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无人认为自己和思想与文化相对立，”霍夫施塔特写道，“人们不会在早晨起床之后对镜微笑，然后说：“啊，今天我要折磨一个知识分子，扼杀一种思想！’”。在我看来，对反智主义的这种描写似乎太过宽容——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尽管无疑极少有人会把自己视为思想与文化(或是他们自己眼中的思想与文化)之敌。但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对文化的所作所为要比他们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重要得多。就连那位总发推手(Tweeter-in-Chief)，也从来没人听过他自豪地宣告“我讨厌文化”或“我讨厌书籍”。相反，各个经济和社会阶层的美国人都会接受他的说法——没有时间读书。但相较于任何表态，他在竞选期间宣布的废除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计划却更能反映出他对文学文化和表演艺术的真实态度。(就算这两个基金会在技术上依旧存在，预算的大幅削减将严重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
除了赤裸裸的审查与威胁，或经费缩减之外，绞杀思想的办法有的是。暗示对思想、理性、逻辑、实证和准确语言的热忱是邪恶的，甚至是“非美国”的，这便是其中一招。2004年总统选举前夕，记者罗恩．苏斯金德(Ron Suskind)报道过他和布什的一位高级助手之问的可怕对话，后者对苏斯金德说，在布什政府看来，媒体人士属于“以现实为基础的群体”——他们“相信解决方案源于对明确现实的审慎研究”。但是，这位助手强调说：“事实上，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已经变了。我们如今是一个帝国，我们将在行动中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现实。在你们研究现实的时候——你们想审慎就审慎——我们会再次行动，创造出其他新的现实，你们还可以继续研究……我们是历史的参与者……而你们，你们所有人，只能研究我们的行动。”只能做些研究的人和那些历史参与者之间毫不隐晦的划分不仅体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的轻蔑，也侮辱了所有认为公共政策应该由现实证据而非权力与情绪决定的人。布什的那位助手坚持要求在苏斯金德的文章中保持匿名，而特朗普的顾问凯莉安·康威却毫不顾忌地果断使用真名为老板的“另类事实”辩护，这样的对比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康威和布什的那位助手所说的是同一件事——篡改向大众报道的事实。区别在于，十二年前，布什政府中篡改事实的人耻于与事实上的政治谎言政策挂钩。知耻未必总是美德，但——在应该感到羞耻的时候——不知耻却一定是恶习。
任何时代的反智主义都可以恰当地理解为多种原因带来的复杂症状，而症状的延续有可能让原本有望好转的问题变成危及整个政治机体的恶疾。美国反智主义的回潮在特朗普的胜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点出造成这种状况的诸多原因——有老的，有新的。回首以往，我们不禁会把文化中充斥的信息娱乐和数字媒体(甚至是社交媒体)视为始于电视问世之初的必然进程。很多人坚持认为电视和社交媒体完全不同，看电视是完全被动的行为，而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交谈是主动和互动性的。我不同意。电视(和广播)是社交媒体的早期形式，因为人们总是会和亲友一同收看和收听，会彼此交流看到和听到的内容。显然，区别在于他们无法和那么多相距遥远的人交谈。我的祖母有一次偶然听到两个女人在巴士上谈起另外一个刚刚离开丈夫的女人。我永远都忘不了祖母听到这些话之后的笑声。“她们那么生气，我真的以为其中一个会扇另外一个一巴掌，”奶奶说，“慢慢地，我发现那些名字很熟悉，她们聊的是一部肥皂剧里的离婚。我问她们怎么会对剧中角色那么生气，其中一个说：‘我对他们比对我自己的大部分家人了解得还多。’”对于只在Facebook上联系的友邻，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P8-9）
苏珊·雅各比，独立学者、有名演说家、拥有12本著作的chang销书作家，《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国瞭望》《琼斯母亲》等专栏作者。以《华盛顿邮报》记者开始职业生涯。她年轻时还在苏联待过两年。2010年，获宗教基金名誉理事会杰出成就奖、理查德·道金斯奖。
著有《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自由思想者：一部美国世俗主义史》《陌生的神》《永不言死》《伟大的不可知论者：罗伯特·英格索尔与美国自由思想》《阿尔杰·希斯与历史之战》等。
非常清晰……(雅各比)通过《反智时代》触及到了所有那些和她一样本可以用更宏远的方式看待我们文化的人们。
——理查德·道金斯
这并不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堕落”的又一次怒号……(雅各比)引人入胜和激情的论述为社会敲响了警钟，值得我们认真倾听。
——《芝加哥论坛报》
不可或缺的书……这是一段绝不可忽视的历史，是对2l世纪愚行方式的控诉……近年扛鼎之作。
——《布法罗新闻》
向狼奔豕突、厚重伪装的当代愚行发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系列准确攻击……雅各比做的远不止是重提对美国傻瓜化的无力抨击……而是对批量生产的娱乐的隐蔽性和其中根本性的非民主力量，勇敢地运用了一种相当老派的反向思维。
——《多伦多星报》
打了兴奋剂的反智主义
写出一部著作，让它在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问成为种种洞见的基石，是每一位历史学家的梦想——尤其是生活在充斥着谎言文化中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这本书出版于1963年初，正值麦卡锡时代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之间的乐观时刻。“以往自由社会中的主要美德之一，”霍夫施塔特以伤感却又谨慎乐观的态度总结说，“是能够让智识生活以各种各样的风格存在——有些人的特征是热忱而叛逆，有些人优雅而高贵，或者简洁而又尖刻，聪明而又复杂，耐心而又明智，还有些人长于观察与忍耐。要理解即便在一个颇为狭隘的社会中也会存在的种种美德，重要的是坦率与宽容……当然，选择之路可能无法前行，控制未来文化的可能会是对某种信仰怀有执念的人。这些可能当然存在；但只要我们让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可以相信，未来不必如此。”
四十多年前，还是大学生的我第一次读到了这些话，它们感动了我，而且如今依然不变。向霍夫施塔特致敬，是让我在新世纪来临之后不久开始写作《反智时代》的动机之一，在我尚且年轻，还能弥补荒废时光的时候，他的书将我从习惯性的智识惰性中唤醒，改变了我的人生。此书的研究工作大部分完成于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2008年总统大选初期之间。当时，我(和其他很多历史学家和记者一样)认为，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八年总统任期是现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巅峰。
2008年冬，我的书由潘塞恩公司推出了第一版精装本，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参议员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和更年长的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正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雪中为了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艰难跋涉。我将理性和对知识的尊重视为担任总统一职的必备条件，因此，我认为，不论奥巴马还是希拉里，相对于布什而言都属进步。但是，我并不觉得有理由改变我在上一版序言中的悲观论点——我当时指出：“难免让人担忧的是，美国历史的天平已经大大偏离了充满生机、丰富多彩的智识生活，它们对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在我看来，我从布什政府身上看到的反智倾向与其说是证明了布什的个人缺陷，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更普遍的进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愚蠢的标准在美国文化中越来越低。“四十年来，”我写道，“在一种半自觉的新型反理性主义影响下，美国特有的反智主义倾向大大加剧，这种反理性主义与由视频图像和无休止噪声构成的无知的流行文化互相促进。它不但与这个国家十八世纪启蒙理性的遗产相矛盾，也有悖现代科学知识，由此激起的一轮反智主义大潮将给美国文化与政治带来以往的反智潮流所不能及的巨大危害。确实，普遍的反理性主义和反智主义如今已经成了同义词。”
在写作时，我总是担心自己听上去像是古板的技术恐惧者。那段话如今看来更像是谨慎的保守说辞，而不是反动的哀叹。十年前，和我一样非常担心各类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对公众注意力和整体知识水平的冲击的学者和媒体人士相比现在更加之少[尽管也有雪莉·特克尔(SherryTurkle)和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等值得一提的例外]。当我提到我们对图像而不是文字的依赖日益加深时i我想到的是YouTube、电子游戏和网站上以图片形式对信息的简化。数字技术所推动的语言贫乏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早已遍及社会各个层面，手机短信息和发推又加速了这一进程。社交媒体在2008年的影响力远不及今日——尤其是在新闻的传播和验证方面。如今意义上的“假新闻”(fake news)一词那时还没被创造出来。我的书里甚至都没有提到创立于2006年、当时拥有约100万名用户的Twitter(它在2016年拥有超过3．17亿用户)。在发展之初，很多四十岁以上的人认为Twitter是专属于小孩子的媒体。说到底，哪有成熟的人会想把交流限制在140个字符之内？我相信，假如我在2008年想象着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和总统所中意的交流模式是半夜发推，而且那140个字符里有很多“骗人”“错误”“糟糕”之类的词，后面还跟着感叹号，严肃的评论家一定会视我为笑柄。
但在2015年夏天，当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Trump)乘坐那架现在已经饶有名气的自动扶梯走向特朗普大厦的大堂，宣布参与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诧异。也许他在某些傲慢的纽约理发师眼里不过是个“大橙子”，但我总是认为他有机会赢得共和党提名。在他征服共和党阵营之后，我也认为他有机会在大选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作为一个总是自认为属于自由主义者的人，这样令人不安的预感完全不会让我感到愉快。我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朋友们——大多是记者和作家——总说我疯了。大选走向尾声之际，其中有些人(暂时)不再与我对话，我也不能因为他们回避我对特朗普战胜克林顿的可能性无法释怀的不安而责怪他们。他们会说，诚然，2016年左右的美国文化尚不能看作一个新的启蒙时代，但美国人还没愚蠢到选中一位拒绝听取国家安全简报、宣称气候变化可能是中国设下的骗局、模仿残疾记者手臂行动不便的样子加以嘲弄的候选人。
……
(区别于右翼宗教基要主义者和强盗资本家的)右翼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传播着将所有知识分子斥为左翼分子的欺骗性逻辑，因为不读书的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思想史了解得越来越少。这种无知最明显、最令人不安的表现在于，人们对其他观点再无好奇，无知在这一进程中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在我的《自由思想者：美国世俗主义史》(Freethinkers：A History of American Secularism)2004年出版之后，我收到了在美国很多地区演讲的邀请，我以为这些是向形形色色的听众讲授美国世俗传统的机会，于是欣然接受。到头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是在向观点相同的人布道。除了几所要求学生为了学分来听讲座的大学之外，听众几乎全都是原本就和我意见一致的人。严肃的保守主义者在巡回演讲中也报告了完全一样的情形。
不愿听取对立观点，或者不愿去想象向思想或文化上的对手学习的可能性，这种心态意味着背弃美国大众和精英的思想传统中最优秀的一面。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千百万美国人——包括很多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了聆听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Robert Green Ingersoll)的演讲，挤满了全国各地的讲堂，作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闻名于世的英格索尔对传统宗教和教会对政府的任何影响都予以痛斥。当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杰出宣传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在1876年初次到访美国的时候，来听他演讲的人摩肩接踵，尽管他关于人的由来的见解让不少听众大为震惊。十九世纪的美国人，不论接受过的正规教育是多是少，在听到英格索尔和赫胥黎这类人的演讲之后，都想要自己再思考一番。这种好奇心甚至在魔鬼是否长着角这样的问题上都坚持要求第一手证据，它对任何社会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健康都至关重要。在当今美国，不论是不是知识分子，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听不进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声音。这种顽固执拗不仅体现了精神上的惰性，也反映了反智主义的本质。十九世纪末期，人们会在大平原上奔走千里，只为亲耳听到英格索尔和赫胥黎等总是攻击听众们最珍视的信仰之人的观点。如今，很多美国人连政治意见和观点不同的Facebook页面都懒得打开。
美国如今染上了一种将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技术的作用下突变的病症，它比过去那种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险。当前这轮爆发所产生的严重危害与人们对一切不以为意的精神状态是分不开的。矛盾的是，这种心态既富有攻击性，又消极被动。从政客到媒体高管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咄咄逼人地强化这种状态，他们的生计依靠的就是吸收名人金句和博客言论为己所用的公众；宣称信息娱乐之树上的果子将带来轻松欢愉的蛇控制着公众，公众被动地接受了这些东西。文化保护主义者们是否还有时间和意愿来疗愈这个毒苹果不断加深的毒害呢？只要我们让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总能心怀这样的希望。
苏珊·雅各比著的《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是对21世纪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哀悼与警醒。
受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文化史研究经典、普利策奖获奖之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启发，《反智时代》以美国文化为透视点，辐射至政治、媒体、宗教、教育、公共生活各个角落，向美国人发出警告：若任其发展，反智与非理性只会使美国越来越愚蠢，人们将知道的越来越少。未来，只能成为充斥着垃圾思想、伪科学、假新闻、后真相的精神荒原。作者雅各比的言语机锋振聋发聩。这不仅是对美国精神末日的警醒，更为当下的我们敲响了警钟。
非理性、假新闻、伪科学、垃圾思想、后真相时代！
蔓延全球的美国文化为何病了？！
《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强烈推荐！
我们为何愿意相信谎言？娱乐文化为何能大行其道？特朗普当选背后有怎样的大众心理？
苏珊·雅各比著的《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美国话题性轰动之作，入选Reading 21st Century之列！
娱乐至死的年代，如何才能避免越来越愚蠢？
你可以说《反智时代》在用非理性的方式抨击美国非理性，用反智语气挞伐反智，但你却无法拒绝这种当头棒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