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评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作品。该书高度概括又生动形象，其中历史叙事和理论探讨十分严谨简洁。作者正在把枯燥的社科类政论文体变得引久入胜，在图书市场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独树一帜。书中将二十年来中国的思潮概括为五种，作者并没有试图给予解释，只是要求自己如实地描述一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一个不能产生新思想的民族，是生机衰竭的民族。一个不能产生思想家的时代，是贫乏危机的时代。中国需要思想家和新思想，他们的涌现，使我们的精神天空星光灿烂。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呈现出多种思潮并存的局面。本书对这些思潮进行反思，运用大逻辑大视野的审度和人物活动事件脉络的细节化书写，对五种主要思潮在中国的历史、现状和影响作出独立的深刻剖析。

作者以“声音”来表达思潮之意，重点考察了五种：“主流的声音”，阐述邓小平理论如何从“逆流”成为主流；“教条主义的声音”，阐述了极左思潮如何从主流成为逆流；“民族主义的声音”，剖析了极端民族主义对国家的危害；“封建主义的声音”，提醒人们警惕在传统文化复兴之际，封建主义的死灰复燃；“民主的声音”，着力区别民主化不是自由化，倡导民主建设制度化。

引言／001

卷一 主流的声音

第一章 乍暖还寒

劫后余生／002

“老九”回来了／005

堂堂五尺男儿全都啜泣起来／009

把印“红宝书”的纸拿去印考卷／012

大学里的“新三届”／014

汪东兴说，邓小平“马列主义水平不高”／016

第二章 中南海纷争再起

舆论制造的伟人／018

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022

中国曾经怎样批判邓小平／023

“拥邓联盟”步步进逼／027

十八个月的“批邓”全都白费了／028

第三章 胡耀邦与“文章救国”

胡耀邦其人／031

京城的“理论维新”／034

“胡青天”／038

背水一战／042

“文章救国”的季节／046

第四章 万里与民心向背

泪洒江淮／048

“有些人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049

华国锋为中国确定的主旋律／052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054

万里能否再次逢凶化吉／058

第五章 昔日“逆流” 今日主流

邓小平到处“点火”／061

谭震林说：第一次畅所欲言／064

“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066

新时代的宣言／069

新核心／072

卷二 教条主义的声音

第六章 冰冻三尺

三十年反“左”，屡战屡败／076

为什么把极左派说成极右派／077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谁的发明／079

极左思潮造就的千万冤魂／081

向极左的经典之作发起挑战／086

一把“达摩克利斯剑”／087

“红旗”落地，“人民”上天／090

“英明领袖”四面楚歌／092

第七章 忽喇喇似大厦倾

把人民公社的老一套主张全都翻过来／095

“张浩事件”为什么震撼全国／098

“观望派”与“反对派”／100

“左派”阵营土崩瓦解／103

人民公社的终结／105

第八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

“我们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108

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109

风起青萍之末／110

邓小平的种种忠告全都没有用／113

是不是新一轮“批邓”／114

第九章 邓小平力挽狂澜

邓小平问：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120

中国人为什么格外热衷“左”与右／122

1992年夏：反“左”的呼声／125

魔鬼是怎样变成天使的／128

“左派”再度销声匿迹／132

第十章 大批判烽烟再起

失去邓小平的中国／134

“左派”阵营发布不同政见／140

江泽民排除干扰／143

“阴转晴”／148

朱镕基前边有多少“地雷”／149

卷三 民族主义的声音

第十一章 我们对于别人的民族主义不以为然

喜玛拉雅南麓的轩然大波／153

吓人的自尊／155

“我们还不如当年的犹太人”／159

第十二章 何为民族主义

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163

潘多拉盒子里飞出的怪物／165

第十三章 中国涅槃

从义和团到火烧英国代办处／169

邓小平扭转乾坤／177

第十四章 开放的冲击

砸烂麦当劳？／182

“租界”之争／184

何谓“卖国典型”／187

民族工业：封闭还是竞争？／188

第十五章 新冷战

说“不”何以升温／193

“妖魔化”的背后／204

民族主义危害中国国家利益／210

中美关系亟待突破／217

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成功／223

欧洲大同、全球化和亚洲价值观／230

卷四封建主义的声音

第十六章 东方的迷信

书记原来信狗血／240

万众膜拜气功师／246

有识之士泣血呼唤／248

第十七章 愈演愈烈官本位

八方兴起买官潮／250

杀手重现为哪般／255

第十八章 儒家学说再度崛起

新儒学谁来评点／259

五四运动是罪人吗？／268

卷五民主的声音

第十九章 潜流激荡

科学无禁区／275

“西单墙”风波／277

佩服得五体投地／279

重点讨论民主问题／280

第二十章 周扬之死

形形色色的人全都为一个人默哀／287

一篇报告引起的是非／288

“自由讨论”之后的“紧张空气”／292

问题的关键：“不要发表”是否合法／294

周扬的悲剧所在／296

第二十一章 民主要走向制度化

毛泽东：民主是一个方法／300

邓小平：最重要的是制度／302

万里：政治问题也可以争鸣／308

“十三大”：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310

“十五大”：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313

主要参考文献／316

把印“红宝书”的纸拿去印考卷

按照计划，这一年冬天大学校里招收二十万学生。但是报名者却多至五百七十万人。平均二十八点五个人当中才能录取一个。半年以后，也即1978年夏天，又有五百九十万人报考大学。到了1979年，报名的人超过了六百四十万。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想想看，十二年的考生全在这里啊！

但是，政府在仓促之间完全没有料到这些。商店里面的笔和纸全卖光了，说到课本和教材，没有一家商店里面可以找到。人们只是到处去收集那些经过十年浩劫侥幸留下来的书本，至于90年代铺天盖地地流行于市的那种考试辅导材料，那个时候人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临近考试的时候，官员们往往会发现考场不够，监考的老师还没有找齐。那么多年没有考试了，谁能保证不出乱子呢？所以，许多地方还要调集军队和警察，把考场戒备起来。这些场面，叫今天那些参加高考的年轻人看来，真是难以想像。但是还有更加难以想像的事呢：可以用来印制考卷的纸没有了。那时候中国的纸张产量本来不多，大部分还都拿去印了“红宝书”，或者拿去书写大字报和大标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六个月前刚刚出版，此为当时中国第一件大事。全国所有的印刷厂都在开足马力印刷“红宝书”，已经印了二千八百万册，还不够呢。但是现在年轻人全都一个劲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考试。有人掂着“红宝书”说，还不如就把印这个的纸拿去印考卷呢。这主意不错，可是党的下级官员不敢作主：违反毛主席的指示恢复高考，已经是不得了的事，还敢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下来去印考卷，岂不是大逆不道吗？他们只好把问题上呈，一级一级地报告到中南海里，结果就促使党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调出，全力以赴印出高考试卷。消息甫出，所有的人都为之惊叹：时代真的不同了！

时代确实不同了！那个冬天的一个早晨，吉林省榆树县闵家公社人山人海。可不是赶集，也不是开批判大会，而是高考。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李忱，那时候在这个公社的单家大队插队。那一天，天还没有亮，他就从大炕上爬起来，敲开水桶里的冰层，舀了一瓢冰水喝了，便匆匆走了十五里地赶到这里。他比大多数人来得晚。当然，拥挤在这里的人们并不都是考生，很多人只是来看热闹。另一个知青，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这一天的高考。“一张准考证上，终于填上了我的大名，”他在二十年后回忆说：“多么难得的准考证呀！”在安徽，汪永年来到考场上。这是十二年来他第二次参加高考。1965年，他从皖西一个古老的县城高中毕业，在那年高考中名列前茅，他期待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只得到了一个“该生政审不合格，不宜录取”的通知。爷爷是地主，爸爸有“历史问题”，就凭这两条，他以为自己这一辈子与大学无缘了，没有想到十二年以后，他居然再一次走进考场。尽管他说恢复高考对他“无异于一声春雷”，但是他还是有些犹疑。“这一回真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吗？”他嘀咕着，把“清华大学”四个字填写在第三志愿里面。他太想上清华大学了，但他知道这根本没有可能，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是不相信十二年前那个政治问题在今天不会没有丝毫影响，所以写下“清华大学”，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苦涩的安慰”。那个年代的事情叫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奇特。瞿汉金坐在南通县金余公社的考场上时，心里还在默默感谢他的“开明书记”。他感谢的这个人是公社党委书记，名叫浩胜福。一个月前，瞿金汉像要做什么亏心事似的报告书记，他想参加冬天的高考，浩书记说：“年轻人只要符合条件，一律准考。”莫非考试和书记有什么关系？莫非学习还要什么人批准不成？是的，那个时候，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要过这一关。不少人就是因为党的书记不批准，才没有能够走进考场的。这就难怪浩书记的这一句话，就叫瞿金汉激动得泪眼朦胧，直到二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国治华是在黑龙江走进考场的。他在生产建设兵团里当农工，搞宣传，开拖拉机，当教员。经历的事情既多又新鲜，可是他说，惟有那几天的考试“令人神往又令人难忘”，“岁月始终抹不掉我的留恋和思念”。姚昆仑带着一支烧得半焦的钢笔走进考场。那时他随着父母从城里到湘黔边境一个少数民族山村安家。童年编织的大学梦早已破灭，而现在，他说：“一种强烈的渴望开始涌动。”二十天以前，在开始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的时候，他的身上只有两块钱。他用这点钱给自己买了二十个鸡蛋，算好了一天吃一个。他白天做工，晚上靠着煤油灯读书。有一个晚上实在太累，不觉睡着了，忽然一股刺鼻的味道使他醒来，原来是钢笔掉进下面的火盆。笔筒已经烧焦。但是他所有的积蓄都买了鸡蛋，再没有钱来买笔了……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几天考场上的情形真是空前绝后。不过，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还在后面，考试的成绩十几天就出来了，有二十万人在年底之前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又经过第二年夏天和第三年的夏天，全国的大学就录取了总计八十八万名学生。这是从一千八百万考生当中筛选出来的，筛选的唯一标准是分数。考生的录取比率不到百分之五。有些地方，比如黑龙江省，考生太多了，所以录取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呢。

可以想象他们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王民康说：“当我终于接到故乡寄来的人学录取通知书时，那小小的纸片竟重如千钧，我紧捧的双手阵阵发抖。”姚昆仑正在地里施肥，哥哥跑过来告诉他“考上了”。“我鼻子一酸，”他说，“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接到兰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父亲表现出少有的平静，不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那张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地看。”殷雄这样回忆道。他在90年代是中国新星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在1977年的那个春天还生活在内蒙古高原大青山北麓一个不足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他祖祖辈辈就在这块封闭的丘陵地带生活。小时候，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有一年村子来了许多操着与收音机里口音一样的青年人，大人们说，他们是从北京和天津的大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来插队落户的。村里许多人都觉得上学也没有用处。只有他的父亲不为所动，他对他的孩子说：“你们都要好好学习，直到你们再也无处读书为止。”“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高兴得眉飞色舞，热血沸腾”，崔成柱说，“妻子看着我的通知书，抿着嘴，半笑不笑，拉着我的手，两行热泪一半掉在我手上，一半掉在她手上”。春暖花开时节，开学了，一家人送崔成柱去读书。一辆平板车上坐着他和他四岁的女儿，还有行李。妻子在前边拉车，就这样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了，女儿喊“爸爸”，妻子追着他的窗口大步跑。远了，还在招手。他就这样离开村子进了大学，身上穿着的新大衣，是妻子卖了两车萝卜才买来的。山西省的宫守平没有经历这种依依惜别的场面。“录取通知书来了”，他说，“我留下一湾三百亩的稻田，留下放过的三十七头驴，带上一卷行李，四卷《毛泽东选集》，进了大学”。“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河南的曹小红这样说。但是她最想要的不是大衣，而是一条墨绿色的裤子。这是母亲年轻时做的，纯毛凡尔丁料子，色泽很正。母亲真的把它给了她。但是，裤子过于肥大。她模仿着街头流行的喇叭裤改造她的裤子。把裤脚尽量放大，六寸变成七寸了，虽然还不及真正的喇叭裤，但也很有喇叭裤的感觉。“我穿上这条裤子去上学”，她说，“效果好极了”。

大学里的“新三届”

现在春天真的来了。

大学校园匆匆忙忙迎来了“文革”后第一批新生。新一届学生的入学时间是1978年2月。校园里面满目疮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迹。大字报、大标语挂在墙上飘飘扬扬，毛主席的语录四处张贴，清晰可见，有如《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副编审岑献青所说，“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院的主人”。尽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学生却在不断地涌进来。又过了八个月，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学生也进来了，然后是第三批。一个新的名词成为流行用语：“新三届”，用来特指这三批入学的大学生。这是相对于“老三届”来说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后来在“文革”中成为红卫兵的主力横扫天下，又纷纷落难江湖，漂流四方。现在，他们竞成了大学校里“新三届”的主要部分。

大学校里一下子就集中那么多的人，也集中了那么多的故事。一场空前绝后的考试，结果就出来了一群空前绝后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已经是父母。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都去上学。“我总以为我经历了很多，无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心灵的苦难”，岑献青说。他在这个春天走进北京大学。他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外祖父，一个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供职，又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上吊自杀，母亲是右派，父亲则是走资派。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前，他已经在一个小煤矿里生活了二十年。他就是带着这些走进北京大学的。不料他在这里却发现，他所遭遇的苦难，与他的许多同学相比，真是算不上什么。“彳艮多同学所经历的苦难。比我更要深重许多倍”，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充满辛酸血泪的故事”。但是，“新三届”现在不再说这些过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们太珍惜现在的生活了。“一种生命的紧迫感骤然而至”，岑献青在谈起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生活时写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老师们又回来了。他们面前的这些学生曾经那么凶恶。给他们戴高帽，挂木牌，强迫他们把腰弯到地面上，把他们叫作“黑帮”、“学阀”，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现在，一个个满脸的求知欲望，又重新把他们叫作“老师”或者“先生”了，重新给他们倒开水了。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先生说：“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另一位老师，袁行霈先生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团”全都解散了。新组成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学社。起名叫作“早晨文学社”，或者叫作“五四文学社”。北京大学一个欣欣向荣的刊物叫作《未名湖》。32号楼前办起了文学社的作品专栏，用的还是那个很朝气蓬勃的名字“早晨”。每逢吃饭时间，很多人端着饭碗挤在那里边吃边看边评论。那时候很多学校连个像样的食堂也没有。菜真是便宜，几分钱就买到一大盘，但是却没有桌子和板凳。学生们排很长的队买到饭以后，就把饭碗端在手上，把菜盘放在地下，蹲成一圈，一边吃一边说话。同学们之间不谈女人或者男人，也不谈谁左谁右谁有钱谁有一个好爸爸，“大款”这个词还要过好几年才发明出来，大家只谈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全都是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不过，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是空的，没有钱，其中最贫穷的同学已经可以享受全额助学金，每月十九元五角。这点钱在买了最简单的衣食用品之后，就一点也不剩了。有一回北京大学里的四个学生去逛街，一条街走到头，却没有谁肯掏钱买东西。再转头往回走，忽然看见新华书店门口推出一辆平板三轮，上面一堆旧书。降价了！大家围上去，你挑我拣，最后大家一致选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底有圆珠笔手写的字遮在原价处：五分。于是大家全都慷慨起来，争抢着掏钱付账。然而这时出现了尴尬的事：四个大学生倾囊相凑，居然付不起五分钱。于是大家扔下那小册子，仰天大笑离去。这些人全都经历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不仅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觉得不好意思，还会认为自己是一步登天了。就好像岑献青说的：

“谁能告诉我，我是在哪一世修下的福？”

P12-16

老实地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呈现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所谓“多种声音”，也就是说，大家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所有人都能认定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一些有争议的思想。即使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明显对立的言论，也能够兼听包容，不再像二十年以前那样，“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人们已经日益深切地理解了“不争论”这句话的含义，种种老式的和新式的“大批判”，也不再具有益惑人心的作用。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这个变化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但对于所有中国人——无论是赫赫有名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

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二十年来中国的思潮概括为五种，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这种归纳一定有不精确和不严谨的毛病。事实上我们也在不断地问自己一些问题：难道今天我们国家的思想潮流就只有这五种吗？有没有第六种、第七种？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还有一些方面我们没有能够涉及。再比如，各种思潮是不是可以断然分开？其中有些思潮之间有没有交叉和融会，至少不是那样泾渭分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试图给予解释。我们只是要求自己如实地描述一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五种声音”，只不过是对“多种声音”的一种表述方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说当今中国是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没有一种声音成为主旋律。事实上，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也许可以说是经过近五十年的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建设自己国家的思想旗帜，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理论从一个被曲解和被批判的地位，到最终为党和人民所接受，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段历史也说明了，一个好的思想为人们所认识，并且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往往要有一个过程，甚至要有无数人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十之八九都是在只准许“一个声音”的岁月里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坚持“主旋律”，又最大限度地体现我们的包容度，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一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作 者

1998年12月

在中国做记者和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凌志军作为中国政论写作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已经成为不是谦辞可以推却的事实。

——《人物》杂志

凌志军先生以诚实的态度让政论诚实地走进公众，影响着那些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年轻人。我们相信，他业已“尽可能地向读者说了心里想要说的话”，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诚实的大勇之气。

——《南风窗》杂志1993年“年度人物奖”颁奖

凌志军的选材多带有前沿性，他是属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新闻工作者。

——《凤凰周刊》

凌志军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界有独特价值的一个作家。凌志军的最大的价值在他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凌志军的著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历史价值。

—一杨浪(财讯传媒集团<seec>副总裁)

《呼喊》是一本思潮评论的书，议政的书，鼓吹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书，觅出当代知识分子理想和良知的书。

——何西来

《呼喊》是一部评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作品。该书高度概括又生动形象，其中历史叙事和理论探讨十分严谨简洁。作者正在把枯燥的社科类政论文体变得引久入胜，在图书市场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独树一帜。

——《中国青年报》

转型时期的生活万象纷呈，复杂之极，有的令人欣喜，有的令人心痛，凡此种种，都被《呼喊》的作者以清晰的逻辑归纳起来，加以透彻分析，读了使人心清目爽。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