本不相信男人说的，“好端端的，他为啥要捅他？你别忘了，红亮到底还是个娃娃。”

“眼见为实，三炮来家里亲口对我说的，这小东西偷了三炮的肉还抢了人家的刀子。”男人说着抬起头看了看秀明老师，“小了偷针，大了偷心，这娃娃再不管，由着他性子胡逞，迟早要闯下大祸啊！”

“反正我不管，你得赶紧去把他给我找回来，现在就去！找不回来我饶不了你！”秀明老师说完，胡乱抹抹脸上的泪，一跺脚，红着一双眼，掉头往学校方向去，转眼就被风卷得没影了，惟独这男人还树桩子样立在沙尘中。P1-4

在真实与荒诞之间——读张学东长篇小说《妙音鸟》

张学东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70年代作家。70年代的作家大多是这个时代的“异数”。普遍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个没有集体记忆的一代，是一个试图反叛但又没有反叛对象的一代。事实的确如此。当这一代人进入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大变动——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已经成为过去，“文革”的终结使中国社会生活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确立，使每个人都抛却了意义又深陷关于意义的困惑之中；八十年代开始的“反叛”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后，“反叛”的神话在疲惫和焦虑中无处告别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论“反叛”的执行者是谁，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都与70年代无关或关系不大。这的确是一种宿命。

于是，70年代便成了“夹缝”中生长的一代。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例外。在我看来，同样作为70年代出生的青年小说家张学东，就是在这种尴尬或“夹缝”中实现突围的。不仅在张学东过去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证实了这一看法的成立，现在，我们读到的这部长篇小说《妙音鸟》(见《华语文学》2007年第7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夸大其辞。

《妙音鸟》是一部正面写“文革”的小说。“文革”对张学东这代人来说已是遥远的历史，他只能凭借间接材料或历史文献，敏锐地捕捉与题材相关的信息。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挑战无疑是巨大的。但是，读过这部长篇小说之后，张学东超强的虚构能力和艺术想象力给人以信任和鼓舞。“妙音鸟”是个人面鸟身的神鸟，但在小说中这个意象却意味深长。面对苦难绵延的历史，乡村的文化信念在默默地承传，这既是作家的一种祈祷，也是对未来的一种祝愿。

小说叙述的是西北地区一个被命名为羊角村的地方所发生的人与事。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穷困闭塞的乡村经历了天灾人祸和无尽的劫难。在绝望和极端的生存与精神环境里，也最能够彰显人性的善与恶。于是，虎大、牛香、秀明、广种、三炮、苟文书、朱部长、糜子、红亮、串串等人物接踵而至，他们一起上演了羊角村在这个特殊时代的历史剧。这个偏远的乡村本来远离政治中心，或者说政治中心所发生的一切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奇怪的是，政治文化具有神奇的魔力，它用自己的魔法渗透到中国所有的城乡角落，羊角村自然也不能幸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妙音鸟》里，关于时代的消息是通过羊角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那些蝗虫、狼患、瘟疫、疾病、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穷困、贫瘠、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权力争夺、欲望勃发的愚昧、原初、野蛮的精神状况，都没有或者也不能阻隔人与政治的关系。这时我们不得不想，是什么力量使遥远的普通民众也被掌控在政治文化之中？当然，无论是苟文书还是那个朱部长，他们都是羊角村外来的“他者”，如果说是这些外部力量实现了对羊角村统治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在羊角村，一直有一个“超稳定”的乡村伦理、乡村秩序在起巨大的作用。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它们都在悄然地承传和蔓延。比如，村民对虎大的态度，虎大是一个几乎和所有女人睡过的男人，与村里许多孩子有说不清的血缘关系，但羊角村的人包括女人并不嫉恨他，甚至在他死到临头时几乎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为他求情。这个小说情节就是乡村中国的伦理。同时也是所有乡村中国容易掌控的秘密所在。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但《妙音鸟》起码也为我们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角度。

读张学东的《妙音鸟》使我不由得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个比喻不是说这是两部可以相提并论的小说。我想说的是，在《百年孤独》里，马尔克斯也使用了大量的传说、神话和荒诞不经的情节，他用“魔幻现实主义”做到了“化腐朽为神奇”，不仅复活了马孔多镇的百年历史，以至于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妙音鸟》中关于死人与活人的对话、村边游走的冤魂、复活的狼皮与主人在梦里纠缠，凶恶的狼群一次次攻击人群，却对寺庙止步于敬畏，凡此种种。这些貌似荒诞的情节却有着文化人类学的依据，我们总是用科学主义解释一切，事实是，我们不知道的事物要远远多于我们知道的事物。也许科学主义只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法或认识论。羊角村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既是一种传说、虚构，同时也真实地流传、弥漫于羊角村的每一寸空气里。而这些荒诞的情节和真实的日常生活，与那个时代恰恰构成了本质的同构关系。

《妙音鸟》这部小说的出现，还使我想起了前苏联的卫国战争题材。关于这个题材，苏联作家写了几代人，他们对历史执着的表现、检讨的精神感人至深。但我们对重大历史事件似乎都缺乏应有的耐心，或者说，缺乏足够的把握能力和想象力。关于“文革”就是如此。张学东出生于70年代，他不可能经历“文革”。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却有强烈的愿望要去表达。仅凭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着意挑剔其小说中存在的问题。从另一角度说，没有问题的小说是不存在的。总之，我个人以为这是一部非常有思想的作品，包括作者的那些技巧和技法上的文本实验，自然流畅，几乎没有斧凿的痕迹，读来令人倍感欣慰。

唤醒内心觉醒与人性回归之光

——长篇小说《妙音鸟》访谈录

△新近出版的《妙音鸟》是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相对于带有强烈个人记忆的第一部长篇《西北往事》，这里所描述的世界更多来自你的想象，而不是亲历性的经验。这对作家未必就是坏事，你可以放开手脚，不会为具体的现象束缚住；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写作又无不是个人的体验和想象合作的产物。但我还是想问一问，你怎么会萌发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从时间段上，小说写了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期间发生在羊角村的事情，这似乎是一个出生于五六十年代作家更有把握的时间段，而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你是如何对这一段生活产生了兴趣？

◎我觉得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审美标准和情趣取向，就像每个学者必然会有他自己的研究方向，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矢志不渝地朝着那个方向迈进。与其说，我对那段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倒不如说是那段生活，总是在我遥远的身后闪烁着奇特的微光；特别是在写作的时候，我时常能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像个贪玩的小孩，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总是慢吞吞地一步三回头朝着身后张望。而正是来自于身后的那一团微弱的光芒将我深深吸引，我不得不停下脚步，或者，完全不顾大人抱怨的呼喊声，一味地转过身朝着那未知的光亮寻寻觅觅——在这里我捕捉到了那种陌生陈腐的阴郁气息，在这里我也发现了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天地。这大概就是寻觅者的乐趣，也是我写小说的原动力。《妙音鸟》写上世纪那段特殊的历史，它的确是有难度的写作，可以说处处都充满了挑战。比如：如何让间接记忆变成伸手就可以触摸到的事物？如何让一堆几乎失去生命力的历史材料变成真实别致的好细节？如何让自己的小说完成后能从同类作品中跳出来……而所有这些因素，对一个作家来说恰恰是最有意义的，我一直喜欢做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愿意将《西北往事》与《妙音鸟》放在一起说，它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作品，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面，或两种时态：在前者那里，那段历史已经发生过了；在后者中，那段历史即将或正在发生。这样说来，我不过是那个贪玩的小孩，在该回家吃饭和睡觉的时候，继续在外面逗留，只为寻觅到那一团即将逝去的微光。

△“寻觅到那一团即将逝去的微光”，这个说法很好，在小说中，这团光是通过妙音鸟这个带有象征寓意的意象体现出来的。你解释说“妙音鸟”是一种有着美妙绝伦的叫声，让闻者潜心向善、皈依正道的神鸟，在小说中少年红亮历经苦难皈依佛教的经历大约最为形象地反映出这种召唤。甚至读到小说的最后，连那个似乎总是作为“恶人”的广种也有着对秀明的几分深情，让人也感到了一种“向善”的力量。当然，小说不会是仅仅如同教义一样劝人向善，说实话，我倒觉得小说中宗教的力量并不很强，反倒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当然，中国佛教本身就有很强的世俗性。

◎无可否认，《妙音鸟》的确涉及到了佛教那些博大精深的意象，但这只是故事和人物命运发展的需要。红亮历经坎坷迷途知皈依佛门，直至最后成为有名的弘量师傅，这条线索在小说里我基本上是淡化处理的，红亮的归宿我几乎一笔带过，这也足以表明我个人的观点。一部小说绝对不能简单化为教义式的“劝世警言”，那样，写作本身已失去了意义。我一直认为，人性的善、恶是有条件的，就好比化学里的氧化反应，首先取决于被氧化的物质，无疑金属类的最易；其次，取决于氧，也就是物质周围的环境，当然还有温度、湿度等等。当那场特殊历史悲剧如火如荼上演时，人性就开始急剧分化，三炮也好，虎大也好，还有广种，他们代表了人性里的“恶”，在政治魔力的推波助澜下，很快就被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我始终相信，他们也有善的一面，他们是摆在历史舞台上的一块铁，想一想，那种特殊环境，那种白炽化的高温，铁是最容易被氧化掉的。小说结尾，那段历史渐近尾声，人们的热度下降了，头脑不再疯狂和发涨了，智商渐渐恢复了，一切都朝着正常的轨道迈进，恶人做恶的时代结束了，恶人也是人，这一点不能忽略。向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疑是生存的一种策略，一旦大环境改变了，人就会跟着变。你说佛教本身具有很强的世俗性，我完全赞同这一看法，而我还要强调，小说本身就是世俗的“街谈巷议”，它跟宗教在一定意义上有着相似性和同构性，所以，我在创作之初毅然决定，要将那段历史跟佛教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这代表着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它们都具有扎根土地和人群的世俗立场。

△那么，面对着人为私欲而相互厮杀这样的现实，你认为宗教或者宗教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是救赎之途吗？

◎我个人以为，宗教所传达的只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愿望，它像茫茫大海上高高耸起的灯塔，看着总是那么遥不可及，但它指引航向。风浪再大，人们只要看到灯塔，就会鼓起勇气，暂时忘记艰难险阻。问题是，很多时候人们只会望洋兴叹，因为灯塔本身不能帮你解决任何问题，毕竟你要顶风破浪，要冒很大的险，才可能抵达平静的对岸。佛又说，放下屠刀，回头是岸。这把屠刀就是你所说的“人为私欲而相互厮杀”，《妙音鸟》里这样的厮杀场面太多了，这样充满私欲的人群也太庞大了，以至于佛教的光芒显得微不足道，它能照亮的只是极少数的人，何况，那还得看这个人有无良好的悟性，能否参得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造化”。对于红亮来说，宗教不光是灯塔，而且也是光明的道路，因为他终究能够步人其途。

△是的，任何时候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都在倔强地生长着。与此同时，在民间，作为对于“恶”的消极抵抗也好，无可奈何也罢，自然而然地会生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观念，小说中似乎也有表现，我是从虎大将要被杀了，他老婆忙着找人去救他，而那些鬼魂说虎大做了多少多少恶事，于是他们在路口挡住她的去路；另外，从三炮最后的结局等处，隐约感觉到这是左右人物命运的理念。

◎假如我承认小说里有类似的观念，读者也许会说，这是不是太陈旧了？一个年轻的现代小说家，居然还在老生常谈这些玩意儿！这正是当下的问题所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中国人普遍开始天不怕地不怕的，丧失信仰和最起码的道德评判标准，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包括作恶，因为除了金钱和权力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可以束缚手脚的东西了。可是过去并不是这样，在人们的精神和生活领域里，总会有神佛的一席之地，人们信佛，或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去朝拜，或日夜供奉于厅堂之上。恶人也是这样，他们甚至会在神佛面前进行忏悔，神佛充当着他们的心理医生的角色。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内，所有神佛都被打倒了，正如小说里红亮在深山庙宇里所遭遇的那样，诸神被湮没了，鬼怪才一夜之间如潮水般涌出来，可谓“鬼出神没”了。虎大老婆想求助于寡妇牛香前来解救虎大，村里的冤魂就组织起来挡住了她的路。这个情节看似荒诞，事实上，我想要表达的却远远不止是因果报应这么简单，我更愿意让事件呈现出民间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虎大老婆本人就是那种善男信女者，所以在最关键时刻，在她的道德价值面临选择和考验的时候，她心里首先有“鬼”，才能产生那样不可思议的幻觉，而她也由此开始敬“神”而远之。

△“陈旧”的问题用不着在意，作家不能做一条追逐所谓“新观念”的狗，否则累死人家还会笑你是傻瓜。从更长远一点的历史来看，什么是新和旧？今天新的明天就旧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但每个时代都不乏优秀作品。《诗经》够旧了，现在仍然有人读得津津有味。秀明这个人物是你颇为用心的人物，其实她的身上就有某些圣母的感觉，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天然就要历经各种劫难，我觉得她倒更应当皈依宗教，而不是红亮，红亮的皈依未免有些观念性，秀明才是承受了大苦大难需要悟透人间的人……  ◎秀明这个人物，不论她有菩萨般的心肠也好，还是她一辈子要经历许许多多苦难也罢，有一条是绝对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秀明和她的职业，她始终是羊角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这正是她最后没有皈依宗教的关键所在。秀明是知识和文化的接受和传递者，她是羊角村高举火把的那个人，她也同样经历了那场噩梦般的运动。尽管在小说里，有一段时间她也表现出潜心向佛的幽闭的行为倾向，但那是暂时的。我之所以让她有所摇摆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可以说两眼一抹黑，黑夜没有尽头，前途失去方向，秀明作为一个女人，内心的凄苦和彷徨，可想而知。但秀明毕竟还是坚强地挺了过来，她自己在羊角村的废墟上站立起来了，她也拯救了孤苦伶仃的少女串串，她在家里秘密地传授着知识文化，她用自己行动证明了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操守和良知，文化的根脉在她手里始终没有被断送，尽管这个过程漫长曲折而又充满艰辛。这恰恰也是我在这部小说里想要表达的一个母题，包括红亮最后皈依佛门，也是文化在困境中的默默传承。

△所以说，这个看似很弱的女人，却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小说中还有一个女人，那就是寡妇牛香，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她是一个更为成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秀明的性格似乎没有充分展开，你似乎把她定型为圣母型了；而牛香是地母型的，扎根民间大地，韧实，又有力量，这是一个还有很大开拓空间的人物，比如，她再有一点“狠”劲儿，个性会更为鲜明。

◎不久前，我在宁夏大学同现当代文学的一批研究生进行过面对面交流，大伙对牛香这个人物非常认可，同时他们觉得秀明老师这一形象应该再有所加强会更突出。而我却认为，读者应该把牛香和秀明统一起来看，也就是说，她们是我塑造的一组形象，这两个女人有互补性：秀明知书达理，贤良、聪慧、富有爱心和忍耐力；牛香则泼辣、风骚、仗义，时而是非观念模糊，时而又有一定的同情心。这两个女性在羊角村是缺一不可的。至于你提出的牛香身上再有点儿狠劲，我是不大赞同的，我觉得她在严厉惩罚两个儿子的那一情节里，她的“狠劲”已经超乎了我以往所创作的人物谱系，让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不过，我又觉得这个“狠劲”是非常必要的，否则，这个人物可能就立不起来了。

△读者会看出这两个人物有意的对比的，小说中你不是从虎大的眼睛中都做了直接的描述吗？大概我说的不准确，我说的“狠”劲是那种能够照亮人物的鲜明的个性之类的，它可能超出生活现实本身，但一个人物能够在人们面前“光彩照人”一定需要这样的棱角。就像提到老葛朗台你首先想到吝啬，提到张飞首先想到“猛”一样。不过，我发现你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作家，你能把握住人性中的恶的因素，但同时又不让这种人性下降到没有光亮的淤泥中，你总是给他们光，用善良的目光打量他们，用希望的光(指唤醒内心觉醒和人性回归的光)来引导他们，这一点，比较阳光。先锋文学当然有很多优点，但作者对笔下的人物都是很冷漠的，善、恶被取消了，天使和魔鬼平等了，但大家不是都恢复为人，而都成了魔鬼，实际上缺乏一种精神提升的力量。而你的作品中有这种阔大的种子，这不仅是你的长篇，而且是大多数中短篇表现出来的共同品质。你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揭示出来了，又透过文字将你自己内心中美好的追求表达了出来。大概跟我们这一代人生活比较平安、没有那么多苦难的经历有关吧？

◎不能刨除这种可能性，但也不是绝对的。有评论家指出，杀戮、施虐、暴力、残损与死亡，是我小说最常见的主题和意象，读者大概认为这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解。其实，正如你所言，我小说里的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善良之光。我想，只有首先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解读我的作品中的救赎与宽爱，才能理解人物每每在绝望中看到的希望。

△小说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第四章，因为现在摆在面前的大多是对于疲塌的现实直观描摹的文学作品，《妙音鸟》的这一部分让我看到久违的一种语言、想象的张力。这里现实与虚幻、白天和黑夜都混合在一起了，亦虚亦实，完全超越了那种平庸的现实主义。村里的男女老少全都被这无边无际的瞌睡所困扰，这样一来，这个村子成为一座孤岛，而外面则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那种强权政治的声音都传不进来，它依旧运作在乡村的传统伦理之下。可你不是写世外桃源，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开镰帮的造反、疯狂的批斗等等，也照样在这个村子里上演，不过，不是在一种政治理想的鼓舞下催生的，而完全是个人私欲的满足和彼此恩怨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文革”，让我们看到的大概不是“文革”的革命性，而是它的腐朽性，完全是古老的传统的渣滓的借尸还魂，这一点可能更接近乡村的现实。我想知道，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现实你是怎么看的，小说中试图提供怎样的反思？

◎香港凤凰卫视做了一期“樊建川和他的红色革命系列生活用品收藏”，不知你是否收看？我看了，大为震惊，就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其收藏规模之庞大是绝无仅有的。光各类纪念章就仿佛是海底世界里庞杂纷繁的鱼类，让人眼花缭乱，主席的语录和头像几乎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小的部位，从锅碗盆碟到钟表桌椅到学习和工作用具，干脆这么说吧，当时只要是一件瓷器、一件工具、一个物品、一本书、一支笔、一张小票，都无一例外地浸染了“文革”特殊的红色。樊建川向观众讲述了他的收藏和整理过程，他说最让他感到痛苦和不安的并不是这些器具，而是他从民间收集来的汗牛充栋般的书信，那里面充满了告密、陷害、恐惧、痛苦和忏悔的泪水。更多时候，樊建川说他根本不敢一一去查看，只是简单地做分类打包处理。从电视画面上，我看到那些被装在一只只粗糙的麻包里的私秘信件，它们静静地躺在像高低床一样分层的巨大货架上，形同一具具死尸无声又无息。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写作《妙音鸟》是有意义的，就像樊先生的收藏，因为人的惰性首先就是健忘。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早就跑题了。不过，我是想借此表明，“文革”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内心世界并没有完全消失，诸如像章、瓷器、信件、语录等，这些东西我在很小的时候都无数次触摸过的。在我记忆当中，只要是有红色痕迹的瓷器，在家里绝对是供奉在最高最显眼的地方，别人一进家门就会映入眼帘，好像对外宣扬我们这个家庭的忠诚不二。我曾亲手打碎过一个空心的白瓷塑像，后果可想而知，父亲严厉地惩罚了我，并警告全家人要保守秘密。那是一种天将塌下的恐慌，在我幼小的身心上烙下了疼痛的印记，也可以说是那段历史的痕迹。任何一段历史都不应该被轻易忘却。作为一名作家，别人去写那类无关痛痒东拉西扯的柔情暖意的小故事，对历史对过去对伤痕视而不见，而我不能。已故的巴老晚年说过，他在“文革”做了违心的事说了违心的话，于是，他的存在和文字有了崭新的价值。但愿多年以后，有人谈及我的创作时，不为别的，只因我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和激情反思过那段历史。

△有些心理伤痛不应该那么快就从中国人的记忆中移走，我看过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做的是那个时代亲历者的心灵档案，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冯骥才是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走过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但他说有一阵子根本不能再写那段岁月了，他回忆过去的事情自己的精神都受不了，要生病的。这跟你看樊建川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一种心灵的撞击。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感官的享受，但作家，好的作家还是要敢于拿出撞击心灵的东西，哪怕它与人们的口味不大合拍，但是轻飘飘的蒲公英，风一吹就没有影了，有根的树却会越来越枝繁叶茂。对此，我欣赏你的这种认识。让我们回到小说中，小说结尾你安排了一场地震，为什么这样来结局，你是想毁掉这个村子，还是只是想让沉睡的人们醒来？  ◎谢谢你注意到小说的结尾！“地醒了”的潜台词是“那么，羊角村的人呢？”之所以这样结尾，还是想把问题留给聪明的读者。地震无疑是毁灭性的，难以抗拒的。俗话说，不破不立。已经腐朽的东西，索性就让它来个天翻地覆吧。当然，我这样处理是有现实根据的，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举世震惊，很多时候，我甚至在想，这是否就是大地给人们、也给那个特殊的时代敲响了警钟？

△这几年是你的创作丰收期，我惊喜地看到你在短篇、中篇乃至长篇小说等各种形式上遍地开花。一个写小说的人能够这样执着地坚持下来，肯定生命中有一种对小说剥除不了的爱。好像你原来是学理科的，当初是怎么喜欢上小说的？

◎准确地说，我是从2000年起开始大量地创作小说，并在国内诸多刊物上连续发表作品的，到目前为止，已公开发表短篇小说六七十篇、中篇二十余部、长篇三部，累计超过二百万字。这个数字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早在1999年前，我的工作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我还在民航局上班，做的是专业性很强的航空电讯工作，可自己好像一点儿也不喜欢，我觉得自己的身心根本不属于机场j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干什么呢？我实在不想塌塌实实干一辈子通信业务，干脆就改了行，去当一名行政秘书，可感觉总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我逐渐意识到，我不是不喜欢民航这份工作，而是我根本就不喜欢这里的氛围和每一缕空气。我的第一个短篇习作，就是在机场值班的夜晚写成的，可以说一气呵成，而且是手写的，后来打印出来拿给省刊的一个编辑朋友看，对方答复说很不错，可以作为头题来发表，而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头题”为何物呢。1999年末小说发表出来，我好像也一下子找到了工作以外的乐趣，那以后读书和写作让我完全忽略了一直以来不如意的景况，一个个被我精心虚构出来的鲜活的小说人物，他们微不足道的举手投足或荡气回肠的哀乐喜怒，几乎占据了我所有思绪。当然，我也为此背负了“不务正业”的心理负担。好在，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我就很顺利地从民航调到宁夏文联做文学编辑了。正是小说为我提供了一次跳槽的机会，要是没有它，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热爱它，并为之付出心血。

△不知你最近是否关注一些人关于几个代层作家的看法，有一些人说，六十年代作家生活资源丰富，现在也有优秀作品产生；八十年代作家，风头正健，正在引领风潮；惟独夹在中间的七十年代作家好像很平庸，似乎马上就被忽略掉似的。很不幸，我们都是七十年代人，刨除自身感情，你怎么理性地看这种判断？

◎孟繁华先生在最近一篇关于我的评论文章里写道：“70年代成了夹缝中生长的一代，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文学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无疑，这也正是我所面临的困境。我时常在想，你已是如此出身了，叹息痛恨又有什么用？博尔赫斯长期待在阿根廷的一家图书馆里，可他手里的笔却伸向了世界各地。以代际划分作家有一定的道理，也便于文坛形式上的具体操作，但绝对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不管人们做出怎样的判断，道路始终要靠作家自己去走。中国有句老话叫勤能补拙，想当一流的作家，必定困难重重，我写《妙音鸟》最初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否则，就不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现在已无需太多言语了，我已经比较成功地做完了这件看起来难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我也相信包括你在内的有识之士，会对70年代出生的作家做出公正的判断。所以，我想再次引用孟繁华先生的话，他说：“在我看来，同样作为70年代出生的青年小说家张学东，就是在这种尴尬或夹缝中实现突围的。不仅在他过去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证实了这一看法的成立，现在读到这部长篇小说，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夸大其辞。”

△说实话，我有自身的焦虑，却不大有代层的焦虑，我们不能像一个算命先生那样从生辰八字看文学、历史的发展。哪个时代不出人？时代是一方面因素，自身的功力更重要，不然，哪怕你生活在历史最好的时代，还是窝囊废一个，又有什么用呢？更何况，现在的代层讨论说白了，还不是从市场看文学？从文学看文学，我觉得七十年代作家正在不断走向成熟，不断拿出自己的优秀作品。即如从你的近期创作而言，问题并非没有，但从整体来看，这部小说在结构和叙述控制力等方面，可以说它也预示着七十年代作家创作上的成熟——在文字把握上、在对生活经验的处理上、在对历史责任的承担上一已毫不逊色于六十年代作家了。我一直比较喜欢你的文字，从你众多的中短篇到《西北往事》，再到这部《妙音鸟》，在你的文字中有着干净、利落又刚硬的力量。但如果仅仅如此还很单薄，而你好就好在还有另外一面，即刚中有柔的一面，朴素却又蕴藉的一面。当代小说语言逐渐在失去弹性，尤其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描述，比生活本身还涣散、凌乱，这些缺点在你的小说中很少见。我曾经到过宁夏，与你和很多作家朋友都有过交流，在你们身上感受到难得的对文学那种热情和真诚。宁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母亲河从此流过，它不但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也一定会刷新它，所以我常常想有你们这样一批作家，再加上不趋势、不趋时、不急躁、不功利的品质相伴，这块土地一定还会生长出更多神奇的文字来。为此，我期待着。作品会代替作家说出所有的话，也会让读者看到作家的一切。

2008年1月5日至12日上海-银川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妙音鸟》是“70年代”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强劲登场和精彩亮相，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张学东这一代作家无论是看取生活的着重点，还是叙说故事的表现力，都与前几代作家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普遍摈弃宏大叙事，更为注重由情态到心态的细微末节，在心灵的丰富性与艺术的可能性上，都强烈地表现出了属于这一代的创作特点。

汪政(著名文学评论家)：在我看来，张学东对这个世界有着与卡弗类似的看法，通过对残损、死亡等细致的书写，张学东进入到社会与我们的内心，他试图告诉人们威胁与伤害来自何方。在他的小说中，人们首先看到了专制与权力的阴影。小说往往超出了作品叙述所依托的时代背景而有了泛象征的意义。

吴义勤(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学东的小说有着对社会和历史的批判，有着对人性扭曲和“变形”的叩问，有着对生活中“冰冷”、“坚硬”部分的深刻体验，然而，更有着温暖、感伤的诗意。张学东始终是一位对人性保持着信任与信仰的作家，绝望背后，他总是能给我们出示希望，冷漠总是被温情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