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是没有过的。况且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是一件轻易决定的事情。一般说来，极其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那么，七千人大会的背后是些什么情况呢？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作者张素华力求从史的角度尽其所能对大会作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既不以我们现在对“大跃进”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人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来考察这次大会的人和事。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县委书记以上二七干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空前绝后。更令人发生兴趣的，还在它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以及对之后历史的深远影响。

大会的起因，是党想通过总结经验和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但后来会议日程和主题发生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改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宽松的民主氛围，使人们一时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重大话题。受大会鼓舞，1962年春夏，全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但不久，局势再变，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七千人人会及会后产生的认识上的分歧，成为后来“文革”发生的一个远因。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作者张素华集多年采访、材料收集和研究心得，第一次全面、深入、详细地披露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经过和曲折的全过程，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对各省委、县负责人的情况，都有详细分析。《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

前言

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

谁在筹备和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报告的经过

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

七干人果然议论纷纷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

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解释和说明

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

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

春节，毛泽东“放了一把火”，要开“出气会”

毛泽东的讲话把大会推向第二个高潮

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

邓小平：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

从三易其稿看朱德的心路历程

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

大会留下的悬念：陈云为什么不讲话？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

有关大会的成果

大会带来了什么新气象

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

附录

袁宝华——有关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情况

杜润生——对七千人大会一些问题的感受

赵家梁——参加起草大会报告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李瑞山——湖南与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情况

张文奇——有关七千人大会的保卫和后勤工作

邓力群——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

张维兹——七干人大会上，我对总理讲真话

七千人大会日志

后记

编辑说明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是没有过的。况且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是一件轻易决定的事情。一般说来，极其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那么，七千人大会的背后是些什么情况呢？确实有着不少非常的因素。

关于会议的远因

我想，当我们追溯召开这次大会的远因时，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是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这个运动的失败，既是“牵动、影响随后二十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链环’”，又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他一生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向人们坦示了他的心迹，他的愉快与不愉快是和中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与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他总是想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得快一点，总是想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国从人口来说，是世界第一大国；从国土面积来说，是世界第三大国；从人均资源来说，是一个量少的国家；从经济实力判断，又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用毛泽东的话说，还是“一张白纸”。面对人口这么众多，这么原始、落后的一个农业大国，试图通过发动全国人民靠日夜苦干，花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摘掉中国贫穷落后的帽子，就可以使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英赶美，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认为事在人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倒三座大山，既然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于是，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农民不分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掀起了兴修水利、深翻土地、改良土壤、改变耕作方法，昼夜苦干的热潮，凡是认为能够使农作物增产的措施都被推广起来。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到处建立各种各样的工厂，尤其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一时间，全国上下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工地”。人们敢想敢干、大干苦干的精神无疑是值得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的，当时兴修的水利、改良的土壤、兴建的工厂，至今不少仍在造福子孙。问题是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不问客观条件，仅凭满腔热情，做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进”的高指标，竞放卫星，浮夸风甚嚣尘上，各种“喜讯”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现在新闻广播里，出现在毛泽东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一时间，亩产千斤县、万斤田的奇迹到处都是，似乎粮食多的无处放；钢、铁、煤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不断翻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兴奋。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饥饿，解决了温饱，且大大地有了富裕，这是一种怎样让人欢欣鼓舞的情景啊！  据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将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1958年初还说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不久，超过英国由1 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5年，由5年又缩短为2至3年。仿佛中国的经济正在火箭式飞升！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同时，还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亿万农民就将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统统交公，加入人民公社，甚至有的地方把农民的房子、铁锅及生活用品也归了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农村又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大大伤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怎能长久，仅仅一两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不但没有出现人们预想的结果，反而变得严峻起来，或者说来了个南辕北辙。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曾几何时还在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现在人们的吃饭、穿衣、生产却发生了严重困难。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呢，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毛泽东吃惊不小！

事实就是如此，这几年的农业生产，尽管干部群众出了不少力、流了不少汗，由于在农村迅速实现公社化，大搞“一平二调”、大搞劳民伤财的所谓“大办”工厂，加上乱改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等等，粮、棉、油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工业生产，由于摊子铺得太大，乱上项目；又以钢为纲，破坏了综合平衡，严重影响了其他产品的生产；还废除了不少规章制度，造成企业管理}昆乱，致使轻、重工业都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产品产量直线下降。

惩罚是毫不留情乃至十分残酷的。被惊醒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收获的却是难以承受的困难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在挫折面前，不少人感到内疚、困惑与不安。

问题是，仅凭这种挫折感解决不了现实的困难，当务之急，是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摆脱困境，恢复国民经济。那么，如何走出谷底，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也同样困扰、纠缠着人们，成了挥之不去的问题。

大的挫折过后，必有经验教训的总结。七千人大会也就呼之欲出了！

P8-11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关于七千人大会的话题，我酝酿了很久，看了不少材料，也采访了一些当事人。

七千人大会距今已经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四十多年前人们关注的很多事情，在今天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四十多年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最着急、最头疼的事情之一，是6亿人民吃不饱饭。那时候，北京告急，上海、天津告急，全国不少省市都极其紧张。再有几天就要断粮了！这样的报告不断地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的办公桌上，急得周恩来寝食难安。堂堂一个大国总理，其主要精力应是考虑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上，但是当时的总理，每次找人谈话，几乎谈的都是粮食问题，被人送了一个苦涩的雅号：“粮食调度总指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更是火上房一般的着急，急得他给各省市负责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

如今的粮食状况早已今非昔比，人们不但已经告别了饥饿，告别了粗粮，吃上了细粮（现在的孩子已经不懂什么粗粮细粮了），而且还要讲究粗细搭配，讲究营养，讲究饮食结构。曾经长期因为粮食不足而愁苦的中国人，一下子温饱不愁了，吃不上饭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历史，渐渐地远去了。这恐怕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1965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李先念说：据我看，粮食就是长期不大那么够。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他说：哪一天一颗粮食也不需要进口了，我们这个共产党就算是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化了。

如今，中国人民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达到了小康水平。毛泽东如果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欣慰了。

变化，还远不止这些。那时候，棉花极缺，每人每年几尺布，人们穿的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如今，我们不但满足了13亿人的穿衣问题，还成了纺织品最大出口国。我们的纺织品销往世界各地，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政府的严重关注，采取了限制措施。

那时候，中央政府一心一意要加快工业发展速度，但是缺少煤。煤就像工业的“粮食”，没有煤一切都无从谈起，发不了电，采不了矿，炼不了钢。有了煤呢，又很难运出来，因为公路、铁路跟不上，运输的车辆也跟不上。如今我们的采煤技术先进、设备齐全，大量的煤正在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

那时候，把炼钢看作是头等大事。钢铁就是工业的基础，没有钢，我们能干什么？毛泽东说：“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将永远停留在农耕时代。为了告别农业社会，为了实现工业化，人们的注意力盯在了炼钢上。只有钢的产量上去了，我们的工业才能迅速发展。因此，全国上下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当时的人们为了找铁炼钢，把全国的各个角落翻了个底朝天，不少人甚至捐出了自家的锅。尽管如此，钢的产量很难超过1000万吨，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土钢，根本不能用，为此全国人民吃尽了苦头。而今的中国，钢的产量高达3亿多吨，居世界第一，早已实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梦想。

那时候中央开会，讨论的就是今年能生产粮食多少亿斤、棉花生产多少万担，能完成多少万吨钢的任务、多少亿吨煤的指标等等。今天的中央开会，经常讨论的则是如何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使我们的产品卖出去，如何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缺少的是产品，要啥没啥，仓库几乎是空的。而今的中国，是买方市场，要啥有啥，怕的是你不买东西！

要啥没啥，那就是中国的过去。我们的前辈就奋斗在那个年代。为了祖国的强盛，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和智慧甚至鲜血，来探索、建设着中国。这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误。成功，带来的是喜悦和辉煌；失误，带来的则是苦难与悲伤。成功和失误，他们是一对双生子，结伴而行，其中又有多少酸甜苦辣。

今天，当我们翻开40多年前的那一段历史时，有痛心疾首，也有些许的遗憾和无奈，更有许多感慨在心中回荡。今天是过去的延续，了解了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谁能保证过去的错误，今天不再重复；又有谁能保证我们果真继承了过去一切好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回头看看——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就是在中共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开展“大跃进”运动，试图用几年时间就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就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而发生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个大会是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是为使人们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一个大会，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大会，使我们可以了解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从会议本身的情况来看，它有着许多的特点：

会议规模迄今为止是空前的，一下子在北京聚集了7000多人，前后持续28天；

它是中央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的大会；

它是让大家发牢骚、提意见、“出气”的大会；

它是努力面对现实，认真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开辟未来的大会；

它也是中共领袖在认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悄然产生分歧的一个大会；

它还是一个复杂的、至今仍有争议的大会。

总之，七千人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凡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段历史的人，几乎都无法忽略这次大会。它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深入地梳理，细致地研究，也就显得尤其重要。

当时人们对这个大会的评价是：

“这个会开得好。”（当时的毛泽东语）

“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

“这次会非常好，接触到的一些同志反映都差不多。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有人比方为‘七大’，在重要时期解决重要问题。‘而且解决得非常之好，其影响会极其深远。”

事隔两年7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又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这里是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了。

30年后，邓小平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写道：“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当然，除了对大会的积极评价，也有学者指出：大会仍然在原则上肯定了“三面红旗”，没有能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大会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与刘少奇等人由思想分歧走上对立的重要关节；这次会议是后来历史悲剧的发端、是“文革”的起因等等。

我想仅从这些角度，便足够我们重视、研究和介绍七千人大会了。

总起来看，对七千人大会肯定多于批评。在肯定中有批评，在批评中有肯定。

我以为除前面谈到的七千人大会的特点和它的意义、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提出。

我的看法是：七千人大会比较相似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后者是对10年“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七千人大会则是对3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结。两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重大曲折经历进行总结。从大会进行的情况来看，都是思想比较活跃，气氛比较民主。会上，新的想法、新的动议不断产生，许多中央领导的讲话都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而是即席发言。不同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思想更解放，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更深刻、更彻底，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批判，因此这次会议对党的历史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就更深远。七千人大会则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指导思想的情况下进行总结的，因而思想解放的程度就很难彻底。尽管如此，七千人大会还是突破了不少框框，与会者几乎是人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很多问题，讲了很多平时不敢讲的话，会后出现了思想解放，全方位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遗憾的是，也就是因为七千人大会该否定的东西没有否定，所以半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又重新转向，遭受曲折。这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深入观察七千人大会前后左右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次大会的前4年是“大跃进”的开始，它的后4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端，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历史的必然？它是一个转折点，还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至今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认真发掘材料，进行理性的梳理与研究。

当我千方百计想再现这次大会的历史情景时，感到还有相当的困难，非常重要的当事人已经作古，即使健在的老同志，回忆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此外，在史料方面，也有待继续挖掘；在对事情的评论上，思想还有待解放。这大概也就是多少年来，很少有人详细介绍、展现七千人大会的原故吧！

尽管如此，我力求从史的角度尽其所能对大会作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既不以我们现在对“大跃进”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人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来考察这次大会的人和事。

当然，我所追求的只是我的主观愿望而已。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在不经意间带出个人的情感，尽管他们力求客观，但还是会受这样那样的影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是有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或许您并不满意我的叙述与观点，我愿意借此机会与大家相互讨论，听取批评意见，更大限度地来接近历史的真实。

张素华

2005年4月于北京

写完这本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没有一点超然事后的轻松感。书中的人和事，仍然不断地在心里，在脑海里反复出现。那毕竟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又是一次非常的会议。至于这次七千人大会的规模，为什么那么大，时间又那么长，自然因为事关重大，但与那个时期，毛泽东提倡开大会、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畅不散会，也多少有些关系。这次大会的情况，大会的结果，对于国家日后的走向，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书中各个人物的命运，在后来的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书中的事，至今仍被人们深刻地关注着，有些事在我们今天还仍然在发生着。上网搜索了一下有关七千人大会的相关信息，竞发现涉及上百万条之多，但细看，却有很多重复的，或仅廖廖数言，甚至言不及义。可见，七千人大会的话题是人们十分关心的，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研究。我觉得，对七千人大会做全面的介绍和观察，不仅必要，而且重要。它涉及到上个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之路的关键一环，无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是对未来探索与发展，都有借鉴的意义。

要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同志，因为他的提议和支持，我才写作和完成了这本书。还有诸多同仁和受访者，他们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这本书是在几年里用拉拉杂杂的零散时间写成的。写完后不免还有很多的遗憾，不少地方写得还不到位，一方面缺少时间再统改一遍，一方面又觉得水平有限，只能在这里敬请读者见谅，权当抛砖引玉吧，欢迎来自各位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期望这段历史能得到更深入细致的展现！

张素华

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