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俊所著的《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叙述百年来上海监狱往事与现状的专著，运用了大量民国、租界时期的档案和报刊资料，立体式地展现上海近现代监狱的产生、发展及变化，具时代沉淀感和借鉴意义，同时填补了上海监狱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较强的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

徐家俊所著的《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共分五部分：“狱所春秋”对上海近现代各个监狱的来龙去脉及管理内容等进行具体介绍；“狱海风云”介绍了狱中革命志士仁人的斗争经历，以及发生在狱中的重要史实；“狱中人物”介绍了各时期监狱典狱长的生平及重要事迹；“狱边散墨”对监狱历史上发生的个别事实根据史料进行辩证；“狱库集萃”收录了上海监狱系统行政建制大事记和党政领导名录等。

序 / 王明迪

狱所春秋

 上海监狱史简述

 上海滩上的第一座外国监狱

 提篮桥监狱：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监狱

 厦门路监狱考略

 民国时期的漕河泾监狱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拘押所和会审公廨监狱

 上海第二特区监狱

 从普育堂到江苏第二监狱分监

 从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到上海北新泾监狱

 上海第一特区女监

 南车站路看守所

 上海监狱第一分监

 龙华监狱

 大桥监狱

 上海农场：一个历史上的大型劳改场所

 皖南飞地白茅岭和军天湖

 十次迁址看发展——上海少管所60年来的九处所在地

狱海风云

 清末上海地区的犯人流放地

 登报：公开招聘刽子手

 蔡元培探监提篮桥

 漕河泾监狱180名犯人大逃亡

 1934年由监狱寄出的一封接见信

 提篮桥监狱印度看守大罢工

 发生在监狱里的凶杀案

 侵华日军秘密役使犯人修筑浙江嵊泗军事设施

 提篮桥监狱绞刑房里的往事

 私改刑期得钱卖放

 一份日文版的房屋租借合同

 艾青：从监狱里走出的大诗人

 杜重远被囚漕河泾监狱的前前后后

 李士英在狱中

 从死囚牢里走出的女革命家

 王葆真申江蒙难记

 日本战犯在提篮桥监狱被关押、审判与执行

 1949年接管旧提篮桥监狱始末

 上海犯人在治淮等水利工程中——访原治淮总队秘书长宁模同志

 记载上海监狱发展的三张珍贵照片

 有朋自远方来——提篮桥监狱对外开放录

狱史人物

 严景耀：提篮桥监狱首位华籍副典狱长

 监狱学家王元增生平及著作初考

 监狱学家孙雄

 漕河泾监狱历任典狱长小传

 江苏第二监狱分监部分分监长小传

 上海第二特区监狱历任典狱长小传

 旧提篮桥监狱历任华籍典狱长小传

 解放后上海监狱系统部分领导小传

狱边散墨

 对审讯汪伪群奸图片说明的辨正

 对《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有关汉奸犯史实的补遗和订正

 汉奸王荫泰没有被枪决

 对一张历史照片的质疑和辨正

 有关恽代英被捕及牺牲的史实

 也谈汉奸梁鸿志的伏法经过

 汉奸张北生的最后下场

 汪精卫老婆终身被囚之谜——还原提篮桥监狱中真实陈璧君

 对一封所谓“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书信”的辨正

 上海农垦工作究竟始起于何时——兼评《上海农垦志》

狱库集萃

 上海监狱系统行政建制大事记（1854～2014）

 部分领导视察上海监狱简况（1952～2014）

 上海监狱系统党政领导名录（1952～2014）

 上海监狱历史上的第一（1949年5月～2014年12月）

 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关押的部分汉奸犯

后记

上海监狱史简述

唐天宝十年(751年)，上海地区设立华亭县(县衙设于今松江区城内)；南宋设嘉定县；元朝设上海、崇明县；明朝设青浦县；清朝又先后设娄县、宝山、南汇、奉贤、金山、福泉、川沙等县(厅)。县狱附设于县衙内，行使执行刑罚之职能。

唐、宋、元、明、清诸朝，行政和司法合于一体，府、州、县（厅）衙均设有监狱。监狱大都位于衙署西南部，分为内监、外监和女监。内监关押死刑犯，外监关押徒刑、流刑以下犯人，女监关押女犯。此外，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崇明开始设官煮盐，并被确定为中原地区流放重犯的边远地区，时称“通州海岛”，组织犯人从事煮盐。元朝在两淮(淮南、淮北)、两浙(浙东、浙西)等地始置都转运盐使司(简称盐运司)，组织盐民和犯人在今南汇、奉贤、金山等地煮盐，对犯人严酷管理，单独组团设灶。

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次年11月17日开埠。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月在黄浦江西岸，划出一块土地为英国留居地，后来发展成英租界。不久美国、法国又在上海分别开辟了留居地，后称美租界和法租界。1863年9月21日，英、美两租界合并为英美租界，其后又改称为公共租界，直到1943年7月结束。在这近百年间，上海城区范围内，相继形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套政权机构、司法机关和监狱。

上海开埠后，外国列强侵犯中国的行政管理权和司法权，先后建立巡捕房、警务处，设立领事法庭。1853年，上海县城内小刀会起义后，大批华人涌入租界，形成华洋杂居局面。为此，租界当局于1864年建立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1869年4月20日，英、美、德领事公布《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原理事衙门撤销，成立会审公廨，审理租界内的各种案件。同年，法租界也成立会审公廨。租界内的犯人经会审公廨审判后，分别押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服刑。直到1916年，巡捕房停止收押已决犯。

1870年，英国在华高等法院在厦门路启用上海英国监狱，又称厦门路监狱，关押外国籍犯，这是近代外国列强在上海建立的第一所司法意义上的监狱。1898年4月，公共租界工部局租用厦门路监狱北侧，关押长刑期的华籍犯人，短刑期的华籍犯人仍关押在各巡捕房。由于巡捕房押所人满为患，工部局决定在虹口一带购地建造监狱。1903年5月18日监狱启用，其正式名称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关押公共租界的犯人。由于监狱位于华德路(今长阳路)，又临近提篮桥，所以又称华德路监狱或提篮桥西牢、提篮桥监狱，监狱上层管理人员以英国人为主，看守以印度人为主，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雇用华籍看守。提篮桥监狱启用后，厦门路监狱不再关押华籍犯。20～30年代，提篮桥监狱几经扩建，占地面积达60.4亩，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有监室近4000间，押犯最多达8000多人，堪称“远东第一大监狱”。1935年9月，厦门路监狱撤销，在押的外籍犯移押提篮桥监狱。1942年1月，日本独占公共租界，提篮桥监狱由日本人管理，犯人生活条件很差，病死率极高。

1911年10月8日，法租界在卢家湾建造“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由于监狱位于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交叉口上，又称薛华立路监狱或马斯南路监狱，关押法租界内的外籍犯和华籍犯。监狱上层管理人员为法国人，看守以法国、安南(越南)人为主。

华界，1911年10月上海光复后，成立沪军都督府，仿西方政体成立上海县司法署，署址在原县衙。县监狱改为司法署监狱，以后称上海地方监狱、上海模范监狱等，1919年撤销。1913年3月，上海开设罪犯习艺所(6月撤销)。同年，在蓬莱路成立上海地方分监(1920年改称江苏第二监狱分监，1924年撤销，并入江苏第二监狱)。1919年7月，江苏第二监狱启用，由于监狱位于上海西郊漕河泾镇上，所以又称漕河泾监狱。该监初期占地80余亩，后扩建达120余亩，押犯量最高达3000余人。

1927年，上海设立特别市。同年，在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建立江苏第二监狱分监(女监，后来撤销，1939年6月复建)。1931年8月，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由中国人接管，改称上海第二特区监狱。1936年7月，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简称部辖第二监狱)在市郊北新泾启用，占地160多亩。次年8月，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部辖第二监狱和江苏第二监狱撤销。不久，这两座监狱均毁于战火。1943年，汪伪政府接收租界，上海第二特区监狱改为上海地方检察署看守所；提篮桥监狱改称“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上海高等法院派员接收提篮桥监狱。12月，部辖上海监狱第一分监(女监)在长阳路成立。同年年底起，盟军美军军事法庭借用提篮桥监狱“西人监”（十字楼）关押日本战犯，内有侵华日军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驻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等。1946年1月，盟军美军军事法庭在监狱内开庭，对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等1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境内第一次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同年1～9月，先后有47名日本战犯在监狱内受到审判)。同年4月，有5名日本战犯在狱中被处绞刑。次年2月法庭撤销。1946年9月起，提篮桥监狱设置室外刑场，汉奸犯梁鸿志、傅式说、苏成德等和由上海军事法庭等判决的14名日本战犯先后在监狱刑场被枪决。1946年8月，国防部江湾战犯监狱成立，1947年1月180多名日本战犯从提篮桥监狱移押江湾战犯监狱。1948年3月，上海高等法院在提篮桥监狱内设立上海特别刑事法庭(简称特刑庭)，残害革命人士。同年9月，共产党员王孝和在监狱刑场就义。次年2月，江湾战犯监狱和特刑庭撤销。

在1927～1937年，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龙华看守所)，关押过数千名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其中，在此遇害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延年、杨殷，中共中央委员赵世炎、陈乔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林育南，中共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许白昊，中共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杨培生，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等。1939～1945年，汪伪特工总部在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设看守所。此外，国民党当局还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江湾路、威海卫路(今威海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等处设各类看守所关押残害革命人士。

1949年初，提篮桥监狱关押着50名“政治犯”(革命人士)，生命危在旦夕，后因中共地下工作者对代理典狱长王慕曾策反成功，他们没有被移押出狱。监狱地下党在“中共上海警察局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武装护监斗争，成功地保护并营救了狱中50名革命人士。

P3-5

王明迪（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原局长、中国监狱工作协会顾问）

我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徐家俊同志撰写的《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这是一部叙述上海监狱历史的专著，但不是刻板的历史沿革的陈述，也不是枯燥的统计数字的罗列，而是通过一系列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物活动、若干重大事件的发生和演变、揭秘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以及趣闻轶事，开卷后让人有一种“放不下”的感觉。

对于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是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的。三年前，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他以“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为题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结。”“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通过学习历史，不断深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大为开阔，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大为提高，使自己的领导工作水平不断得以提升。”从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看，历史是从前天、昨天走到今天，又以今天为起点，走向明天和后天，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循环往复，永不割断，人们正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将社会不断向前推进的。

家俊同志是监狱史学研究的“有心人”，出色的专业人士。他坚持自学，博览群书，由杂而专，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长期以来，他着力研究上海监狱历史。由于上海建县于唐朝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前后1300余年，其间又经朝代更替、殖民租界、日伪占领等特殊历史阶段，形成了厚重的尘埃。多年来，他就“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这一专题，在多种场合发言，为各类刊物撰稿，掸去厚厚的历史尘埃，消垢除污，还原历史真相。近年来，又对旧作进行梳理和综合，加以核实、补充和修正，推出新的专著，并且形成了本书的两大特点：内容上由分散到集中，观念上推陈出新再创作。

据我多年来对家俊同志的了解，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最大的特点是极其认真，容不得半点马虎。以当年一度风传宋庆龄、何香凝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要求特赦汉奸陈璧君，宋、何还联名写信给陈璧君让其悔罪遭陈拒绝一事为例，为了防止以讹传讹，徐家俊首先查阅了《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宋庆龄年谱》和《宋庆龄书信集》，均无这方面的记载；后又查阅廖仲恺、何香凝著作合集《双清文集》，也无这方面的资料；接着他又直接找到当年直接管理过陈璧君的监狱工作人员，均表示从未听说过此事；随后又找到受托去监狱探视、送钱物并负责处理陈璧君后事的陈的长媳的弟弟谭文亮先生，也说不知道此事；他又查阅了上海政法各机关的历史档案，特别是陈璧君的改造档案，均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最后，他查到了1995年11月由国防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魏白编著的《南京大审判，国共两党惩奸纪实》，发现原来是魏白杜撰宋、何的联名信，编造了这段史料，终使真相大白。至于陈璧君是否悔罪，徐家俊则引用了1955年7月陈的思想汇报：“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送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见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我更心悦诚服了……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人，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了。”应当说，陈璧君的这段自述是可信的。她在提篮桥关押近10年，先后五次在监狱医院住院治疗，累计达1791天，更使她切身感受人道主义的温情关怀。

家俊十分注重通过独特的视角来探寻新的运势、新的未来。1909年提篮桥监狱即对犯人实行“记分减刑”。具体做法是：将犯人刑期量化为每天6分，经考核，凡表现良好的，每天可得8分，每3天可得24分，等于服刑4天，到一定时间，分数可折合刑期，超出部分即可减刑。当年年底，经审判机关裁定，有137人根据“记分减刑”提前出狱，占押犯总数18.4%。本书公布了1910～1925年犯人减刑统计表，除3年减刑为8％～9%外，其余在10％～32%。为此，作者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山东监狱系统在全国监狱系统较早推行‘以分减刑’的办法，并在工作实践中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有人由于不了解情况，把‘以分减刑’看作是山东监狱系统的首创，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这是有违事实的。我们在尊重客观事实、敬畏历史的前提下，应该恢复‘以分减刑’的‘原生态’。‘以分减刑’的制度是西欧国家的首创，中国最早在犯人中推行‘以分减刑’应该是1909年租界时期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坦率地说，当年提出“以分减刑”是山东首创的就是我，我愿在“尊重客观事实、敬畏历史”的前提下，改变我的看法，当然今后还应紧密结合国情、狱情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

家俊十分注重以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去印证真实的历史。细节决定成败，一部缺少细节的作品必然是枯燥乏味的。2003年家俊征集到1934年由囚禁在江苏第二监狱(位于上海漕河泾镇)的“政治犯”熊宇忠寄给家住四川邻水的父亲熊达国的一份家信，用的是第二监狱的专用信封。信封的背面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印有“在监人亲属注意”，共6项内容，包括：每月接见一次，切莫谈时事；停止接见时间；信中不得谈时事；替在监人取钱物和信件的有关事宜；等等。下半部分印有“准送物品”，具体分为食品和药品两项，馈送物品的品种和数量的限制。针对当时监狱看守人员为犯人私送物品比较盛行，又在信封上加盖一个“本监发信向系邮寄，如有专送准其拘究”的图章，以示提醒。据此，家俊写道：“这封近80年前由监狱寄出的信件，是一件非常少有的特殊信封，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是探索研究中国监狱史、中国邮政史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家俊还讲述了一名死囚犯在绞刑架下逃生的离奇故事后，经调查得到切合实际的科学结论的案例。1934年10月14日，印度籍巡捕阿玛辛格将调戏他妻子的另一名印度籍巡捕巴哇新用刀刺死，被判处死刑。12月29日上午，对阿玛辛格执行绞刑。阿玛辛格身高1.80米，体重160磅。经过验明正身、实施宗教仪式后，将犯人吊在绞刑架下，打开活动地板，犯人双脚刚一离地，突然间“啪”的一声，一根绳索断裂，悬空吊起的囚犯重重地坠落在地板上，头部受伤，鲜血直流。这一事件引起了英国驻华使领馆的高度重视，他们随即将阿玛辛格送往医院抢救，同时封闭现场，暂时限制两名行刑执行人员的行动自由。执行死刑的绞刑架及绳索都是从香港带来的产自菲律宾的产品，执行人员也是从香港派来的，行刑前一天还进行了模拟试验，一切都很正常。经各方人士周密分析，排除了绳索被人掉包和行刑人员被囚犯或其亲属收买的可能性。调查人员遂指定专人按照死囚犯的重量准备一只沙包进行模拟试验，经推开手闸，打开活动地板，沙包悬空吊起时，又是“啪”的一响，绳索再次断裂。最后得出结论：问题出在这根“工”字形的绞刑架上。这根绞架的棱角锐利，吊有100多磅重量的绳索在下滑过程中，与绞架发生摩擦，致使绳索断裂（找到病根后，对绞架棱角进行了更换，随后在对日本战犯执行绞刑时，始终保持正常）。按照英国惯例，死刑犯只能执行一次。为此，1937年1月，经英国驻华大使批示，将阿玛辛格改判为无期徒刑，押往印度孟买一所监狱服刑。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拥有许多红色革命资源。在《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一书中，我读到了革命先烈、爱国人士杜重远，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士英，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王葆真，全国政协委员、彝族女革命家秦德君，著名诗人艾青等人在上海狱中鲜为人知的非凡经历。同时在漕河泾监狱、上海第二特区监狱、龙华监狱、大桥监狱等有关文章中，家俊同志也列举了在大革命时期许多囚禁或遇害在狱中的革命志士仁人的名录及简况。在家俊同志的另一本《提篮桥监狱》中，我还读到民主革命家章太炎、邹容，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皖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江上青，华东海军司令员袁也烈少将，湖南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周立波，中共贵阳市委常委谢凡生，无锡市政协副秘书长王兰亭在狱中坚持斗争的光辉业绩，以及中共党员、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王孝和慷慨就义狱中的史实。他们的英勇气概让人肃然起敬。

读了本书后，我一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中一大批革命前辈被囚禁在上海各个监狱。在敌人的屠刀、酷刑和威胁利诱面前，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毫不畏惧，表现出一腔浩然正气。他们中有些已经殉难，也有许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他们的英雄业绩，大多散见在个人的回忆录或传记中，能否集中起来加以宣传，充分彰显光荣的中华民族之魂，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似应是徐家俊同志的下一个重大任务。

是为序。

2014年10月于北京寓所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宋代设镇，元代建县，1843年开埠以来，西人西事、西物西制蜂拥而来，中西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碰撞和交融。近代上海，既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又是海纳百川的场所；既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创新者的天地。这里人口多元、货币多元、教育多元、宗教多元、制度多元，是中国和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在近100年的时间内，上海一市三治，一个城市内同时拥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套行政管理机关、三套司法系统和监狱，这在全国各城市中所罕见。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还是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的所在地。中国革命史上许多著名人士都在上海活动、工作过，其中也有不少志士仁人因参加革命活动囚禁于上海的各监狱，有的还遇害在狱中。他们在上海监狱史上留下难忘和悲壮的一页。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汉奸犯和日本战犯也集中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上海解放前夕，为营救关押在狱中50名革命同志的生命，中共上海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策反典狱长，武装护监，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解放后，上海各监狱一度曾分布于上海、江苏、安徽、青海三省一市；不少单位的名称、建制和党政隶属关系几经变化。因此，上海监狱的历史积淀厚重，内容翔实，上海监狱史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监狱史上留下特殊的意义，值得我们去研究。上海监狱史资料一方面非常丰富，其中除了中文版的以外，还有英、法、日文版；各种报刊上常有监狱方面的报道；但是另一方面，有关监狱的文献资料又非常零星、分散，散见于各档案馆、报刊、书籍中。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司法界和学术界对于上海监狱史的研究比较少，留下了许多值得开垦的“处女地”。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窗口，也是社会治安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这正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说“觇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度之文野”。清末民初，西方列强以中国监狱黑暗及法制不完备为借口，强调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监狱由此变为中国官员所关注，变成文明的标尺，各界人士发表了许多监狱改良的言论。20世纪80～90年代，监狱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领域，一些国家或社会团体抓住监狱中的某些情况，继而诋毁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监狱一度成为国际人权斗争的一个焦点。监狱历史是极为宝贵的教科书，它记载了苦难与辉煌，刻录了时代的印痕，浓缩着经验，沉淀着教训，启示着智慧。

笔者是新中国的同龄人。1972年10月从警，来到提篮桥监狱工作，1994年8月调入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关。在多个岗位上工作过，在基层管理过犯人，也从事过共青团、宣传、教育、干部、办案、史志等工作，曾任大队长、政治处副主任、局史志办主任、局办公室调研员等；从2000年起兼任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2004年10月起兼任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副主任。在各方配合协助下，主持了《上海监狱志》等多部监狱史志工具书的编撰出版工作，参与了上海监狱陈列馆和上海公安博物馆的筹建。2009年10月退休后，继续返聘工作，主持《我所知道的新中国监狱工作》、《旧监狱寻踪》等书籍的编撰。2011年1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个人的一本纪实性历史专著《提篮桥监狱》，中新社也向外发布了消息，《中国监狱学刊》、《上海警苑》等发表书评。使我没有想到的是，该书在2011～2013年连续获上海图书馆(含下属各分馆)政治法律类图书借阅率第五名，年借阅率分别为491、693、700人次。

201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施行20周年，也是上海司法警官学校、上海犯罪改造研究所、上海监狱学会成立30年，《上海警苑》杂志创刊30年。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整理了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上海监狱史专题研究的60多篇文章(其中一半左右是我退休后撰写)，对部分文章作了修改补充，补上各种资料的出处。现以《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为书名公开出版。这是我对“上海监狱史”这一专题研究成果的汇集，也是我个人出版的第二本专著。其中有关章太炎、邹容、张爱萍、袁也烈、江上青、周立波、王孝和等先辈在狱中，以及汪伪汉奸梁鸿志、苏成德、常玉清，日本战犯安藤利吉、冈部直三郎；黑泽次男、芝原平三郎、中野久勇等人的文章已经刊用在《提篮桥监狱》一书中，所以本书中不再重复收录。个别文章考虑到整体的布局，也酌收了几篇。治史贵在求真、求实，叙述前人之事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既要对历史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

我原系66届初中生，由于种种原因再也没有进入学校大门，后来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华东政法学院的毕业证书。在司法工作实践中，我查阅过大量的档案资料，阅读了许多书籍报刊，采访过各类人员，考察过不少遗址遗迹，也参加过许多学术研讨会。我平时乐于积累，勤于笔耕，从11980年起，在110多家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百篇各类文章。我深深感到上海是一个“海”，是一个历史之海、一个文化之海；有关研究上海的书籍和论文汗牛充栋，正如有学者说，“上海是研究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同样，监狱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三教九流”、“五行十作”各种人员聚集一地，从一定意义上讲，监狱也是一所特殊的社会大学。20世纪20年代，时为燕京大学大学生的严景耀就利用暑假的机会，主动到京师第一监狱当“志愿犯人”，与犯人同吃、同住、同劳作，在监狱中接触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以此为基础写下了高质量的论文。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原来从事绘画艺术的艾青，在上海第二特区监狱里读书写诗，“鸭蛋孵出了小鸡”。

在司法监狱系统，我较长时期从事管教和政治工作，后来转岗从事史志工作。多年来，在相对“冷僻”的学术领域，努力挖掘历史文化资料，作了一定探索，在领导的支持下，先后执笔申报了“王孝和烈士就义处”、“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执行处”及“提篮桥监狱”三份资料，经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审核通过，先后公布为“虹口区革命纪念地”、“上海市抗日战争纪念地点”和“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提篮桥监狱的三张历史文化名片。2014年9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的抗战设施、遗址名录，其中我曾经参与筹建和管理的“上海监狱陈列馆”也名列其中。

我在工作期间，曾有幸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司法部部长肖扬、高昌礼，副部长张秀夫、金鉴、范方平、陈卓，外交部副部长周觉，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等领导汇报或讲解上海监狱史志的内容。多年来我接待过许多报刊记者的采访，也接待过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江苏电视台、浙江电视台、台湾东森电视台的采访，并参与制作了若干专题片。这里我要感谢司法部监狱局局长王明迪，中国政法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监狱史专家薛梅卿等为我在学术研究上的点拨指导。特别要感谢王明迪老局长为本书撰写了序言，感谢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和上海监狱学会的支持，感谢单位各级领导和同事的支持，感谢从事医务工作的妻子张文兰的全力支持，感谢从事广告工作的儿子徐曼为本书设计了封面。

上海监狱史的内容博大精深，资料浩如烟海，由于自己的水平所限，书中的差错和遗漏之处，恳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正。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