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九年前的秋冬，我刚从一个知名的学府跨入人事纷繁的社会，又从一个铺着地毯、挂着吊灯的部级机关来到了这贫瘠又充满了魅力的太行山麓。
宏业村依山傍水，二百多户人家错落有致地安排在东山坡上。村子沿着山势绵延，从东到西，足有一二华里。虽说它是一个大村，离县城也只十五六里，但似乎已远离红尘，除了偶尔从村里传出几声鸡鸣狗吠，它总是安安静静卧躺在那儿。村里撇开胶皮轱辘大车、有线广播匣子与大队部那架摇把电话，就很难找到20世纪物质文明的痕迹。它显得那样古朴，那样贫困。
我是来这儿“四清”的，住在又穷又可靠的贫下中农家里。房东宋大娘的男人解放前就死了，儿子在前几年吃食堂时顶不住一天半斤粮的稀汤，进了天堂。媳妇打熬不过，撇下一口袋粮食与一儿一女，跟个烧窑的走了。大娘家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死撑活撑度过了最困难的几年。孙子叫臭小，孙女叫臭妮。大娘有个土窑洞、一间堆杂物的南屋。我和臭小住了那间南屋。小屋四处透风，山区又冷，第一夜就把我冻得打颤。臭小脱得精光，睡在光溜溜的炕席上，只盖一床又薄又窄的被子，却说不冷。
宋大娘年逾花甲，脸色红润，身子骨很硬朗，只是一双小脚要支撑略显肥胖的身躯，挪动起来总是颤颤巍巍的。大娘家没小娃娃，窑内、身上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臭小、臭妮都出工，大娘在家缝补浆洗，操持家务，养猪养鸡。
大娘家日子很清苦，但相处七八个月，我从未听她埋怨日子不好过。相反，她乐观知足，即使提到吃食堂那年受的罪，还是说：“跟民国××年那回饥荒比，强多了。”我第一次在大娘家派饭，是在进村四五天后。那天吃的是红薯南瓜熬的粥和烤得薄薄的玉茭面饼。臭妮双手给我端过一碗稀粥，给她哥也端过一碗，自己却不吃，靠在炕沿上看着我们。我让她也吃，她只是支吾，却不动手。臭小吃完了，把碗一撂，她随手将碗接过去，用手一抹，盛上了粥，端过一边吃开了。我心头猛地一紧，原来连碗都……
晚上临睡前，我给臭小三块钱、一沓粮票，说：“这是十天的饭钱，先存着，每天三毛三毛给，我嫌烦。”他嘿嘿地笑了，搓着手，犹豫了一会儿，接了过去。
我们工作队的队长是某县的一位公社书记，姓杨，小矮个，镶着两只金牙，头发总梳得光光的。听说他原来是县剧团的会计，算盘打得好，有某县“四把算盘之一”的美称，后来不知怎的，当上了公社书记。他不到四十，十分精明，进村没几天，就抓出不少典型，一次次布置我写材料。例如《从饲养小毛驴看四不清干部的剥削》《进村三天，扎根三十》《坚持三同，打开局面》等等。我总写不好，他对我这文科大学生颇为不满。在我们这片包队的工作队员中，他参加劳动最少，也很少为房东扫院担水，可谈起“三同”经验却一套一套的。工作队员手册上“为群众做好事”这一栏，他总是填得满满的。我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经常与他顶撞。但因为他是领导，又不得不执行他的种种决定，因此心情很不舒畅。
每当我闷闷不乐的时候，大娘就过来和我闲话。一次，她一边扎着鞋底，一边问我家在哪里。我说老家在上海。她偏头一想：“上海？那与东头那个姓周的妮妮，是一个村的？”她指的是我的同学周洁。
“嗯……一个村。”我笑着回答。
“那天天能见面？”
“也不一定。”
“你们家养种些甚？也喂猪？”
“不养种，也不喂猪。”
“哪能？不养种吃甚？”
我一时很难回答。臭妮插话了：“人家有工资，买粮食吃，奶奶您不懂！”
“俺不懂，你懂？小妮子，不养种，买甚？”大娘对孙女的插话很不以为然，又问我，“上海村大不大？有俺村大？”
“大，大得多，有一千万人呢！”大娘对我这一千万没一丝惊讶之意，只是“唔”了声。
过了会儿，大娘又叨叨开了：“你在俺们这儿受（苦），家里爹妈舍得？可想哩。哎，尽了忠不能尽孝，一只手只能捂一只耳朵……要放宽心，吃得饱饱的。吃得饱，不想妈……”原来她怕我想家。
每次与大娘聊上几句，不知怎的，烦恼登时烟消云散，从内心感到欢悦、轻松。我喜欢听大娘唠叨，也爱坐在小板凳上帮大娘烧炕，把玉米芯子一个个往小炕洞里塞，身上烤得暖洋洋的，神情也懒洋洋的，我像回到了几千里外的家中，无忧无虑地倚靠在母亲的身旁……P6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