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小说家殷慧芬的中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以上海的石库门为背景，描写上海底层人民的遭遇，命运的起伏中包含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殷慧芬凭借着丰富的石库门生活经历，以细腻流畅的笔调将故事娓娓道来，既写到旧上海的风土人情，又写到改革开放后弄堂里的新变化，看似不事张扬，却满含作者对人生、人性的深邃思考，颇具可读性。

在殷慧芬所创造的石库门世界中，悲悯之心和关爱之情几乎无处不在。在她写到那些底层人物的时候，她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们，而是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我笔下的人物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善恶观来臧否他们，我总是理解和尊重他们，并努力深入他们的内心寻找他们生存的理由。”她坦言:她自己就来自底层，出生在石库门老街一个很平常的市民家庭，自己也做过工人，“我对这个阶层的人很熟悉也很同情，现在我自己的生活要比他们好，但我的感情天平始终是倾向他们的，这里有我的亲人，也有我的朋友，我觉得没有这样的感情，也就不会有我的小说。”

序 殷慧芬和她的石库门世界

虹口轶事

屋檐下的河流

楼下楼下

哥哥的罗曼史

春之晨

情如春水

悄然而去

畸人

仇澜

涩重的足音

囚禁

自

锁着的抽屉

寂寞

昔日小仇人

焱玉

吉庆里

后记 楼耀福

1958年的夏天，八岁的慧芬站在“一中心”的教室里，一位挽着发髻的女老师对着她轻声细语。老师讲的是一种口音浓重的普通话。慧芬一脸的困惑，只得沉默。窘迫中，她习惯地拉起衣角慢慢地咬啮起来。衣角有很多咬啮时留下的小洞。这是她长牙的时候留下的习惯。也许正是这个动作使老师下了决心。小朋友，放下来，不卫生的呀。纠正别人的错误也是老师的习惯。

慧芬走出教室的时候，等在外面的阿爸一遍遍地问：哪能了？哪能了？阿爸穿戴整齐俨然一位先生。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当初慧芬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进“一中心”读书，是因为不卫生的习惯还是因为听不懂老师的宁波普通话？总之阿爸非常失望。

“一中心”坐落在三角地菜场的右侧。弄堂里的人都知道这是虹口最好的小学，它的全称是“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慧芬家在弄堂的外围，是街面房子，站在家门口，可以看到这所小学高高的校舍。这条街上的人把“一中心”的铃声是当作时钟来看的。比如中午，下课铃声拉响的时候，在慧芬家聊天的隔壁黄家就会急着往后弄堂走，哎呀，铃响了，我回去淘米了。

黄家，就是黄家女人。50年代的时候这个弄堂里的居民相互的称呼一般是先生或者老板。女人们的称呼就简约多了，以男人的姓氏称呼，比如：黄家、杨家、张家……一个王朝的命名大概也不过如此吧？这里面似乎显示了男权的无所不在。女人们忙完家务飞短流长的时候就说，张家今天和老公打起来了。杨家的娘家是苏北窟里的。

或者跟着孩子的口吻称呼：黄家姆妈、杨家伯伯、宁波阿娘、苏州外婆、亭子间嫂嫂。也有以籍贯来称呼的：小宁波、老无锡、老山东、大广东。还有以为人性格或者外形起绰号的：老屁眼、猢狲精、洋辣子、老白蟹、老白眼、张大块头、电线木头等等。最滑稽的是12号里的张革履，据说是因为他老是衣装笔挺，派头很大的样子。

阿爸的绰号是“小铜匠”。这是他的职业。就像有人叫张木匠、李剃头、穆裁缝。从阿爸的绰号可以分析，他来到这条街上的时候是十分年轻的。

这些称呼是知根知底的，没有隔阂的，你的来头大家都是一清二楚的。假如弄堂里来一个陌生人，跑到张家楼下喊一声老张，这个陌生人就大抵是单位里的同事，是有些距离的。弄堂里的人不会这样见外的。

有些人的绰号竟然还传宗接代了，比如小屁眼、小猢狲、小辣子、小白蟹、小白眼。  慧芬的绰号是“排骨精”，这是因为她非常瘦弱的原因。瘦弱有时候会给人一种为人活络的错觉，阿爸就是这样以为的。

那年慧芬成为峨嵋路小学的学生。这个小学在三角地菜场的楼上。这是一座新办的小学。新办的小学是初出茅庐没有底子的。上海弄堂里的人是很相信老底子的。“一中心”的老底子是一所教会学校，一百多年前三角地还是一片农田的时候，它就已经屹立在这里了。阿爸一心要把慧芬送进“一中心”，阿爸是要面子的人。慧芬又何尝不想呢？特别是眼看楼上二房东杨先生的女儿小秀进了“一中心”，平时慧芬和小秀一直是要别别苗头的，所以慧芬心里很难过。

慧芬去三角地上学的时候，看到穿着橡皮衣的工人用巨大的铁钩牵着冷冻的猪肉，在菜场二楼走廊里穿梭，和她擦肩而过。天光暗淡的走廊里，散发着肉类特有的腥味。

很多年以后慧芬成了一个文字工作者，她去卢湾区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老人说三角地呀，上海最大的菜场了1 1960年的时候，我天天乘头班电车去买菜的呀，三角地的货色多呀，小人要吃呀。那个天光暗淡的早晨顿时重现在慧芬的眼前，连同肉类的腥味。慧芬有一点点感慨。

有很长的时间，慧芬不要同学到自己家里来。慧芬家的屋檐下挂着一个很大很大的钥匙，是用白铁皮敲出来的，钥匙的牙齿高低错落，非常逼真。这是铜匠铺子的招牌。过路人远远地看见了就知道这里是铜匠铺。阿爸是一名无锡铜匠。看着阿爸早起晚睡的，卸排门板，上排门板，慧芬就很羡慕楼上的小秀。小秀阿爸杨先生在外滩海关的写字问上班，有时候还喜欢甩一根司的克(手杖)在小街上兜兜商铺，很有风良的样子。慧芬自己的阿爸老是蹲着劳作，脚上已经是青筋爆出了。慧芬想，阿爸当初发了洋财就好了，可以住在洋房里，不要在峨嵋路这样的小马路上挂一个大大的钥匙了。三角地附近的塘沽路、昆山路上有很多红墙的小洋房。就在自己家的斜对面，有一个类似广场的弄堂，里面也都是式样别致的小洋房。弄堂里的小姑娘，夏夜坐在上街沿乘风凉，听老人讲老底子的故事，想的就是将来要住到洋房里去。

慧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想做梦的话，还可以做。阿爸已经不能做梦了。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阿爸曾经做的梦是发财梦。P3-4

对殷慧芬，我也是先见识其作品，而后结识其人的。

那还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殷慧芬的小说经常出现在上海的《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上，读了她的几篇小说，我便读出了一个文笔优雅、描写细腻、叙事流畅、十分谙熟上海市民社会风物人情的女作家的身影。我不是上海人，但从50年代到60年代，我在上海生活了八年半，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郊外的校园里，但也免不了有一些到市区探亲访友的机会，对上海石库门(老弄堂)人家的家居特点、生活品性多少有一些了解。我总觉得，殷慧芬笔下的石库门人家几乎就是生活中的石库门人家的复制——也就是有些评论文章讲的“原生态”地展示——像极了，有这样复制能力的作家，一定是对那种生活熟透了的缘故。殷慧芬创造了一个石库门世界，就其作品融入上海市民社会，并将市民社会的各色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情感命运艺术地呈现于世方面，她的文学成就应该是可以与王安忆、程乃姗等女作家相匹配的。因此，当90年代我主编的《跨世纪文丛》出到第六辑的时候(那已经是世纪末了)，我想是应该请殷慧芬在这里亮亮相的时候了，于是，便有了殷慧芬的一本小说集《吉庆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的问世。从这以后我才开始与殷慧芬有了一些联系。

那时候殷慧芬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苦叶》、《苦屋》、《苦缘》三部曲，和刚刚发表的《汽车城》，中短篇小说集也有《欲望的舞蹈》、《纪念》、《屋檐下的河流》出版，再多一本小说集对她来说是无关大局的事，但她对加盟《跨世纪文丛》还是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殷慧芬很认真地配合我们的工作，特别把《吉庆里》、《欢乐》、《焱玉》等几部中篇近作收入其中，遂使这本中篇小说集有了新的面貌，在同辑的几本小说集中，殷慧芬的这一本是比较有分量的，我和出版社都感到很高兴。殷慧芬还推荐了一位青年记者、编辑张英跟她对话，这篇题为《倾诉和聆听》的对话录，就作为“跋”收入到她的《吉庆里》中。张英是个很敏锐、很有眼光的年轻人，对殷慧芬的作品很熟悉，文笔也好，i文篇对话录写得既实在又到位，是一篇了解殷慧芬的创作思想和创作追求的好文章。

从那以后，从文到人，殷慧芬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但我们始终未曾谋面。一直到2。02年秋天，我到上海参加一个性别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才见到了她。那天她好像是专程从嘉定到上海市区来的，并且热情地邀约我去嘉定她的新居做客。为了殷慧芬的热情，也为了能体味一下殷慧芬所极力推荐的她的新居的景观，会议结束以后，我和一位年轻朋友一起去了嘉定。跟喧闹的上海市区相比，我们仿佛来到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恬静、优美。殷慧芬把她的新居布置得素雅、简洁、温馨，一如她本人。连午间我们就餐的那家饭店，都显得那么安逸和雅致。只有到了这里，我才能真正体会到殷慧芬为什么不选择市区，而是选择远离市区的嘉定作为自己的居所，这与热爱写作，追求淡泊平静的殷慧芬的性格是如此之合拍！

那一年正值我33岁的大女儿刚刚离世不久，我还没有完全从对女儿之死的悲痛和思念中超拔出来，那天饭桌上不知怎么地就把话题转到了我女儿的事上，殷慧芬和她的先生楼耀福都表现出真切的关怀。后来殷慧芬还给我来过电子邮件，没有使用“节哀”一类的烂熟的用语，而是对我女儿之死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惋惜之情，并对我和我家人的悲痛表示深切的理解。在几次电话中她都真诚地邀请我和我夫人到嘉定小住一段时间，虽然我至今都未能践约，但我从这件事上也能感受到在殷慧芬身上所固有的那种悲悯之心和关爱之情。

在殷慧芬所创造的石库门世界中，这种悲悯之心和关爱之情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在她写到那些底层人物的时候，她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们，而是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种小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我笔下的人物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善恶观来臧否他们，我总是理解和尊重他们，并努力深入他们的内心寻找他们生存的理由。”她坦言，她自己就来自底层，出生在石库门老街一个很平常的上海市民家庭，自己也做过工人，“我对这个阶层的人很熟悉也很同情，现在我自己的生活要比他们好，但我的感情天平始终是倾向他们的，这里有我的亲人，也有我的朋友，我觉得没有这样的感情，也就不会有我的小说。”(《倾诉和聆听——殷慧芬访谈录》，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文)

这些话很朴素也很实在，是理解殷慧芬石库门小说的一把钥匙。殷慧芬把她小说中这种对市民阶层的充盈的感情简称为“市民气息”，“正是这样的市民气息，这样的平常生活构成我人生的基础”。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上海普通市民一种情感上的深深依恋和投入，是决不可能写出像《屋檐下的河流》、《吉庆里》、《焱玉》等这样一些对石库门的风物人情一往情深的作品来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喜欢我们的弄堂，我们的房子。”——《屋檐下的河流》中的小主人公的这一段内心独自，实际上也是作者本人的心声。在这些弄堂、这些房子里，世世代代住着上海最普通的平民，正是在他们身上，积淀着百年上海里弄文化的精粹。

殷慧芬是一个很善于编织故事的作家，她总是在小说中从容不迫、娓娓动听地叙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把读者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不会讲故事的小说家是蹩脚的小说家，但只会讲故事的小说家却不一定是高明的小说家。殷慧芬的小说之所以高出一筹和耐人寻味，就在于她从来不以编织故事为终极目标，而是以表现人类情感和人性好恶为终极目标。殷慧芬说：“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探索人类情感的。从少女到老人，从男人到女人，所有的人，他们的情感缠绕着、攀沿着岁月的大楼，装饰着我们的城市，也充盈着我的小说。”

从最初的那些短篇开始，到中期的那个“苦”恋三部曲，一直到她最后出版的长篇小说《西郊别墅》、《与陌生人跳舞》等，殷慧芬的小说都与“情”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小说，不避讳写情欲和性欲。“苦”恋三部曲已经写得很放松了，但多少还有一点忌讳，因此她运用了一种充盈着优雅的诗意的文体，以区别于言情小说。到了90年代中期的《纪念》，这种忌讳似乎被打破了，她一开始就把故事推到了高潮：“他们先是在地毯上，后来就来到了床上……”不高明的小说家可能把这个故事写成俗而又俗的三角恋游戏，但殷慧芬却着意于梳理主人公情感的演变轨迹，探寻人类原始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在现实中最终湮灭的前因后果，纪念——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最终成了这场欲望和情感角逐的牺牲品。这场欲望和情感角逐的游戏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湮灭的?从这当中又能引发出什么让人思考的问题?一个通俗的故事当中，却包容着耐人寻味的内涵——这就是殷慧芬的高明之处。

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一些优秀小说家创作了一批被称为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小说，组成了一幅幅各自独立又彼此相通的小说世界，如汪曾祺的“高邮”系列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李锐的“吕梁山”系列小说，刘恒的“洪水峪”系列小说，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系列小说，周大新的“南阳小盆地”系列小说，陆文夫、范小青的“苏味”小说，王安忆、程乃姗的“海味”小说，方方、池莉的“汉味”小说等等……作为具有浓郁的上海地域文化风情特色的殷慧芬的石库门小说，亦当属于此列。无论是从阅读欣赏的角度，还是从研究批评的角度，这些作品都是很有价值的。

后记本应由殷慧芬写，因为眼疾写字作文于她已十分艰难，我不忍看她再受折磨，只能由我代劳。

1968年的初秋，厂里从上海市区新招了几十个中学毕业生，他们报到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殷慧芬，瘦瘦高高的，很苗条，很轻盈，穿一件淡色的长袖衬衣，一条很素馨的缀着小花的裙子，很脱俗的样子，像一朵飘逸的云。

我觉得仿佛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她。奇怪的是殷慧芬也有这种感觉。她问我小时候住在哪里，在哪里念书？我的回答与她的生活圈毫不相干，她就愣愣地看了我很久，很纳闷的样子。我也想不起在何处曾经相遇，我只能说她在前世看到过我，而我在梦中看到过她，而且彼此一直铭记在心。

1968年距今已近四十年，这些年里我们相识相知，结婚以后更是相濡以沫。

我们都做着文学的梦，不管人生路途如何坎坷，文学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神圣殿堂。上世纪70年代初，我的一个短篇在《文汇报》刚复刊的副刊上发表，以后又有小说被《中国文学》英文版、法文版相继向国外推介，我一下子让人瞩目起来，成了电影厂、出版社、刊物编辑和众多文学青年的追逐对象。我没有意识到我人生厄运的种子也同时被播下。我的遭遇让清纯的殷慧芬跟着受牵累，我在台上挨批，她在台下“受教育”。那些批判者虽然慷慨激昂，但那些内容却很无知，中外名著在他们嘴里都成了“大毒草”，殷慧芬听了忍俊不禁笑出声来。于是这笑成了她“蔑视革命群众”、“态度嚣张”的“罪孽”，在车间里接受“帮助”。在我被宣布停发工资的第二天，殷慧芬特地起早在集贸市场买了一只老母鸡，褪毛、开膛、洗杀……她忙了一个清晨，精心烹制了红烧鸡块。午饭的时候，在大食堂，众目睽睽之下，小夫妇俩吃得有滋有味。谁知这一行为又触犯了天条，被说成是对革命群众的“挑衅”和“示威”，罪加一等。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为天下有情人千古传诵，我明白殷慧芬，我对她满怀感激之情。夫妻，不仅是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更是患难时刻的肝胆相照，互相搀扶。

因为文学，我们曾经蒙受苦难，但我们对文学的虔诚却一直痴心不变。冰消雪融后的80年代，殷慧芬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她的女性柔婉细腻的感情诉说使许多圈内圈外的人刮目相看，殷慧芬的名字随着她的小说在全国各地刊物不断出现，最早为殷慧芬写访问记的作家张文中说：“你们怎么像轰炸机一样，到处都有你们的作品？”他说我们在玩命。

殷慧芬玩命地写她的工厂小说，玩命地写她的石库门小说，以后又玩命地写长篇小说《汽车城》。

《汽车城》以其凝重的历史感和殷慧芬对城市精神的沉重思考，生动地、艺术地表现了上海当代文明进程中，众多个体生命举步维艰的努力，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情冲击。小说问世后，国内外五十多家著名报刊竞相评论，为殷慧芬喝彩，被誉为“上海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收获”，屡屡获得全国和上海的各种重要奖项，中央电视台、上海电影制片厂等许多影视机构竞相要求获得影视的改编权。殷慧芬也因为《汽车城》大跨度地实现了艺术风格的突破和转换。

《汽车城》为殷慧芬赢得了许多荣誉，荣誉的背后，是她永远无法补偿的付出。她的一只眼睛由于长期盯视着电脑显示屏，不知不觉之间出现了可怕的病变。小说完成的时候，她用手捂住左眼，她哭了，原来她的右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黄斑穿孔、视网膜严重脱落，她四次住院，受尽了煎熬。我在病房里守望着她，目睹她痛苦万状，回忆她创作这部小说时的种种“玩命”行为，常常悄悄背着她抹着眼泪，她为文学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