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立在城市的地平线上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总是无从回避，总是要反复回答——我们的写作与栖身之地的关系。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祖籍是江苏，父亲一辈来到了西北，而我，比父亲往西北跑得更西北了一些。归纳一下的话，那就是：我们两代人的轨迹，便是一个离故土越来越远的图景。如果我们承认，当我们以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版图来规约文学时，里面的确首先预判了某种必然的“故土原则”的话，那么，一旦我被纳入这种言说，就必然会感到莫名的尴尬。——我没有故乡。因此，即便“身在西部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这个“西部文学”中最被忽视、乃至只是为了概念的完备，才勉为其难需要罗列进去的指标，将我的写作也一网打尽的时候，我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想要与之分辩。
这篇文章是为了我被冠以“西部作家”之名的一次申辩。就好比我宣布自己没有故乡一般，当我现在试图写下自己关于城市文学的思考时，与之对应，我需要再次申明：我没有乡土经验。这几乎是无需解释的，当一个人没有“故乡”之时，他又何来“乡土经验”？
是什么令我们总要反复回答“我们的写作与栖身之地的关系”？在我看来，对于这个问题的纠缠，本身便源自我们文学中迄今依然强悍的“乡土逻辑”。当我们的写作被追索，被盘问——它究竟植根于何处时，岂不就像是对着一把谷物去追究它的产地？这种根深蒂固的好奇，本质上难道不是源自一种农业文明的积习？
不错，我们甚至不需要过多的专注，仅仅粗略地爬梳，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检阅我们的文学遗产和文学经验，基于农耕文明的成就，始终是我们的主流，并且，它完全可以被称作是一枝独秀的，它既以自己的创作成果，也以意识形态的强力倡导，最大程度地盘踞在我们的文学地盘上。这种局面延宕于今，还有赖于我们文学批评领域的保守，当建立在一整套成熟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安于以现成的教条来履行责任时，它当然会反过来固化自己所依附的传统，从而令其显得愈发不可撼动。
一个缺乏“乡土经验”的作家，在这种传统里写作，势必会丧失那种显而易见的利益优势和相对容易的叙述策略。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恰恰赶上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时刻，以我这样的年纪，提笔之初，整个文坛向我释放着的，依旧还是庞然的现实主义诉求与乡土叙事原则，于是，“乡土经验”的阙如，必定成为了我最大的短板。
我没有“乡土经验”。那么，我有“城市经验”吗？不问不知道，这个貌似很好回答的问题，一经提出，若要严肃面对，原来却是这样的令人为难。不错，我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到如今年逾不惑，都是生活在城市之中，但是，我真的又很难理直气壮地回答：是的，我有着一份完整的、不打折扣的城市生活的经验。何以如此？我想，这一切都源自我们这个国度特殊的国情。我很难说出什么样的经验才是我心目中的城市经验，但我可以很轻易地否定自己的成长完全构成了那样一份城市的经验。
我们这代人，大致也经历了物质匮乏年代的尾巴，那种对于几分钱一碗面的记忆，那种对于煤站粮店的记忆，一把抹去了我经验中“城市文明”的痕迹，它们起码在我记忆的初期毫无“城市味儿”，我不能承认它们符合我对“城市文明”的想象。这里面的确难以找到某个具体的参照系，它完全有可能只是出于我的一己之见。但它的确牢不可破。以此为基点，我至今依旧有着巨大的困惑，譬如：如今我所生活的兰州。相对于上海，算得上是城市吗？欧美文学中对于城市贫民窟的描写，算得上是城市文学吗？——或者，只有《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直接书写都市奢华之梦的作品，才当得上是十足的城市小说？那么，茅盾的《子夜》呢？王朔的《动物凶猛》呢？
这也是一个中国作家面对此类问题时的困惑。毕竟，城市化直到今天，才真正成为了我们建设的口号与目标。
之所以如此困惑。我想，我是过多地考虑了城市文学的“外貌”，如果我将自己的目光收缩，只去审视城市文学的“内核”，也许，问题就简单得多了。我在想，如果真的要给我的写作找到一份依据，我也只能将自己的经验落实在城市(尽管，我的这个落实常常令自己生疑)。这份经验的落实，一部分源自我的物质经验，另一部分，则源自我的精神经验。而后者，更多地来自阅读——是阅读本身，为我提供了那种富于“现代性”的、类似于“城市经验”的体会。就是说，当我以“城市化”的方式来书写的时候，更多的，我是在经历着一个精神性的命题，那种实在的、物理意义上的“城市感”，只是十分勉强地作用在我的写作中。P1-4
萎靡不振和干劲冲天
题目这句话，原句是“优者萎靡不振，劣者干劲冲天”，语出博尔赫斯，具体的语境忘记了——他是在讽刺福克纳？——但的确是句漂亮的警句，与爱因斯坦那句“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一样，都曾经塑造过我的世界观。
这本集子收录的文字，前后基本是在一年内写下的。在这一年里，《湖南文学》抬爱，敦促我开了撰写读书随笔的专栏，于是只好开足马力，一期不落地干起来。干的过程充满着自我的动摇，有时甚或会自我厌弃。是格非先生的一句话令我将所“干”之事找到了一些干下去的理由，他对我说：一个作品有几个人认同，似乎已经足够。但这几个人是谁并非无关紧要。那么好吧，干劲冲天好像就不再显得那么令人难堪了。这部分文章，是这本集子的主体。至于附辑部分的那些对话，好像更有令人汗颜的理由——说是“扯闲篇儿”。也不能算是完全的自贬。于今此类“对话”已是一个作家的日常事务之一，大家说的越来越比干的多了。收进来的对话，已然经过取舍。事实上，这一年我大约跟人“扯”了两倍这样的内容。好在跟我“对扯”的，都是令我尊重的对象，从他们的身上我受教良多。也的确廓清了一些自己的观念，并且有助于自己相对清晰地眺望前路。
于是，就有了这本集子。
一个小说家，如何分配读与写的比重，这本不是问题，有些经验的，都知道阅读何其重要。但读后所写下的，约定俗成，好像更应当兑现在具体的创作上。如果一年之间，居然写了十多万字“读后感”，似乎就有些不是那么好意思了。
好吧，除此而外，这一年我也有“务正业”的计划——写一本小说集。
两厢合并，真的就有点儿“干劲冲天”的意思了。
可是在情感上，我更愿意自己是一个“萎靡不振”者。不是自认为“优者”，是自己从禀赋到性情乃至到肉体，都不大能够负担起一个“干劲冲天”者的重荷。事情就是这么复杂，人就是这么拧巴——一个一百三十斤的人，在力图滚动i百一十斤的石头。不，我不是在说西绪弗斯，但的确是在说虚无和抵抗虚无。
近些年出书似乎也有些“干劲冲天”。大约今年还是会有三到四本集子付梓。这已经开始令人尴尬。是的，是需要纠正这样的草率和盲目了。
这本集子也许就是一个纠正的开始。
它的责编，我所敬重的那位兄长，说：“这是我编辑生涯做的最后一本书。”我的不安可以想见——这十几万字，显然无法和这句话的重量相匹配。他的编辑思路是让这本书反映出我的“小说观”。相知多年，尽管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反对我的某些观念，但他就是如此的宽大我，容忍和尊重我浅薄的异见，并且，也愿意将于己相左的异见设想为具有一定的价值。他做文学批评，曾经就职于那本著名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这样的前辈，亦师亦兄，遇到了，便是我的幸运。
它的另一位责编，可能正在“干劲冲天”的当口。于是这本集子从装帧设计到印行策划，都浸泡着他的心血。他是可以预见的优者，是成长着的有抱负的出版人，有志于将一家地方出版社做成一流的出版机构。他和我差不多算是同龄人，不由得，我就想和他一同成长。
他们。都是我纠正自己的鞭策的力量。于是，我们有所共识——尽量让这本集子不要太水，避免拼凑。完全做到了吗？可能没有。首先我在这一年写下的，依旧只在一个“一百三十斤，’的人所能负荷的重量之内，“水”避免不了，但“不水”的愿望的确是终于有了。我知道自己的局限。这局限有如书名——犹在缸中。
犹在缸中，来自李敬泽先生的一次戏谑之语——于今我们的文坛，吃了吐吐了吃，大家都在同一口缸中。这是重要的洞察和自纠，借来做集子的书名，算是我对自己的提醒与棒喝。
诚如那位兄长的编辑思路，这本集子都是在说小说，它反映的，是我的“小说观”。但是，置换一下，我想也许我所写下的，也都是自己的“世界观”。写作经年，犹在缸中，我越来越觉得，决定一个小说家的，其实最终仍是他的世界观，是他看待世界的心情，是他看待生命的态度。如果这种感觉不谬，许多文学的问题、生活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谁为什么写得不好，谁为什么活得不对，都有了一个基本的答案。
落脚在世界观上，所以我将与杨晓帆的对话放在了集子的最后。整本集子基本上是以写作的时序排列的，这个对话算是个有意的例外。我想用它压一下自己散乱的阵脚。它有个“三百一十斤”般的题目——《以虚无至实有》。并且，它的最后一句话，差强人意，说出了我今天的心情：
因为人生也不是很长，基本上一半也活过去了。
《犹在缸中(精)》是小说家弋舟的一部随笔集。
什么是“犹在缸中”？他在后记中说：“犹在缸中，来自李敬泽先生的一次戏谑之语——于今我们的文坛，吃了吐吐了吃，大家都在同一口缸中。这是重要的洞察和自纠，借来做集子的书名，算是我对自己的提醒与棒喝。”
十五篇结实饱满的随笔，六篇如临其境的对话。这是小说家弋舟对自己文学态度和人生态度的集中交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看待东西、古今的文学传统，如何梳理和确认自己的文学态度和文学立场，如何在小说文本的婉转之外直截了当表达自己。
他在寻找同类，但也涵纳异见；他在绍介他者，但目的是认清自身，是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澄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小说观、文学观，以及人生观。
弋舟游弋如鸟。他有不可思议的方向感，流畅地穿行于人类生活的幽暗与明亮，绝望与英勇。
《犹在缸中(精)》是小说家弋舟的一部随笔集，共收录作者今年创作的随笔十五篇，另附六篇与评论家、作家的对话。全书围绕“小说”和“探小说家”，探讨小说写作的各种面相，小说写作和阅读的意义等，阐述自己的小说主张，文辞典雅，富有新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