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是巴金步入中年又一创作高峰期完成的长篇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成熟的标志。

小说《寒夜》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是巴老在自己众多作品中最满意的一部。故事讲述了抗战时期的国统区重庆，一个小职员的人生悲剧。这部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情节穿插着作者现实的生活，因此作者对这部小说投入的感情更为真挚。

《寒夜》是巴金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1944年秋冬的一个晚上，在重庆防空警报解除后的一两个小时，巴金开始了《寒夜》的写作。

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的生活几乎是同步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写完这部小说是1946年的最后一天，上海一个寒冷的冬夜，小说结尾也正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巴金先生曾经说过，写《寒夜》是在作品中生活，他本人就生活在《寒夜》所描述的生活背景中。在那几年中，散文家缪崇群、小说家王鲁彦，还有他的老朋友陈范予，都是害着肺病痛苦地死去的；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他又亲手埋葬了因病得不到很好医治的三哥李尧林。所以，当小说中写到汪文宣为生计而无着、为疾病而痛苦的时候，这些亲友的面孔一一浮现在巴金的脑海中，使他的写作十分投入。

寒夜

后记

附录

 谈《寒夜》

 关于《寒夜》

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他从银行铁门前石级上站起来，走到人行道上，举起头看天空。天色灰黑，象一块褪色的黑布，除了对面高耸的大楼的浓影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呆呆地把头抬了好一会儿，他并没有专心听什么，也没有专心看什么，他这样做，好象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间仿佛故意跟他作对，走得特别慢，不仅慢，他甚至觉得它已经停止进行了。夜的寒气却渐渐地透过他那件单薄的夹袍，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这时他才埋下他的头。他痛苦地吐了一口气。他低声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做！”

“那么你要怎样呢？你有胆量么？你这个老好人！”马上就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问道。他吃了一惊，掉头往左右一看，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自己在讲话。他气恼地再说：

“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

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不会有谁反驳他。远远地问起一道手电的白光，象一个熟朋友眼睛的一瞬，他忽然感到一点暖意。但是亮光马上灭了。在他的周围仍然是那并不十分浓的黑暗。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背脊。他打了一个冷噤。他搓着手在人行道上走了两步，又走了几步。一个黑影从他的身边溜过去了。他忽然警觉地回头去看，仍旧只看到那不很浓密的黑暗。他也不知道他的眼光在找寻什么。手电光又亮了，这次离他比较近，而且接连亮了几次。拿手电的人愈来愈近，终于走过他的身边不见了。那个人穿着灰色大衣，身材不高，是一个极平常的人，他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时他的眼光更不会去注意那张脸，何况又看不清楚。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朝那个人消失的方向望着。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还是不知道。但是他忽然站定了。

飞机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他这一刻才想起先前听到那种声音的事。他注意地听了听。但是他接着又想，也许今晚上根本就没有响过飞机的声音。“我在做梦罢，”他想道，他不仅想并且顺口说了出来。“那么我现在可以回去了，”他马上接下去想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脚已经朝着回家的路上动了。他不知不觉地走出这一条街。他继续慢慢地走着。他的思想被一张理不清的网裹住了。

“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儿生意！”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墙角发出来。他侧过脸去，看见一团黑影蹲在那儿。

“我今晚上还没有开张。如今真不比往年间，好些洞子都不让我们进去了。在早我哪个洞子不去？”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声音接着说。

“今晚上不晓得炸哪儿，是不是又炸成都，这们（么）久还不解除警报，”前一个似乎没有听明白同伴的话，却自语似地慢慢说，好象他一边说一边在思索似的。

“昨天打三更才解除，今晚上怕要更晏些，”另一个接腔道。

这是两个小贩的极不重要的谈话。可是他忽然吃了一惊。昨天晚上……打三更！……为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要来提醒他！

昨天晚上，打三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解除警报，他跟着众人离开防空洞走回家去。

昨天那个时候，他不止是一个人，他的三十四岁的妻子，他的十三岁的小孩，他的五十三岁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有说有笑地走回家，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是有说有笑的。

可是以后呢？他问他自己。

他们回到家里，儿子刚睡下来，他和妻谈着闲话，他因为这天吃晚饭时有人给妻送来一封信，便向妻问起这件事情，想不到惹怒了她。她跟他吵起来。他发急了，嘴更不听他指挥，话说得更笨拙。他心里很想让步，但是想到他母亲就睡在隔壁，他又不得不顾全自己的面子。他们夫妇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吵，他母亲带着他儿子睡在另一间更小的屋里。他们争吵的时候他母亲房门紧闭着，从那里面始终没有发出来什么声音。其实他们吵的时间也很短，最多不过十分钟，他妻子就冲出房去了。他以为她会回来。起初他赌气不理睬，后来他又跑下楼去找她，他不仅走出了大门，并且还走了两三条街，可是他连一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更不用说她。虽说是在战时首都的中心区，到这时候街上也只有寥寥几个行人，街两旁的商店都已关上铺门，两三家小吃店里电灯倒燃得雪亮，并且有四五成的顾客。他在什么地方去找她呢？这么大的山城他走一晚都走不完！每条街上都可以有她，每条街上都可以没有她。那么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

不错，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他昨天晚上这样问过自己。今天晚上，就在现在他也这样问着自己。为什么还要问呢？她今天不是派人送来一封信吗？可是信上就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措辞冷淡，并且只告诉他，她现在住在朋友家里，她请他把她随身用的东西交给送情人带去。他照样做了。他回了她一封更短更冷淡的信。他没有提到他跑出去追她的事，也不说请她回家的话。他母亲站在他的身边看他写信，她始终不曾提说什么。关于他妻子“出走”的事（他在思想上用了“出走”两个字），他母亲除了在吃早饭的时候用着怜惜的语调问过他几句外，就没有再说话，她只是皱着双眉，轻轻摇着头。这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平素多忧虑，身体不太好，头发已经灰白了。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她对媳妇的“出走”，虽说替她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儿子还不知道母亲的这种心理，他等着她给他出主意，只要她说一句话，他就会另外写一封热情的信，恳切地要求他妻子回来。他很想写那样的一封信，可是他并没有写。他很想求他妻子回家，可是他却在信里表示他妻子回来不回来，他并不关心。信和箱子都被人带走了，可是他同他妻子中间的隔阂也就增加了一层。这以后，他如果不改变态度写信到他妻子服务的地方去（他不愿意到那里去找她），他们两个人就更难和解了。所以他到这时候还是问着那一句老问话，还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P1-3

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受中外文学交互影响而产生的。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使小说这个古老的文学样式在华夏大地上从“稗官野史”升级到与诗文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从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变为作家和读者表现人生、看取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语言与形式上也经历了由文言章回体到现代形态的蜕变。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在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兴盛的基础上，长篇小说也孕育萌芽，三十年代达到创作的高峰，出现了巴金、老舍、茅盾、张恨水、李劼人等重要作家和以《家》、《骆驼祥子》、《子夜》、《金粉世家》、《死水微澜》为代表的重要作品，立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的生存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

为了系统展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我们新编了这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系列图书，选收1919至1949年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优秀长篇，为读者相对完整地阅读并珍藏这一时段的长篇小说提供一套优质的读本。

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象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壁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壁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并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位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巴金 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