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五年前我在云南大理做短期逗留时，遇见一个同龄人。初以为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海外华人，阳光、敦实、健康、沉静。吃饭时才听说是孙科的外孙，大家一时惊讶，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跟历史相撞。我马上问跟孙穗芳是什么关系，答说母子。我很高兴提起几年前有朋友送我的一本孙穗芳编的国父纪念图集来。有人介绍说这个看着还像小伙子的中年人有三个硕士文凭，现又读中医博士之类。我其时正对“人身难得”这样的古老格言有兴趣，对现代人对身心的浪费和糟蹋多少有些觉悟；看着这个后来才知道叫王耀祖的同龄人，有些感慨，人可以活得如此健康，精气神含而不露，身心不受人类的垃圾污染。

王耀祖在饭桌上提起大陆人多不知道孙先生，我说是也不是，我们每年“五一”等节庆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还是要竖孙先生的像的；至于一般人，不知道是正常的。王先生感慨说人们多不了解三民主义，大陆的生态、心态、世态污染其实可以从三民主义中找药方。我部分同意。看着这个也将在大陆生活的同龄人，禁不住想到他外公，我在《非常道》一书中提到，胡汉民评论孙科：“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回北京后我告诉一个朋友说遇到了孙先生的后人，朋友问说是什么样子，我大致描述了一下，朋友叹一口气：“怎么都变成了知识分子啊？”这让我想到看人的视角有所不同，我看到的是王耀祖先生的个人成就，朋友看到的是孙先生后人跟国家社会的关系。

二

的确，从大于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王先生所在的一个庞大家族对中国现当代史有着最大的影响。无论孙中山，还是蒋介石，还是孔祥熙，都属于宋氏三姐妹所在的宋氏王朝，更无论孙科或孙穗芳。孙穗芳先生很精准地用爷爷孙中山的话“至诚如神”来激励自己，这四个字也当得起国父的家教或说精神。只是这种家教跟宋氏王朝的家风比，显然有所不同。

什么是宋氏王朝的家教？在我看来，用宋氏家族的创始人宋耀如的话就是：培养孩子做成人，做伟大人才。这个从海南文昌县走出来闯世界的普通农家的孩子，首先把自己培养成人，把自己培养成当时世界一流的人才。

宋耀如的学习精神值得称道，他一生似乎没停止过学习：十来岁时，他的舅舅判断他非等闲之辈而决定收养他，养父母让他受益的教育是：“要别人尊重你，就必须比别人干得出色！”当他想求学而养父不同意时，毅然离家出走。在家乡他学会了织吊床，在漂洋过海的轮船上他学会了吹小号，他向牧师学做人，向将军学经营……这些经历只是小菜一碟，因为他向孙中山学习革命并资助革命，以西化之人回归中国传统……这些举动更能证明一个学习者向世界敞开的心灵。

宋的创业之路是艰辛坎坷的，但他从不畏难而退。在昆山传教时，他自制小船在昆山和上海之间搞营运，短短几个月便筹足了建教堂所需的费用。在七宝，他购置单驾马车，载客运货。丰富的经历培养了他的冒险、开拓精神。从海南到爪哇，再从南洋至美国，途经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时经历了惊涛骇浪、船撞冰山、漂流至南极圈、遭遇海盗抢劫……大凡一流人才的身心时空感是强大的，宋耀如可算是一个例子。

清末民初的中国有混乱的自由，世人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一个社会旧的结构崩解而新的结构未定型之际，最易出现一些超乎常规的现象，所谓“梦想成真”的几率要高得多。一个本名韩教准的农家少年被舅舅收养改名宋耀如，他的人生路上没有条条框框，但他的亲侄儿韩裕丰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宋子文要堂兄韩裕丰到南京做事，并想收养堂兄的儿子时，韩裕丰想的似乎也很合乎常理：自己只念过三年书，是个半文盲，没什么本领，哪敢去南京瞎闯，宋子文虽然是他的堂弟，毕竟人家已经飞黄腾达了，官至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他不敢也不想高攀。至于把儿子交给宋子文抚养，他更是不愿意，因为他只得这么一个男孩，怎舍得让他离开自己呢？

宋耀如则敢想敢做。他经南洋辗转到美国生活，八年后回国来到上海。他就完全成了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上层精英：奔走教会，驰骋商海，投身革命，创造了个人从一名学徒到享誉海内外的实业家、从一个虔诚的牧师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的辉煌人生。资助宋耀如进美国达勒姆三一学院学习的卡尔将军在回忆监护、担保宋耀如入学就读这件事时评价说：“这一天是达勒姆历史上难忘的日子，它影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现代史。”

三

宋耀如在有生之年已经看到了自己和孩子们的部分成功，但更辉煌的还在他死后。他的六个子女都在美国留学，其中三个是经济学博士。用后人的评论，他的六个子女中，三女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天后，三男都是潇洒倜傥的豪门相公。他的家族出了三位国家元首：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孙中山，中华民国委员长蒋介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出了两位政府首脑：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出了两位“第一夫人”：“国母”宋庆龄、“第一夫人”宋美龄。

宋耀如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

宋自己的超人能力表现在家教上。他平时忙于上帝、实业、革命，他对上帝虔诚，对实业敬业，对革命忠诚，但他从未忽略自己的家庭责任。无论事务如何忙碌，他一回到家便同孩子们亲个没完没了，跟孩子们打成一片，一道玩耍，一起游戏，在共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对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美国作家埃米莉·哈恩称他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优秀的家长”。

在送女儿去美国留学时，宋对孩子们说：“爸爸要你们到美国去，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而是要将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能终止你们的追求。”

但他和夫人又从不溺爱孩子，“简直像对待男孩子那样对待女孩子”。他们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实践者，遵循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教诲，并借鉴司巴达式训练勇士的方式，宋耀如夫妇对孩子们实行近乎严苛的生存训练和意志训练，他们要求孩子“纳于大麓，列风雷雨不迷”。在雨横风狂的日子里，宋耀如带着孩子们顶风冒雨，忍饥挨饿，在野外徒步跋涉，以此锻炼孩子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他要孩子成人，宋子文曾说，父亲生前嘱咐过他，做不成人，不能回去文昌认祖宗、见父老。但他又绝不专制，当宋庆龄跟孙中山相爱，他和大女儿宋霭龄一度想以禁锢的方式来阻止时，最终又容忍了女儿的自由。他是严父，也是慈父。

他的孩子们也都在自由和专制、独立和干涉之间寻找到平衡。宋庆龄自主选择了自己的婚姻，宋美龄同样如此。当宋美龄要跟蒋介石结合时，宋家人也多反对，时已成为一家主心骨的大姐宋霭龄也不同意，但后来被宋美龄说服。“这桩婚事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从而促成蒋宋联姻。

宋氏子女政见不同，情感也一度受到影响，但他们都最终超越了党争。远隔千山万水，远隔十年三十年，但他们间的亲情难为外人道。据说，1981年宋庆龄去世时，远在美国的宋美龄，虽对内对外都没有公开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唁电，但她当时就失声痛哭，并且私下里多次流泪，虔诚为二姐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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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贾府的年货

现代人对宗亲家族的理解多停留在明清以来的家族文化上面。在山西、安徽、浙江等地，看到几百年的古村落或家族遗迹，多叹为观止。看到《红楼梦》里的家族生活场面，看到《家》《春》《秋》中的伦理关系，就感叹传统宗族的根深蒂固。但实际上这些明清以至民国以来的家族，并不能代表我中国家族文化的全貌。

《红楼梦》中有让现代读者咋舌的不少场面，其中过年一节中说，贾家田庄的庄头乌进孝给贾家进贡的财物包括：“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十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兔子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姐儿顽意：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但贾珍面对乌进孝的反应是，贾珍皱眉道：“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两银子来，这够作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涝，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乌进孝的回应是：“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里，谁知竟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里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只这些东西，不过多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

那些在民国大家族奢华生活面前感叹的人，见到这样的情节不免望洋兴叹。有些读者虽然不屑一顾：这只不过说明以贾府为例的封建主们，是如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而过着一种穷奢极欲的荒淫生活，其家族的没落是必然的。但现代人在传统家族生活面前，确实有想象力难以穿越之处。真正对过日子有见识的恐怕还是贾珍、贾老太太他们，比如贾老太太就很诚恳地说，他们贾府充其量是一个“中等人家”。

历史上的上等上品之家已经不复再现，这一类家族在国史和文明史上，确实有过逼人的辉煌，也有过令人深恶痛绝的腐化。我们今天只能在史书中，通过零星的记载，去想象家族文化曾有过的丰富复杂的面相。断被削弱。士族相互之间的竞争不说，士族跟皇权、军头权臣之间的争斗同样大大弱化了士族。如河阴之变中，权臣尔朱荣纵兵围杀北魏的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将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的汉族大家消灭殆尽。之后的侯景之乱，更使南朝的士族遭遇灭顶之灾，除了被屠杀的，还有许多士族饿死。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在侯景之乱期间，士族子弟几十年不见兵器，柔弱不堪，闻变后惶惶不可终日。腐败到毫无抗击能力的士族，一个个怀抱金银珠玉，在家里等死。我曾在《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文中感叹：“晋惠帝是个白痴，天下有饥竟问何不食肉糜？东晋时代……士族中人身着罗衣，怀抱金玉，关着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掘食草根的能力也丧失了。”

皇权趁势打压士族。隋文帝杨坚开国后，为了打击士族力量，就杀绝了关陇集团缔造者宇文泰的满门子孙。唐太宗李世民也觉得奇怪，那些士族被打压得那么厉害，怎么还那么嚣张：“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凌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他为了扶植庶族地主，压制旧士族势力，加强皇权，下令修订《氏族志》。结果新修的《氏族志》仍把清河崔氏列为第一，李世民非常生气：“崔氏早已衰微，既无显官，又无人才，凭什么列为第一？难道我李氏贵为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吗？”他下令改以李氏第一，皇后氏族长孙氏第二，崔氏列第三。

高宗时代，朝廷颁布《禁婚令》：“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但效果适得其反，他们的社会声望更高了，“皆称‘禁婚家’，益自贵”。到晚唐时，文宗皇帝向宰相郑覃求亲，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拒绝了，反而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皇帝大为不解：“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真正的打击来自草根阶层。如果用当代政治学社会学的浅陋术语来说，在士族最为辉煌的时代，他们最有机会创制出“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但他们没能发挥阶层的自觉和创造性。有西方学者曾把士绅分开来看，认为士代表的利益诉求是追求公正，代表平民大众，一如现代的民主党派；绅代表的利益诉求是追求效率，代表精英阶层，一如现代的共和党派。但士族时代的世家大族多集士绅一体，没有社会追求，只有贪婪享受。他们因此注定既为皇权忌惮。又为民众仇恨。

侯景人梁时，只有八百人，到他起兵暴乱时，有八千人。侯景任命许多南朝士族家的奴婢为官，使他们纷纷投奔而来，“人人感恩，为之致死”。大量的士族奴婢和农民的加人，使侯景之乱攻人皇城的人数有十万人。有学者因此称为“梁末奴婢解放运动”。  士族这个阶层似乎没有时间意识，没有历史感和记忆，上招王权忌恨，下招民众仇恨。天怒人怨，他们不以为然，仍招摇于中国。到盛世唐朝，一个新时代，我们最忧患的大诗人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名句，仍不足以警醒他们。

更大的报复终于来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落第的黄巢带兵来了。“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到人肉……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士族们至死仍无自觉，仍以清流自命。于是，有人对权臣说：“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于是，朱温在滑州白马驿，一夕尽杀以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戾、王溥、赵崇、王赞等为首的“衣冠清流”三十余人，投尸于河，同时被贬和杀害的大臣有数百人，使唐朝朝廷为之一空。

经黄巢之乱、白马驿之祸，士族再无力量现身于历史舞台。没有中上阶层，没有“上层建筑”，暴发户们粉墨登场，较南北朝时期更黑暗的时代五代十国阶段来临了，即使首都有“折叠”但更为专制、扁平化的宋元明清时期来临了。士族曾以经学传家白许，此时，“家国天下”在他们的传承下，多成为笑话。

修订版序

自序

孔家：贵族时代的化石

张家：开张天岸马

宋家：做伟大人才

卢家：创造而非享受幸福

任家：寄语天涯小儿女

梁家：直道而行

贝家：骨子里的贵气

查家：谨慎内敛与时俱进

聂家：清正以保富

南家：怀瑾握瑜

钱家：家训的力量

荣家：传统与现代

孙家：满天星斗

林家：向专家人才努力

黄家：以世界之眼光为眼光，世界之生活为生活

罗斯柴尔德家：对金钱的狂热之爱

蔡家：二十五孝

杨家：生老病死的无常

余家：宏大叙事与从零起步

附录：母亲的功德

跋 天街踏尽公卿骨

萌生写家世的念头应该很早了。三十岁那年，曾经写过一本自传，当时希望每年有时间修订一遍，四十岁时出版，但写好就搁在那里，至今没再看一眼。我们中国人的人生立得晚，将立未立或立起来时总是忙碌异常而少有心思做这类“自我整理”。

后来的刺激日渐增多。给父母“行孝”，父母或一起或单独来京多次，每次相聚时我和父母都充满了希望，但每次分别时都有些失望、懊悔。住京城芍药居的时候，有一天，楼下的小两口上来希望借用我家，给他家的南窗口安装护栏，十几层楼要装护栏，我疑惑了一下没有多问。护栏装好一个月后，他们的母亲从北阳台跳下去了。老人来京是准备“享福”的，儿子和媳妇也很老实，她为什么选择了轻生？我不敢深想下去……后来知道，京城有几十万这样从农村内地来京“享福”的老人，他们语言不通，没有朋友，走在小区里像个“霉气”（家乡语，父亲语），儿女忙得一天到晚难得跟他们交流，他们来到大城市生活，比到海外那些“蹲移民监者”更难受。

卜居云南大理的时候，身在海外的同学、西方名牌大学的教授回国，专程来看我。同学跟我说起退休的母亲，六七十岁的干部，孤独得要命，把他当做依靠，英语不通，却再三再四地跑到国外去跟他一起生活，一次都在三个月、半年以上，让他苦不堪言。我笑说，她不是党的干部吗，应该有不少朋友啊。同学批评我，不准笑，五四反封建也不够彻底，你们在国内也没把五四的精神落实下来……同学很认真地跟我讨论，家人之间的亲情和“边界”问题，家庭、宗族的小共同体跟国家、社会等大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大家希望在一起以助力借力，反而更多的是一起沦陷？因为说到底，文明是不断地充分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充分个体化的过程，家族乃至国家应是这一文明过程的桥梁而非障碍。

云南的朋友也跟我讨论社会养老问题，说某地的养老院月收三千元仍人满为患，昆明的收费低一些，一两千元，但也是“火”得不得了。他们准备引进西方先进的养老经验，做更好的养老院，比如给每个老人配一只狗，给不同年龄的老人编组……我笑说，我写过社会演进纲要，对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婚丧嫁娶中的“老”也有过设想，我是希望把“啃老”事业真正社会化，比如给每家老人配一个大学毕业生，除了陪护，年轻人的任务是给老人整理家世、传记。这样，老人、老人的孩子、待业的年轻人，三方受益。朋友说好，只是开头难啊。

回到京城后，发现有些杂志的经营中，老人的回忆录是重要的一块。香港的出版朋友则说，他们每年收到的老干部回忆录有上千部，但大部分是垃圾，自吹自擂，自我遮羞。而社会上，也确实有年轻人服务于“夕阳产业”，在整理家史、家世方面趟开了道路。至于舆论流行，“常回家看看”一类的温情宣唱多年，“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等等耳濡目染，让我们不用调查即可断言，家庭是我们社会仍在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细胞”之一。人们把安身立命转换成安居乐业，把幸福转换成跟家人团聚，把成家安家转换成买房子车子，把成功转换成父母家人凑钱给自己在大城市买下了房子……

尽管当代的家庭已经从传统的“四世同堂”演变成二世或一世家庭，单亲家庭也日益增多，但“家世”问题仍一以贯之。家世甚至从宗族家庭问题，演变成空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高富帅”和“屌丝”等词汇的流行即是明证，“成份论”早已成为历史，但今天我们社会又自觉自愿地把“出身论”、“身份论”招回来了。“我爸是李刚”、“我老公是团长”等关键时刻的话语无意识中透露出我们对家人权势的依仗。它也说明，有着数千年传统的宗亲文化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如果说人们曾经认识到它有正面作用也有禁锢作用，今天，它同样维系了人间的善，也放任了人心的罪性和丑恶。

“回家”的人仍是“无家”的人，社会失教的后果众所周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三大领域一块沦陷，家教的污染和匮乏也同样严重。我们不知道如何跟家人相处，也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曾到乐山去，当地朋友带我去参观老人生活，老人们在一起打“二七十”的牌，类似民间的“上大人，孔乙己”，朋友说，你得支持啊，这些老人生活多健康啊。但有些子女说起父母沉迷于我们的“国牌”麻将来，也是绝望，说是对麻将比对他们子女还要亲。印象中，学者朱大可先生曾嘲笑过这种东方大陆暗夜时代的“方城游戏”。至于教育，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亲戚因虚荣和吝啬，而让自己的孩子得了精神病。一个同龄朋友骂学校教育，当儿子回来说上了“飞夺泸定桥”一课时，他当即开骂：那是谎言，你不能生活在谎言中，不要相信这个社会教你的。他眉飞色舞地说现在儿子跟他一样有觉悟。朋友后来感叹，他不过让儿子跟他一样玩世不恭了。

当一家内刊杂志的主编孙博红约我写专栏时，我想也没想，就说写家世。孙博红也为我量身定做，给了方便。我开始梳理百年来的中国家族，挑选我认为值得传述的写成文章。我曾经希望自己能像伟大的司马迁那样纪传前贤，他把孔子等人生的失败者、失意者列入“世家”，我们也应该把当代的风范写出来，从而为当代人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秩序。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十二家，当自己的读书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突破，对家庭的思索也有了疑惑，我就放下了《家世》，转向新领域。

有“出版梦”的朋友们看到几篇，觉得好，认为我应该写下去。我说顾不过来，而且这个时候对家庭的现实作用下结论为时过早。朋友认为就按已有的思路写就可以，我理解他的意思，平实地写出那些值得“风范”的人家，发“修齐”之光，以使人的身心庶几得到慰安。  后来知道此事的朋友不少，他们都希望我把这一专题做出来。但我知道这事的难度，跟学院的社会学一类框架不同，我以为要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们自己也得多少懂点儿风水、阴阳、命算，如此才能解答家族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当代文明仍未解答的几大之谜，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智能本质，等等，家族的传承跟它们几乎都有关联，尤其与智能本质最为接近。我们中国的玄学、神秘主义，尽管不知所以然，但至少知其然，如此虽给了人装神弄鬼的空间，也让人有所敬畏。

另一方面，“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东方的类聚性质近仁，西方近义，故我们重量重面子重情分关系，西人重质重利重正义理性；我们重恩，西人重爱。家族在差序格局的情感关系中是极为重要的纽带，正反作用兼具。在现代社会立足，家族关系能否实现“现代转化”，仍有待观察。时近清明，朋友们纷纷说“回家了”或“在回家路上”，慎终追远，养生伤逝，能否超越小共同体、超越管制和异化中的困顿，而服务于危机日重的现代性和人性，仍有待观察。特蕾莎修女对善和世界和平的解决思路：“回家，爱你的家人。”我们中国人的修身齐家是否能够充当先导，仍有待观察。

我后来补写的几篇文字跟前面的风格有所不同，也是有这些思虑在。在最初的计划里，写十五家，做另外十五家的世系表，是谓三十家，“三十”在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中即为“一世”。山东的刘子豪先生甚至要帮我去编另外十五家的世系。后来重新写起这个系列时，却决定放开来写，我写了蒋家，也写了老外罗斯柴尔德家，写了我自己的家世，写了朋友杨志鹏先生的家世，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这次成书时重读它们，虽然当时用心用力不一，仍觉新鲜。这并非“敝帚自珍”，而是家世本身是教化之源，只要我们听闻，我们就能看见自己的位置和面貌。

在本书中，有些曲折说得平常，有些人写得简单随意，有些家族写得郑重，有些人介绍得“性情”……希望读者朋友能对我的“放肆”或“笨拙”一笑置之，希望朋友们能从中看到自己和自家的影子。如果读者废书而叹，或者莫逆于心，跟亲人家人相视而笑，那于我“快何如之”。

是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将以自己或家人为起点，游走世界，往而有返。忆苦思甜也好，慎终追远也好，当我们“回家”时，我们都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解答了“人类情感和认知的急迫性”。

2013年清明节前夕

由余世存著的《家世（家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修订版）（精）》是一部主要围绕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家族的传记作品，从“家风、家教之于我们的人生与社会”的视角书写家庭、家族的故事，反思家世之于个人、国家乃至文明的意义。书中的家族，既有在中国社会引领风潮的精英阶层，也有传承久远、代有才人出的家族，对中国文化有特殊意义的家族，以及看似平凡却具有独特对照价值和启发意义的作者自己和友人的家族。这些篇章，或从风云人物的宏大叙事退归到家族传承、修身做人与儿女长情；或从特定的家风、家训出发，探寻家族传统对于人生、社会的意义；或通过亲朋或自己的切身经历、处境，反思“家”给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羁绊与助力。

1. 著名文化学者余世存把脉时代精神的预见性作品，修订版增补重要家族、拉长历史线索、放大反思视角，解答当代人关于“家庭”与“家族”的疑问。

2.舍弃年代久远的古代家族，从我们熟悉的近现代家族切入，讲述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人的家庭、家族故事，贴近当下读者。

3.舍弃说教式的家风家训解读，结合历史的宏观视角与个人的切身感受，讲述“家”与“个人”“社会”的联系与羁绊。

4.舍弃“家国天下”的高调，回归到要做什么样的人、要有什么样的家。

《家世(家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修订版)(精)》由余世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