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创国的赵无恤
赵无恤，晋末四卿之一。晋卿智瑶专权时，以伐越争霸为名，向韩、魏、赵三家索地，以图扩大自己的私人势力。当时韩、魏两家业已割地，而赵无恤拒绝了智瑶的要求，与其直接对抗，被智瑶所纠合的三家联军围困于晋阳。在智瑶水淹晋阳的关键时刻，赵无恤派人出城，暗中联络韩、魏反叛智瑶。最后三家反灭智氏，三分其地，为赵国的建立开创了局面。
赵无恤在智瑶的压力面前能够明察政局，不畏强敌；面临败亡的威胁，他能沉着应付，积极寻求政治阵营的新组合，败中求胜；胜敌之后又及时转换领导方式，对部下实施礼化教育，这些方面均表现了他创国的精明。
一、把握政局，抗御强敌
智瑶索到韩、魏之地后，派人来赵府求地。赵无恤拒绝说：“土地乃先世所传，安敢弃之?韩魏有地自予，吾不能媚人也!”智瑶闻报大怒，乃尽出私甲，以灭赵分地为条件，合韩、魏之势，一同杀奔赵府。赵无恤退守晋阳，拉开了与强敌较量的战幕。
当时四卿势力中赵氏不为最强。赵无恤之所以敢与智瑶纠合的势力相对抗，绝不是一时的莽撞，主要地在于他对政局的正确观察。这种观察在他和谋臣张孟谈的多次谈话中体现了出来。当时晋国公室暗弱，对四卿无力相制。在智瑶挑起的四卿争斗中，智瑶合三家之众，气势汹汹。但实际上正如张孟谈所谈到的：“韩魏无仇于赵，特为智瑶所迫耳。两家割地，亦非心愿，虽同兵而实不同心，不出数月，必有自相猜疑之事。”他们看到了智瑶与韩、魏之间的深刻矛盾，知道这种矛盾迟早会导致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从而发生政治局势的必然性转机。
赵无恤对政治局势的正确判断还在于充分注意到了自己一方的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第一，身边有足智多谋的张孟谈等人才，张孟谈长于谋略，熟悉国情，忠诚可靠。只要能充分相信并依靠这类人物，就能形成敌方无法比拟的现实的智力优势。第二，晋阳由赵氏经营多年，赵氏家臣尹铎向当地百姓数十年施宽恤之恩，百姓愿为效死。赵氏在这里的群众基础是相当巩固的。第三，当年家臣董安于筑晋阳城时，城墙高固。公宫之墙垣均以箭杆之料筑造，荻蒿等物足以造箭；而堂室之柱皆以精铜为料，卸而用之，铸兵器有余。早年的备战措施在此时正好发挥巨大的作用。赵无恤在防御战中曾感叹说：“甚哉，治国之需贤臣也!得董安于而器用备，得尹铎而民心归，天祚赵氏，其未艾乎?”表达了他对自己优势的肯定和对御敌成功的信心。
赵无恤对智瑶本人也是早有所了解的，还在赵鞅为卿时，赵无恤以世子身份代替父亲随智瑶从征。智瑶以酒灌无恤，无恤不能饮，智瑶乘醉发怒，以酒器投无恤之面。无恤面伤出血，赵氏将士欲教训智瑶。无恤劝说：“此小耻，吾姑忍之。”(第八十三回)班师回国后，智瑶反在赵鞅跟前说无恤的坏话，要让赵鞅废掉无恤。无恤知道智瑶的为人，了解他贪利、自傲和愚鲁的性格特点。无恤敢于严词拒绝智瑶之请，就是料定他成不了气候。
赵无恤在敌强我弱的政治局面下，能够深刻分析政局的构成及其发展趋势，能充分看到敌我之间的优劣对比。他不为敌人表面的气势所吓倒，勇敢地与其起而抗争，表现了政治人物应有的无畏气概。
二、瓦解敌军。转守为攻
赵无恤在少年之时就表现出了他的过人之才。当时赵鞅已立他的嫡长子赵伯鲁为世子。有个名叫姑布的人，以善于识才著称。他向赵鞅竭力荐举无恤，无恤是赵鞅的婢妾所生。赵鞅为了赵氏的兴盛，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全部叫来，逐一考察其学问。无恤有问必答，条理分明，引起了赵鞅的重视。据《史记·赵世家》载，赵鞅不久又对几个儿子说：“我将宝符藏在了常山，先找到者有赏。”几个儿子跑到常山上到处寻找，什么也没有得到。无恤回来却说他已找到宝符了。赵鞅要他交出。无恤回答说：“从常山之上，居高临下，可以夺取代国。”赵鞅叹服无恤之才智，遂废掉伯鲁，而以无恤为世子。
在被智瑶围困于晋阳的关键时刻，赵无恤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他以智瑶与韩、魏之间的矛盾为依据，根据政治局面的演变趋势，派张孟谈暗使韩魏营寨，陈说利害，密结同盟，准备击垮智瑶。从表面看来，智瑶有军事上的优势，智瑶本人也为此洋洋自得。而赵无恤根据对政局的分析，试图在四卿中建立政治阵营的新组合。他要建立一种暗中的优势，这种优势为智瑶所不知晓，必然能造成军事上出其不意的成功。等韩、魏被张孟谈说服，与赵氏结成密盟后，智瑶失败的趋势已在所难免。
赵无恤策划的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在于他能妥善处理防御与进攻的关系。退守晋阳，是战役上的防御。但他为了进攻而防御，在防御中准备进攻，在防御中积极实现进攻。与韩、魏的密盟结成后，他将公开的防御迅速地转入暗中的进攻。公开的防御，既是进攻的准备过程，又是进攻的配合手段。这样，赵无恤把守与攻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当敌人还陶醉于胜利前的喜悦之中时，就猝然将其击垮毁灭。
赵无恤在军事斗争中密结同盟、瓦解敌军，将敌人用以进攻自己的力量暗中化解为自己摧毁敌人的力量。同时，智瑶曾决晋水以灌晋阳，以晋水作为进攻的重要手段。赵无恤在晋阳深感这一手段的厉害，他在反攻中即以其人之水，反灌其人之军。暗约韩、魏决堤放水，将敌人进攻自己的手段顺手用作致敌于死地的手段，使智氏军队全部被歼。
基于对政局的全面把握，赵无恤在困守晋阳的危急时刻将瓦解敌军的策略和转守为攻的方式相结合，终于实现了对敌斗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自己稳定于政治舞台的基础。 ……
P39-41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历时已久，到今天终于认识到，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世界优秀人群保持自己民族自信的重要根据。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是一株久历寒暑、最富年轮的劲松，其千难不衰的经历、抗风耐霜的生机和复兴在望的前景都是民族的外在表征，而蕴含于历史进程中及人物行为中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则是其内在的文化基因，是世界文化宝藏中的珍贵财富。习近平主席最近谈到中华民族文化时提倡“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为中华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继承和发扬提出了新的思路。
《重读<列国志>》书系包含的四部论著，是在春秋战国550年的时段内(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线索，体认中国社会的一段曲折发展历程及其相伴随的民族文化现象。该书系近百万字，撰述初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后来几经修订，多次再版。现在看来，贯穿其中的中心论题，一是历史人物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二是当事人物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三是人物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过程及其效果。论著对上述三方面内容的归纳叙述和客观展现。以及对思想理念、行为方式的理性评判，正是希望能得到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认识成果以供借鉴，希望张扬某种文化精神。可以说，对历史进程的深层体认和对民族文化的初步积累，应是本书系所期望实现的浅近目标。
2014年初出版的拙作《重读司马迁》书系，三册60多万字，涉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海内至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约134年间的社会政治发展历程，其上线与《重读<列国志>》所涉时段的下线相衔接，是该书系的延伸与深化。作者试图把一定历史资料负载着的体现中华先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进一步连贯的解读，发掘其中更多的认识成果，体认和弘扬其中的文化精神。
本人所在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为撰著提供了很多帮助，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领导和朋友给予了热情鼓励，杨春霞女士做了许多文字处理及校对工作，樊景良先生、张金良先生及其同事以强烈的事业心和崇高的敬业精神推进了论著的出版，中国言实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朋友为该书系的问世做出了辛勤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14年4月20日于广州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时势呼唤出了英雄。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改革家、谋略家适应时代需要脱颖而出，并以自己的努力影响了社会的进程。他们虽各有短长，但交相辉映，构成了一派千秋不灭的悠远苍穹。《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竹书纪年》等史籍以及《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新序》等子书都对春秋战国的历史事件有所记载和叙述，是认识该时代不可替代的资料，但它们都是从特定侧面，在对一个人物或若干事件的记述中表达历史，有些记述则过于简单。对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多年历史试图作全景式描述的是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该书把见之于典籍的零散史料串联和拼接起来，成功地编织了一个史料详尽、次序缜密、前后照应的东周历史大观，虽然连缀过程中夹杂有一些文学家的想象，但作为一种“本质上的合理”演绎：作为历史文化的衍生和积淀物，也不失自身特定的文化价值。我以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该著作是中国最优秀的历史文化小说。对一般读者而言，想系统了解春秋战国的政治发展史，从《东周列国志》开始是最好的方法；即使是在该领域从事某方面研究的专家，亦可由此获得对春秋战国政治文化发展过程的系统性把握。
“重读《列国志》书系”一共四册，分别为《春秋时代强国的创业争霸》《战国时代大国的博弈争胜》《列国政局的五百年云谲波诡》《东周时代国人的心性智识》。除《东周时代国人的心性智识》取材更广外，其他各册主要取材于《东周列国志》。该书系是从政治学、哲学、心理学及文化学等视角对东周列国时代的政治发展过程所作的分析和反思。该书系从1991年到1995年陆续初版，其间由几家不同的出版社修改再版过两次。承蒙读者鼓励，这次统一整理，交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盼读者朋友能给予批评指正。
本册是分析战国时代政治人物活动的专著。公元前453年，晋国赵、韩、魏三家联合攻灭智氏，将晋室瓜分，反置晋君为附庸。数十年后，齐国田氏取代齐康公为君，周王被迫承认他们为诸侯。历史学以这些事件作为春秋时代结束和战国时代开始的标志。
“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表明东周以来公室贵族势力与一种新兴政治阶层经过长期较量，二者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表明贵族腐朽阶层已被推出了社会政治活动中心的位置；表明由旧的政治势力和礼仪名分维系着的旧的社会统治秩序在总体上已经瓦解。从此，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主要成了新兴的政治阶层，他们政治活动的目标已不是在旧统治的政治框架中谋取一席霸主之位，而是在争雄中兼并天下；他们的政治行为已无须过多借助于礼仪名分的保护，而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和谋略。这时候，军事争战成了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广泛开展，社会改革成了时代的重大课题，人才的重要性愈益突出，等等。总之，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活动的主体、目标、手段和形式均发生了新的变化。
《东周列国志》(或称《列国志》)第八十四回以后较系统地记叙了自三家分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二百余年间，赵、韩、魏、齐、秦、楚、燕七个国家争相兼并的政治斗争的状况，考察这些诸侯国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外交活动和社会改革活动中的利弊得失，分析各国各时期主要政治人物的政治谋略、行为方式及个性特点对本国盛衰兴亡过程的影响，评点他们各自在天下变局中的成败得失及其富有特征的文化人格，对于总结历史上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以资当今和未来的人们借鉴；对于了解战国时代政治运动的总趋势以加深人们对某些社会规律的认识；对于把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都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数国争雄是战国时代的基本特征。由于春秋时代几个大国相迭争霸的形势转而成为七个大国互相对抗的形势，因而战国时期出现了同一阶段政治中心的多元化现象，各国通过多种形式竞相发展自己，使战国时代的政治斗争表现得更为激烈和复杂，这就增加了分析论述在总体把握上的困难。本书继《春秋时代强国的创业争霸》之后，按照历史顺序分析战国时代每一争雄国家各阶段主要政治人物的政治活动，把人物放在具体国度和环境中，放在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中去分析，考察各个人物对本国政治走向和天下政局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各争雄国盛衰变化的历史必然性，进而揭示社会发展中某些应予以重视的普遍规律性。应该说明的是：第一，韩国在“七雄’’中势力一直较弱，也几乎没有出现过突出的政治人物。其对战国政局变化的影响也极小，因而本书的分析不直接涉及韩国。其他六国的分析顺序基本上按各国兴盛期出现的先后排列。第二，本书在各国中选取的分析人物：一是该国一定时期内把握国家政局、对该国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二是有可供分析的材料和借鉴价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活动能基本看清该国一定阶段发展趋势的大体脉络。这些人物可能是该国国君，也可能不是该国国君，各人的地位、环境、影响力均不同，本书将他们放在同一等级或同一层面上分析，同国人物的分析顺序完全按时间先后排列。
本书所据蓝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10月出版的《东周列国志》，所用材料均忠实于原文，书中注明所引回数。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史记》《战国策》《辞海》《辞源》及杨宽的《战国史》，所用材料不属《列国志》中的部分，除各国祖世外，均作了说明。作者始终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带着现代人的观点乃至现代人的思想矛盾和困惑去认识历史，力图考察古代事件中所负载的与当代关联的文化信息，每一章节微观的剖析之后又有总体的结论和认识上的升华，全书各处力求得出新的分析结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尽头，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反思自然不会停顿终结。当代文化成果终将有被超越的一天，那将是民族文化更为长足的发展，对此我们满怀信心并欣喜地期待着。
作者
2014年1月16日
冯立鳌的《战国时代大国的博弈争胜》系统地分析了战国时代若干争雄国家中主要政治人物的政治、军事及外交等谋略，深刻解剖了他们的性格特点和思维方式，在时代大环境中考察了他们政治行为的利弊得失和历史功过；在此基础上精辟概括了各国盛衰兴亡的复杂原因，并试图揭示社会政治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对当今社会政治活动，以及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具有不可多得的借鉴价值。
冯立鳌的《战国时代大国的博弈争胜》是分析战国时代政治人物活动的专著。公元前453年，晋国赵、韩、魏三家联合攻灭智氏，将晋室瓜分，反置晋君为附庸。数十年后，齐国田氏取代齐康公为君，周王被迫承认他们为诸侯。历史学以这些事件作为春秋时代结束和战国时代开始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