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编著的《我的真文字》以清晰的脉络，完整、深入地表现了其艺术创作的才华和理念，不仅能让专业美术工作者系统了解这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也使得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一般读者窥见当代艺术的基本面貌。文字朴素、生动，具有很强可读性。大量图片也增强了全书的视觉效果。

徐冰编著的《我的真文字》分两部分：

上辑“艺术随笔”十五篇：是对与艺术有关的事与人的看法。像是个人经历的思维小史，也带出了当时的语境，所以大体按时间顺序编排。

下辑“关于作品”十篇：有点像“创作体会”。这组稿子的起因是十多年前，我撰写了一本题为“我的艺术方法”的书稿，讲自己的作品，按创作年代一件一件讲下来。但作品总在增加，想法也在增加，无法完稿。这次翻出来，补充了内容，借此机会打住了。

“视野丛书”总序

自序：一个艺术家的文字观

上辑 艺术随笔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复数与印痕之路

 分析与体验

 东村7街52号地下室

 这叫“深入生活”

 TO（致）：雅克·德里达先生

 9·11，从今天起，世界变了

 齐白石的工匠之思与民间智慧

 懂得古元

 画面的遗憾已减到最小，可以放手了

 东方纸的美意

 点石成金的特权

 给年轻艺术家的信

 关于现代艺术及教育的一封信

 心有灵犀

下辑 关于作品

 《天书》

 《动物系列》

 《英文方块字》

 《魔毯》

 《文字写生系列》

 《烟草计划—1、2、3》

 《木林森》

 《背后的故事》

 《芥子园山水卷》

 《地书》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民主墙、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四五”运动，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黄镇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可他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一样，每个都不漏掉。

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离被围堵的“青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好像长得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务处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在那时真是稀罕的宝物。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于是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什么。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相互默许。我既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领袖。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进入学院的机会。应该说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的成长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情有可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于人民”的，有些人上一辈是地主、资本家什么的，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所以，我的同学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精神病的（在那个年代，家里老大是姐姐的，成精神病的特别多，真怪了！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这些同学后来出国的多，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纽约三个，曼彻斯特一个。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爸爸自杀的。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谢天谢地，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挺过来了。）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师，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附中教书。这些老师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学问、爱思索、认真较劲儿。聪明加上教训，使得他们潜意识中，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这一点，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结果是，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血缘的污点谁也没办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P3－5

这套丛书甄选了这么几个人：张承志、韩少功、李零、汪晖、徐冰和李陀，包括作家、学者、艺术家和文学评论家，看起来，这些作者各有各的行业，但他们的思考和写作却有着某种秘密的通道——时代与个人，阅历与写作，由此在复杂的光谱中互相辉映。依照丛书的构思，以笔记散文为主调，进而铺张杂陈，理辞各异，文意歧出，或许有着某种共同之处：展现了一幅艰难的思想图景——“视野”的命名恰如其分。

是我突发奇想：在不同领域、不同的版图和不同的坐标上，邀请这几个人聚在一起，构成潜在的对话，撞击火花，看是否能在时代与时代——也就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间，出现新的想象与思考？正如学者孟悦所说的：“丛书还有一个我喜欢的地方，也是它的重要性所在，那就是作者们展现的越界的想象和眼光。虽然是用中文写的，但是每个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跨越对‘民族国家’的身份想象、对文化传统的边界的想象，乃至对语言本身的开放性的挖掘。”

特别强调的是，与传统文人的书斋生涯不同，与现代的教育的规训不同，他们的经历有着类似的“身份”——当过工人、农民或军人，每个人都和土地息息相关，和底层社会息息相关。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时间表”：沿着轴线，穿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从九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直至今日——当然也可以反向检查一步步的印迹，追溯到青少年和童年，再从路的尽头转身——构成他们的“写作”的真正的含义。

北岛

2015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