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贡献并不是时间性和地域性的。基于对人性的体认和对现实复杂性的观察，基于对性善力量以及人格修养的执着和肯认，基于对人与社会彼此影响、互相成就以及人与世界内在一体的领悟和认知，五千多年来，中国优秀的心智上下求索，一脉相承，不断结晶，确立了对自然、对自我、对家国社会的坚定有力的看法，树立了理性而温情、广大而精微、内在的系统性格和宏大视野，让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绵延不绝。这些，对于当今人类难题的思考解答，对于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建，或可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是一部立足五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通俗理论读物。全书针对当前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以问题为核心，按照人与自然、个人与家庭 、国家与社会、文化与理想、世界与未来等五个基本层面，分为十九个问题，每个问题独立为一章，以导语为指向，以回应问题的形式，书写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慈孝恩义、革故鼎新、开放品格等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思想观念和实践案例相结合，深入浅出，可以为读者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于展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孙伟平，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正局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哲学》杂志主编。目前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及文化建设与评价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及价值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价值论、伦理学、社会历史观和文化问题研究，出版专著《事实与价值》《伦理学之后》《大变革时代的哲学》等十余部，另合著、主编、翻译作品数十部，主持承担了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20多项课题，发表论文300多篇，并被广泛引用。

引言_

中华文化的奋斗进取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

——厚德载物、兼容并蓄

一、中华文化如何应对人与自然的冲突？/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和谐共生观

二、中华文化如何看待人在世界中的地位？/

——以人为本、参天两地的贵人思想

三、中华文化可以贡献什么健康观念？/

——重生贵养、形神兼修的养生观念

四、中华文化如何克服恶性膨胀的个人主义？/

——人己相合、社群与个人协和的自我与社群观

五、中华文化如何克服穷奢极欲的消费主义？/

——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节制观念

六、中华文化能为解决现代家庭问题贡献什么？/

——理始于情、慈孝恩义的家庭伦理

七、中华文化能提供什么发展模式？/

——从富民观念到中国道路发展模式

八、中华文化如何缓解贫富两极分化？/

——均贫富、重教育的社会公平观念？

九、中华文化如何提升每况愈下的伦理道德？/

——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道德观念

十、中华文化如何化解人际冲突问题？/

——求同存异、忠恕并行的交往之道

十一、中华文化能贡献什么独特的思维模式？/

——重整体、重平衡、重直觉的思维方式

十二、中华文化能为人文传承贡献什么？/

——崇文重史、返本开新的文化观念

十三、中华文化可以贡献什么生命观念？/

——生生不息、贞生安死的生死观

十四、中华文化如何树立社会理想信念？/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

十五、中华文化如何面对世界的剧烈变化？/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

十六、中华文化如何应对全球性贫困问题？/

——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的慈善观念

十七、中华文化如何消解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

——行仁政、重王道的天下观念

十八、中华文化能为调和文明冲突贡献什么？/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

十九、中华文化可以为人类未来贡献什么？/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的忧患意识

结语_

面向人类未来的中华文化/

后记/

《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

由上述可知，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将个人主义予以了最大限度的释放，而在它带来种种善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其自身难以消灭的恶疾。面对这些疾病，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文化界其实一直在试图予以解决。尼采的“超人”是想给失去了意义和荣耀的人重建新的意义和荣耀，但他仍旧是在个体上进行努力，这注定是要失败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意图还原人生活着的开放而真实的世界，但仍是从西方旧有的思路上去开拓，也始终无法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只有马克思主义注意到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再采取个体主义的自我观念，而必须将个体融入集体，才有可能使自我获得真实的意义。另外，现代的社群主义也重新发现了社群对自我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了美德对个人塑造的价值，从而促成了近几十年来社群主义和美德伦理学的兴起。

其实，在东方的中华文化中，有非常丰富的可以对治个人自我中心主义和原子化个人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中国，无论是儒家、道家、佛教，还是各种民间思想，普遍认为个体的存在是不能脱离社群和社会的，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的自我观，从来就是人己相合的自我观念。构成这种自我观的主要内容有如下逻辑思路：第一，人和禽兽是不同的。传统中国对人的最重要的认识就是天地之间人为贵，而人之所以珍贵就在于他和禽兽是不同的。禽兽有知觉、有认识，但是它们的感觉和认识只是最粗浅的同类认识，也就是说在它们那里只有同类和非同类两种感觉，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但是人类则不同，人类的认识能力更高、感受能力更强，人能为天地万物划分类型，所以有各种“名”的划分；人不仅会为同类而感动，也会为天地山川、草木瓦石感动。因着这两种能力，一方面，人可以进行各种群类的划分，从而可以构成一个由各种社群组成的社会；另一方面，人与人、人与社群、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和谐互动，从而整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敌我的世界，而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可见，通过人禽之辨，中国古人确立了人的社会性是自我观不可或缺的一个面向。

第二，人和社群、社会的关系。如前所述，传统中国人认为，人因着理性认识能力可以将人群划分成不同的群类，从而可以构成各个不同的社群，小到家庭、家族，中到村落、社区，大到民族、国家、世界。同时，正因为人天然地具有这种能力，所以也意味着人不得不无时无刻不处在各种社群之中，所以，人无法脱离社群而生活。而且中国人强调人的贯通一切的感受能力，所以无论是最亲密的家庭还是最疏远的世界，和自己都不是彼此隔离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这种联系有亲疏之别，但即使是遥远的万物，也不是与自己不相干的。所以宋儒张载有“民胞物与”的说法，人的感受力，可以使人对他人、他物感同身受，所以一国之内的民众都是我的同胞，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显然，在传统中国人看来，人和社群乃至整个世界是关联在一起的，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并不独立于自己所在的从小到大的各类社群。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所在社群的完善和幸福恰恰是自身之完善和幸福的基础，两者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有了第三点，即中国传统中天人相参、人可以且应当参赞化育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有天、地、人三才之说，认为天、地、人各有其道，人在这个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人和天地一起使这个世界和谐、和睦而丰富多彩地运行。天道生生不息、流行不止，虽然一事一物有其荣枯，但是整个世界的生命洪流却是奔腾不止的；地道厚德载物、涵容一切，万事万物形形色色、各有所需，大地都无所差别地为他们提供滋养、润泽他们的生命；与天地相应，人道就是顺承自己的生命，担负起自己生存的意义，尽心尽力地在天地之间精彩而丰富地生活，从而使整个世界大生命圈更加和谐。也就是说，个体的独立生存，不仅是为了自身，还是和整个世界相协和的，所以个体自身的完善和社会、世界的完善应是和谐的。

……

世界之变动不居，早在两千多年前先哲们就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极大的智慧将其概括为——“生生之谓易”。先哲们认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这种变化，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多彩而富于生机，宇宙万物也因之生动独特而弥足珍贵。与此同时，这也说明，这个世界并非既定的存在，也非可以通过制定线路图完全掌控的世界。时间永不停息地流动，种种因素彼此交缠，让每个时代的问题变得纷繁多样、具体而细微，如同万花筒和迷宫一样。

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各国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变得突出，栖居于同一个地球村的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局部战争依然此起彼伏，贫困饥饿依然广泛发生，连绵战火、极度贫困依然在威胁着众多人们的生命和生存，特别是许多妇女儿童依然在战争和贫困的阴影下苦苦挣扎”。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与自然、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各种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甚至裹挟着我们的生活，要求我们作出回答。

幸运的是，面对世界的快速变化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人类虽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也从来不是无能为力的。人的观念和行动，从来都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正如某位思想家所说的：“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人类社会的文明，正是在人们解决各种世界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前行的。

习近平在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就曾经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和文明。这不仅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与中国人，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纪元前后，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同为世界的两个中心：秦始皇时，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也成了一个政教文物一体化的世界。大汉帝国时，向西北拓展一直到中亚，影响世界的“丝绸之路”由此开始。而如果说秦汉帝国是世界两个中心之一，盛世大唐则是当时世界文明的唯一中心，其文治武功，大唐的势力影响范围，西到印度，东及朝鲜、日本，西北到吐蕃与波斯。公元第一个千年，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过程，汉字为他们提供了文字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制度体系范例。这一千年，以中国为中心，东亚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国家与民族、超越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而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漫长的20个世纪就是一个“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

千年帝国的影响，不仅在“华夏文化圈”，文明的远播甚至超过了当时中国人的想象。其中，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四大发明，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到其中的三种发明。他说：“……印刷术、火药和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