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是中国疆域版图最为宽广的鼎盛时期，成吉思汗戎马一生打回了元代江山，然而兴亡转变只经历了短短白余年。后朱元璋网络天下志士建立明王朝，并且勤治天下，但明晚期却因宦官当道，名不聊生。就在明王朝不断衰落的是偶，努尔哈赤在东北建立的后金成为它新的强敌，无奈明王朝无法抗金，使得明王朝衰败趋势日益严重。努尔哈赤虽以勇武立国，却不及皇太极善用人心与文化谋略，最终清兵入关，明朝彻底覆灭。

本书通过一个个倚伏钩连的故事，力图还原元、明、后金时代的正史，让读者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中华五千年中的这一段《最无生机的王朝》。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历史意识强烈而又有大量史籍史迹遗存的国家，目前正处于一个振兴的时代，历史对国人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然而，浩如烟海而又书之以文言的正史、杂史、野史和史论著作，很少有人能够通读。于是便有了这套《二十五史通讲》，本书为元、明、后金篇——《最无生机的王朝》。

本书以正说历史为宗旨，主要以《二十四史》为底本，辅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系列史籍，参用历代笔记野史，反复对勘、比较、分析，然后将最接近史实的文字以现代汉语表述出来，并在“书”、“志”和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钩稽史料，加以充实。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五千年沧桑之通史，讲炎黄子孙一千余瑰丽多姿之故事。

 遭遇惨败的对外扩张

出使日本

文永之役

弘安之役

占城之战

三征安南

大破缅国

进攻爪哇

 元王朝对中国的早期统治

爱民忠君

治水观天

通惠运河

书画大师

察必皇后

诬杀忠臣

狱吏狠毒

大都暴动

掘墓戮尸

“锋位”风弱

成宗守成

皇孙聘师

宫廷政变

武仁授受

 从元仁宗到元宁宗

恢复科举

太后干政

英宗即位

邵庵先生

南坡之变

二帝争锋

天历之变

兴兵夺权

伯颜专权

伯侄反目

智逐权臣

开河变钞

只眼石人

红巾军起义

征讨徐州

自毁长城

 元朝覆灭与明朝立国

和尚投军

患难夫妻

贤士来投

如有神明

渡江作战

攻占集庆

整饬军纪

九字真言

三路北伐

智囊刘基

鄱阳大战

即位称帝

功臣恭谨

 朱元璋勤勉治天下

节俭爱民

严惩贪官

刘基执法

严防宦官

分封藩王

道同冤死

执拗御史

赐死驸马

 特务统治与文字狱

不言政事

刺探阴事

特务为相

锦衣卫

执掌廷杖

禁楼苦读

钱唐抗疏

捕风捉影

“吴中四杰”

南北考生案

 大肆诛杀固皇权

丞相擅权

云奇告变

贤明皇后

元勋被诛

剪除武将

一网打尽

装疯保命

无罪被杀

动辄杀人

 叔侄相残争天下

培育太子

议立皇孙

大好人才

成功削藩

早有异志

朱棣装疯

擒贼擒王

围攻真定

夺取大宁

自沟河之役

坚守济南

离间之计

京城陷落

殒身不恤

壬午殉难

牵衣索夫

 明成祖的文治武功

《永乐大典》

悲惨结局

七下西洋

出征漠北

维护太子

野心膨胀

迁都北京

“蒯鲁班”

特务猖獗

朱棣骤亡

 从明仁宗到明宣宗

仁宗暴卒

话中有话

李溶告变

御驾亲征

武夫下场

 “土木堡之变”前后

太监擅权

草率出师

皇帝被俘

挺身而出

拥立新皇

保卫北京

易储之议

夺门之变

于谦冤死

罪魁授首

 无作为与有作为的两位皇帝

后宫易主

密育皇子

再不临朝

后继有人

西厂始末

帝妃继亡

弘治中兴

勇斗皇亲

 明武宗与大太监刘瑾

弹劾“八虎”

滥施淫威

气焰熏天

恶贯满盈

皇帝称臣

宁王造反

平定叛乱

擒俘闹剧

 嘉靖一朝四十五年

大礼之争

四铁御史

青词宰相

首辅宝座

壬寅宫变

父子贪婪

夏言被杀

庚戌之变

大小丞相

冒死上疏

倭寇猖獗

挥泪斩子

荡平倭寇

权奸倒台

备棺上疏

婉拒御史

不徇私情

 历经三朝张居正

内阁失和

和好安边

太监告状

雷厉风行

险遭陷害

“夺情”风波

前后不一

气傲才高

管教皇帝

扳倒冯保

身后之事

 明神宗治下的大明王朝

国本之争

“妖书”风波

再起波澜

梃击怪案

痛打税监

追缴谕旨

党争之风

回乡讲学

关心国事

收复台湾

将计就计

平壤大捷

露梁大捷

 努尔哈赤创建后金

统一女真

含恨起兵

萨尔浒之战

攻克沈阳

再破辽阳

 宫廷疑案与魏忠贤乱政

红丸疑案

移宫之案

木匠皇帝

暗害皇子

“阉党”逞凶

活人建祠

“前六君子”

“后六君子”

民众暴动

铲除阉党

 明军将士力抗后金

广宁失守

放弃辽西

独骑出关

苦心经营

决不后撤

宁远大捷

皇太极即位

宁锦大捷

重返辽东

日夜兼程

反间之计

忠臣入狱

百年沉冤

 皇太极建立大清

重用汉官

“一佛”独尊

被迫投降

孝勇双全

三征蒙古

巨鹿殉国

援救锦州

松山陷落

俯首称臣

摄政为王

 加速明朝灭亡的大起义

举旗造反

诈降脱险

荥阳大会

潼关突围

誓死追随

书生造反

烹杀福王

奔袭襄阳

三攻开封

内部火并

潼关失守

 大明王朝最后的日子

节俭自律

“枚卜”事件

相继执政

学贯中西

宁武血战

拖延误国

捐助军饷

自缢煤山

 李自成与吴三桂

敬天爱民

刑讯追赃

书信劝降

名妓圆圆

出兵山海关

石河交兵

清兵参战

遭遇惨败的对外扩张

出使日本

早在元宪宗九年(1259)，“东藩”高丽就已经臣服于蒙古，与高丽隔海相望的就是日本，而日本居然对强盛的蒙古无动于衷，连通好的使者也不派一个。这种情况让忽必烈很不满意。他不能容忍近邻中有一个不肯臣服的国家，又想得到日本的黄金(当时日本号称“黄金国”)，于是在至元三年(1266)八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等人在高丽向导的引导下出使日本。黑的等人坐船刚到巨济岛，就遭遇巨大的风浪，船只无法前进，他们只得原路返回。

忽必烈急于使日本臣服，便在第二年的六月，再次派黑的出使，同时严令高丽人一定要把使臣送到日本。高丽国王害怕蒙古使者出意外，就把黑的一行留在高丽，单独派遣起居舍人潘阜等人带上蒙古人的国书前往日本。

当时日本处于镰仓幕府统治时期，掌握幕府实权的北条时宗派人把国书送到京都朝廷。忽必烈在国书中以威胁的口吻暗示日本人，如果不派使通好，就要对日用兵。蒙古兵的威名尽人皆知，日本满朝公卿大为惊慌，一连商议了六天也没有商议出个结果来，最后决定由宰相(参议)执笔草拟复牒。复牒写好后，朝廷派人送到幕府。北条时宗却认为，蒙古人的国书中有不少失礼之处，比如把日本国王称为“小国之君”，不如不做答复为好，于是把复牒扣住了。

黑的等人又白跑了一趟，这让忽必烈很恼火。但忽必烈不死心，于至元五年(1268)十二月，第三次派遣黑的等人出使日本。这一次黑的一行到达了日本的对马岛，却被日本方面拒绝入境。黑的害怕无功而返惹恼了忽必烈，就抓了两个日本人回去交差。

见到那两个日本人，忽必烈对他们说：“朕让你们的国王来朝见，并非有意强迫，只是想名垂后世而已。”为了显示蒙古帝国的强大，他特地让那两个日本人浏览燕京名胜，参观即将完工的大都城。然后，忽必烈又让中书省修了一封国书，交给那两个日本人带回去。那两个日本人还真的不辱使命，把这封国书带回了日本，宰相又一次拟好了复牒，但又一次被幕府扣押下来。

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在帮助高丽平定了林衍之乱后，又派陕西路宣抚使赵良弼以秘书监的身份出使日本。日本人向他索要国书，他说必须面交国王，日本人威胁他说：“大将军要带十万兵马来求取国书。”赵良弼说：“不见到你们国王，宁可把我的脑袋拿去，你们也得不到国书。”日本人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把他送到对马岛上过了两年，但连京都都没有让他进。赵良弼回国后，忽必烈仍不死心，又把他派往日本。这一次他仍然被滞留在太宰府，第二年才回国。

文永之役

忽必烈在七年之中先后五次派人出使日本，却没有得到日本方面只言片语的回复，这让忽必烈恼羞成怒，于是下决心用武力征服日本。他下令在高丽成立征东元帅府，积蓄粮草，打造舰船。为了赶速度，船型没有采用坚固的中国式样，而是采用了简单的高丽式样。

至元十一年(1274)八月，忽必烈任命忻都为征东都元帅，率领蒙、汉、高丽兵及水手共三万两千余人，东征日本。

元军初战顺利，很快就攻占了对马岛、壹岐岛，随后分兵两路在博多湾(今日本福冈附近)登陆。西路元军登陆后，在百道源与少贰景资大将率领的一万九州军接战。当时的日本武士还沿用传统的战法，先放射“呜镝”(一种射出去有尖厉叫声的箭)表示进攻开始，然后一名武士单骑冲到阵前挑战，最多也就是一个武士带着几十个家兵发起冲锋。这一套对于四处侵略的元军完全不管用，他们使用的短弓射程很远，大约有200米左右，而日本人使用的弓还射不到100米。另外，元军的箭头上有剧毒，哪怕擦破一点儿就可能是致命伤。正当很多日本武士在远处呀呀怪叫的时候，毒箭已射穿了他们的身体。

最让日本武士吃惊的是元军的火炮。当时日本人还不知道火药为何物，每次听到火炮的巨大轰鸣，看见炮弹爆炸时发出的强烈闪光，吓得魂飞魄散，没等开战就争先恐后地往回逃。

这一战日军损失惨重，百道源战场上日军伏尸累累，箱崎被元军完全占领，就连祭祀军神的箱崎八幡宫也被元军焚毁。

在追击途中，元军副帅刘复亨中箭受伤，这时天色已晚，元军便停止了进攻。忻都元帅下令全军撤到战船上过夜。不幸的是，当晚海面上刮起了一场台风，构造简单的高丽船禁不住巨浪的摇撼，有的相互撞击，有的被撞到岩石上而沉没。元军有13500余人掉进海里淹死了。第一次日元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的文永十一年，所以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永之役”。

弘安之役

虽然对日作战失利，但忽必烈迫使日本臣服的决心没有变。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忽必烈再次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出使日本。杜世忠一行顺利地到达了镰仓，却被日本人全部斩首。至元十六年(1279)，忽必烈派出的另一批使臣又在博多全部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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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已经逝去的社会生活的总和，而逝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又总是前后连续--的，不顾前便不能知今，更不能瞻前。所以，鲁迅先生有言：“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测将来，洞若观火。”(《鲁迅全集》第四卷)

历史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人类的生活史、奋斗史、发展史，就其本质的主导方面而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从历史哲学的层面来看，“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如此认识，中国的古圣先贤早有滥觞，只要在古籍中稍加搜寻，就不难找到很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经》)“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学史。”(龚自珍《尊史》)如此等等，读来无不深受启迪。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表述则更为激昂和切当：“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恩格斯《英国状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历史意识强烈而又有大量史籍史迹遗存的国家，目前正处于一个振兴的时代，历史对国人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然而，浩如烟海而又书之以文言的正史、杂史、野史和史论著作，很少有人能够通读。仅以一部《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若无旷日持久之备，寻常人莫敢问津。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有见识的学者一直在积极地为广大青少年编写各种通俗历史读物，渐渐地蔚然成风，至今已有相当的积累，如(《上下五千年》等较为大型的历史读物也有多种问世。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电视台开办的旨在满足大众趣味的历史讲座，还有一些历史剧，都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视率。一时之间，兴起了一个温度不低的“历史热”。无疑，这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意识都大有裨益。

当然，如此规模宏大的文化活动不可能尽善尽美，一无疏漏，存在某些不足也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每个新的一代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每一次重写历史都是承续这筚路蓝缕的一环，但是我们有责任尽全力跨越疏漏的草创阶段，奉献给炎黄子孙有关本民族发展脉络的最好的读物。

基于这样的宗旨，我们首先将自己的叙说视为历史的还原和本来面目的恢复，坚决屏弃“戏说”或“演说”式的眩惑。要做到这一点难度颇大。历史不可能重演，记载史实的文献零碎而各有其选择性。为了把一件史实叙说得清楚而完备，我们往往不得不参阅多种史料，反复对勘、比较、分析，然后将最接近史实的文字以现代汉语表述出来。在这部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二十四史》为底本，辅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系列史籍，参用历代笔记野史，择善而从。即便是以某一人物传记为主的故事，我们也没有简单地将史书中形成的传记译成白话充数、一般都要爬梳诸书，并在“书”、“志”和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钩稽史料，加以充实。

其次，我们深知，历史是一个大的系统，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其间都存在着复杂而有机的联系。作为一个不断运动的进程，每一历史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决不能从中割断开来。所以，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尽量避免孤立地叙述一人一事，尽量避免儿童故事式的简化叙事或茶余饭后式的猎奇叙事。于是，读者才能看到这套丛书中囊括的一千多个倚伏钩连的故事。

再其次，记载历史事实的文献鲜不受撰史者、评史者的制约，一些有名的评议常被附在文献上，与之同在。这很容易造成重写者叙说的偏离和歪曲。显而易见者如《二十四史》传后的赞语，《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之类，这是较易于识别并处理的。而渗入历史人物与事件中观察角度、材料取舍和各种隐性评价，即所谓的文献的“选择性”，则是很难剥离和剔除的。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常常就表现在这里。为此我们颇感踌躇，既不免效法李卓吾(明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李贽)与古人对话，又不能不勉力追随学术前沿的骏足，行文之间难免不呈露匆遽之态，唯望读者理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这是治史者的箴言，也是叙史者的高标，我们愿以此与同好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