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杰出的科学普及名著。译文由多位专家学者历经数年精心翻译而成，行文巧妙，严谨流畅，饶有趣味。

二、其中配有数十幅高清艾舍尔名画，可一并结合内容欣赏。

三、加入了作者侯世达为GEB出版二十周年撰写的新版前言。

《哥德尔、艾舍尔、巴赫》曾获普立兹奖（非小说类别）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科学类别）。本书以精心设计的结构和巧妙的笔法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理逻辑、人工智能等学科领域中的许多艰深的理论课题。作者尝试着在大脑科学、人工智能和数理逻辑这样的层次上将数学家哥德尔（G集）、画家艾舍尔（E异）和作曲家巴赫（B璧）嵌为一体，探讨他们作品中的共性。

我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一书中译本的出版使我感到极大的快乐，因为我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一直有一种特殊的迷恋和喜爱。在这篇前言中，我要说明我个人对中国和中文的兴趣是从何而来的，以及我是如何得知并介入了《集异璧》的中文翻译的。然后我将解释一下英文的《集异璧》中一些语言和结构方面的特点，以及它们是如何给把本书翻译成任何其它语言的工作摆出难题的。当然，还有就是这些问题在中文翻译那里是怎样一种情形。对我来说，这种问题是所有智力问题中□迷人的。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不仅在阅读这篇前言的时候，而且（这是更重要的）在阅读这部杰出译作的整个过程中，乐于思考这些问题！
　　我个人对中国及其语言的兴趣
　　一般地说，中国对于西方人似乎是个□具异国情调的国家，中文是种□有异域风味的语言。我小的时候当然也有这种感觉。然而，除此之外，我还有幸在邻近旧金山的地方长大。旧金山是个有众多中国人和世界著名的“唐人街”的城市。每隔几个月，我的父母就会带我去旧金山，并且必然要光顾那里的唐人街，逛一逛中国商店，在中餐馆吃饭（当然是用筷子！）。这种旅行总能给我极大的快乐。
　　关于唐人街，我记得□清楚的事情之一，就是那许多书法优美的巨大而多彩的汉字招牌。（有些当然是霓虹灯做的，但其形状都具有天然的笔划感。）我过去总觉得我们自己的字母充满着神秘，因此，如此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书写系统的外观——其符号又比我们的复杂和繁难得多——便使我产生了无尽的神往。在一次去旧金山的这种旅行中——当时我大概有十或十一岁——我买了一本汉英辞典，试图学会一些方块字，但这太难了，我很快就放弃了。
　　很多年以后，在我大约三十岁的时候——事实上，当时我正在□□福大学撰写《集异璧》——我对中文的迷恋仍然未泯，因此我修了一年的中文课。对从我孩提时期以来一直见到和听到的这种语言的书面字词和声音的逻辑作一番真正的理解，这从一开始就是激动人心的。一年过去之后，当我已经能够理解老师说出的完整句子的时候，就更是激动不已了。
　　可惜我的知识并不很牢固，在我迁到印第安纳又过了几年之后，我的那点中文大都烟消云散了。然而幸运的是我又一次有了一点空闲时间，并能坐下来第二次学一年级的中文课程。这次，我的知识得到温习和强化，这足以激发我几个月以后坚持自学下去。到这次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甚至和一位中国朋友在电话上进行了五分钟的简单交谈——从某些标准看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当时十分自豪，而且直至今天它还是我记忆中的一个光点。
　　无论如何，我花在中文上的两年半的工夫已经使我对于与这个国家及其语言有关的东西更敏感了，因此，当我得知——十分偶然地——有人正在从事我这本书的中译工作时，我抱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想知道详情。

《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
　　地球沙文主义
　　把意义归因于消息是出于这样一种看法：分布在宇宙各处的智能生物对消息所进行的处理具有不变性。这有点像把质量归因于物体。对于古代人来说，似乎一个物体的重量一定是该物体的固有属性。但当人们懂得了引力之后，人们认识到重量取决于物体所处的引力场。然而，一个相关的量，即质量，却是不随引力场的变化而变化的。从这种不变性中人们得出了结论：一个物体的质量才是物体自身的一种固有属性。如果将来发现质量也是随环境而变的，那我们会回过头来重新修正我们关于物体固有属性的观点。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设想，或许存在着其它种类的“自动唱机”——其它种类的智能生物——他们之间相互通讯所用的消息是我们所无法识别的，同样他们也无法把我们的消息认作是消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认为意义是一组符号的固有属性的观点将需要重新考虑。不过，我们又怎么可能发现这种生物的存在呢？
　　把这种“固有意义”的论点与那种与此平行的“固有重量”的论点相比较将是很有趣的。假设某人把一个物体的重量定义为“当此物体处于行星地球的表面时产生的向下方的力的量度”。在这个定义下，当一个物体处于火星表面时，它产生的向下方的力就不能被称为“重量”，而要另找个词。按这个定义，重量成了一种固有属性，但其代价是地球中心观——“地球沙文主义”。这有点像“格林威治沙文主义”——即拒绝承认地球上除格林威治平时之外的其它地区时间。这样看待时间未免太古怪了。
　　也许我们在智能问题上已经不自觉地背上了类似的沙文主义包袱，导致在意义问题上也是这样。在我们的沙文主义观点下，我们可能把那些具有和我们充分相似的大脑的生物称为“智能生物”，同时拒绝承认其它类型的东西是具有智能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设想有一块陨石，它没有去释读那张游荡在太空的巴赫唱片，而是在相遇时对唱片完全置之不理，只管走自己的路。在我们看来，它和唱片的相互作用方式不涉及唱片的意义。因此，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它是“愚钝的”。但我们这样做很可能是错怪了这块陨石。也许它正是具有一种“更高级的智能”，是我们这些带着地球沙文主义眼光的人所无法感知到的。而它与唱片的相互作用恰恰是这种高级智能的表现。那么，也许唱片也具有一种“更高级的意义”——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也许它的意义取决于接收它的智能的类型。也许。
　　如果我们不说“有智能就表现为在一串符号中取出的消息和我们所取出的一样”，而以某种别的方式来定义智能，那将是令人高兴的。因为如果我们只能以这一种方式来定义，那我们对于意义是一种固有属性的论证就是循环论证，因此是毫无内容的。我们应当设法以某种独立的方式来确定“智能”这个名称所应具有的一组特征。这些特征应当能构成人所共有的智能的统一核心。在历史的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些特征的一张清楚的表。但是，看来在近几十年中对人类智能的认识很可能得到长足的进展。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家、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神经学家，他们或许能综合他们的理解，以导致一个对智能的定义。这个定义可能仍然是人类沙文主义的，我们无法摆脱这一点。但作为一种补偿，可能会有某种雅致、漂亮——而且可能十分简单——的抽象方式来定义智能的本质特征。这将有助于减弱我们那种由于得到了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概念而产生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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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1945－），中文名侯世达，美国学者、作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意识、类比、艺术创造、文学翻译以及数学和物理学探索。 因其著作《哥德尔、埃舍尔、巴赫》获得普立兹奖（非小说 类别） 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科学类别）。

侯世达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文理学院认知科学杰出教授，主管概念和认知研究中心。他本人和他辅导的研究生组成“流体类推研究小组”。1977年，侯世达原本属于印第安纳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研究项目，研究心理活动的计算机建模（他原本称之为“人工智能研究”，不久就改称为“认知科学研究”）。1984年，侯世达受聘于密歇根大学，任心理学教授，同时负责人类认识研究。1988年，他回到印第安纳大学，任“文理学院教授”，参与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两个学科，同时还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哲学、比较文学、心理学的□□教授，当然侯世达本人表示他只是在名义上参与这些系科的工作。2009年4月，侯世达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成为美国哲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