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作家。河南杞县人。曾参加反帝大同盟。后任上海苏联广播电台编辑、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建国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门人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长篇小说《结婚》、《马兰》。

这本《师陀作品新编》选录的均系师陀平时不大被人关注的作品，有小说、散文、散文诗、戏剧、文论、书信等。想要了解师陀一生著述的思想艺术全貌，非看本书不可。

《师陀作品新编》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之一。

《师陀作品新编》既注重择选出自师陀之手的经过时间淘洗、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经典，又着意搜集他那些过去不大为一般读者所知的小说、散文、散文诗、戏剧、文论、书信等非虚构的精彩篇什，以更完整、更集中、更丰富地反映和体现作家师陀一生著述的思想艺术全貌。这后一种文字，虽不是文学园林里的殿堂碑碣，但亦如其中的雕阑画础，于细微处或能见出真面目与真精神来，是解读、体悟师陀作品所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各有千秋、各擅胜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读者可以“借一斑而窥全豹”，领略中国现代文学难以企及的博大气象和独特魅力。

前言

小说

 过岭记

 秋原

 受难者

 巨人

 村中喜剧

 雾的晨

 酒徒

 落日光

 城主

 桃红

 刘爷列传

 颜料盒

 期待

 说书人

 灯

 邮差先生

 一吻

 阴影

 李贺的梦

散文

 这世界

 失乐园

 盂兰夜

 风铃

 风土画

 病·童年

 河

 行脚人·黄昏

 落日光·题记

 铁匠

 最后的旗

 什刹海与小市民

 杂记我的童年

 两次去北平

 记一位“外圆内方”的老友

散文诗

 座右铭

 纸花

 爱

 善恶

 镜子

 醉语

 戒言

 笑与泪

 天鹅

戏剧

 伐竹记

文论

 我的风格

 “京派”与“海派”

 致“芦焚”先生们

 关于《金瓶梅词话》作者的考证

 蒲松龄《聊斋志异》草稿的下落

 蒋平阶诗稿杂谈

书信

 致柯灵(1943年5月24日)

 致巴金(1947年6月1日)

 致巴金(1950年4月15日)

 致巴金(1966年4月24日)

 致刘增杰(1980年12月3日)

 致卞之琳(1982年8月28日)

 致沙汀(1983年6月3日)

 致夏志清(1984年4月6日)

 致夏志清(1987年)

 致杨义(1988年1月26日)

 致刘增杰(1988年3月5日)

 致苏金伞(1988年7月4日)

七月尾时光，天气青苍高朗，点缀几朵白云。时值正午，太阳光耀着原野。

原野确是丰饶；战争从正月间过去了，人民也刚有功夫抽一口气，壕沟还不曾填平，血泊上已蓬蓬的生长起五谷，有的且已收割了去。犁过的高粱同谷地，袒露出赭褐色的胸怀，平静的喘息着，在耀耀的阳光下午睡。苍黄了的豆，乌油油的薯，交错毗排，直伸向天际。向日葵孤单单的伫立着，垂首倾听着什么，样子极其凄惶。一只雕，翱翔高空，青阔的天下，与白云为伍。白杨挺出细干，发着光。小犊擎尾在田里狂奔。远处腾起淡淡的烟尘。大路旁，收获人遗下一把镰刀，禾堆上，该挨骂的妇女忘落了围裙，相率回家去了。抛下的原野，温静无风，沉入悄寂。

那汉子一肘支住地面，从豆丛中探出头，兔子似的细心而惊惴，打量着周围。

不远一块地上，散布着刚收割的绿豆堆。收割人已去。鸽低声咕噜着，安闲的在那里觅食。黄莺婉转歌唱，它停在孤坟的杨树上。此外便毫无声息。

那汉子重新卧倒，曲肱枕在头下，空闲的右手掐一根小草，放进嘴里咀嚼。豆同野草的香气送入鼻子，味道氤氲滑腻，蒸湿苦涩。望着一片白云缓缓的滑——天是那样澄澈蔚蓝。云不久便消散在如同铮铮有声，渊渺的海也似的天空——引起他心头的焦灼。他转侧一下，发声的喘口气，眼闪焦火，挪入豆的林莽。他发见一条青虫，肥大臃肿，正在一株豆枝权上爬，起了要拨弄它一番的念头。这时朴朔一声，什么东西从豆薮中窜去，受了惊，耳朵贴住地面，却又不见有甚动静。蚱蜢吱吱的叫，声音干涩嘶哑。大地发出寂寥的声籁，沙沙的响，毫不疲倦。

这汉子庄稼人打扮，生得宽眉方脸，发须经久不曾剃刮，只长得毛孜孜像茅草一般。土色粗布褂敞胸，高高卷起一只裤脚，汗腐气息夹着豆与草的野香，混成一种古怪味道。胸口同小腿生着浓浓的毛。但那脸却缺乏光彩，黄而且焦渴。嘴唇也极枯干，若非那短髭加以点缀，直是小小一片砂碛的丘。他皱拢眉，颊际痉挛一阵，大约想起什么来着，随后将啮烂的小草吐了。

他很渴；为着要解这渴，也许单只为排遣准以忍耐的时光，重又掐得小草，把来咀嚼。可是无用。豆丛间的天气，依旧闷热得厉害，风一丝也没有，弄得只有喘气的功夫，胸中要喷出火来。他只得更往豆的密荫下钻去。

这时正有一个人的脚步声，栖哒栖哒的走。他如同发觉敌物的兔子，嘴里停止啮咀，动也不动的伏着。许多小刺在皮下挑剔。大地母亲受了惊，咽下叹息，丰饶的原野静止了。只有那脚步声，农民式的迂缓而又沉着，一听即知是位颟顸角色。那人陡然超趄，自然又是一停下便好像生了根的，而且吃惊的大声呼喝道：

“谁呀，那是？××(这记号代表村中一个年青小子)吗？捉小兔吗？”

“唔，小兔。”

那豆丛中的人，也不管是否自家的名字，径应着。

村汉的耳朵却不聋，一下子便听出来，抢前一步，忐忑的停住道：

“唔，你口音不对；哪里来的？”

躲也无从躲的时候，那汉子撑起半身，抹着汗渍淫淫的脸，着了慌。枯涩的唇嗫嚅一阵，任甚也说不出。村汉生气似的更进一步，亮出皮拳，喝道：

“问你干么的！耳朵生着毛吗？”

“唔，唔，干什么呀？捉小兔！”他望着村汉，吱吱唔唔，依旧咀嚼小草。随又加上一句：“三个，四个……”

庞然大块的村人，那立着的样子，真真像煞一只大雕。凝视着那人，甚是狐疑，又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一番，说声“哦——”直投村庄去了。庄是叫做鹰的。  愚蠢的村汉，他自己总以为是聪明人，回到村里，用发见金矿的惊奇、焕发，张扬遍全村庄。关于这来历不明的汉子，弄得人言啧啧，声势鼎沸，乱吵吵的情形，纵然年青女人自尽的大出丧，也不会如此热闹。吵闹声惊动两位豪杰，乱军之中有了将帅，羊群中出现了羯羝。

所谓豪杰，就是地主的两兄弟，一瘦，一胖。瘦子脸上有一搭掌大的紫痣，是一位混天暗地的浪荡家伙，混过营盘，退伍后住在家里，依旧没头没脑的浪荡，人家尊称他作大爷，绰号“迫击炮弹”。胖子猪头猪脸，还生得一双猪眼，是见钱如见血的角色，人家尊为二爷，不过背后是叫作“省油灯”的。世人对于这诨名作两种解释，一是说他悭吝，一是反语，用这地方人的说法，乃“不是省油灯”，意思是爱搬弄点是非，从中搜剐肥己。

“迫击炮弹”流星似的飞出家门，将美国式硬壳草帽向天一挥，邪许道：

“喂咴！本帅有令，‘带把的’听着……”

“带把的”精壮汉子们，听得命令，抄起枪刀棍棒，一声唿哨，直投大路而去。

那“省油灯”的二爷，一看家藏的德国僧帽倒提在“迫击炮弹”手里，知道首领已被老哥做定，便省起油来：

“人家走路碍你么什么屁呀，值得邪邪许许！还拿那枪！是去捉土匪吗？”

人们自让他咕噜，只给一个不理。不得已，他自己也早跟了去。

在路上，鹰庄的好汉们把“迫击炮弹”围护起来，那就真的成了大帅。他自己也觉察这荣耀，高兴迷了，连骨头都发轻，脚手好像也生得不大是地方。于是嘴里吹着军歌，放射追击炮弹似_的吹着不落地的牛皮，总不外他一架机关枪扫掉上千的敌兵，干得女人肚子膨胀如鼓，吃烤人肉……

“听着，‘带把的’们，你要是有迫击炮弹，拿来用腿夹住，这样！火铳一顶，就打了出去！”

并且说，放的时候是须坐在房上的，还得遇着危急。平常总是用炮筒。那说话的神气，完全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卫兵长。

“哪，那里，他说捉娘的小兔。”先前那高大村汉指点着。

鹰庄的人们静下来，大路上沉寂了。重新听见大地的喘声。原野悄悄反耀着金光。远处车辆扬起尘土，向田里进发。更远处是一座瓜棚，在恬谧的旷野间，朦胧欲睡。一只乌鸦正落在上面。

“迫击炮弹”巡视过自己的人马，把德国僧帽一举，发一声喊：

“捉活的，乖乖们！”

P14-17

在整理师陀(芦焚)先生遗著的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他逝世前不久撰写的两篇自传性质的手稿：二百余字的《小传》和短文《用芦焚笔名写作经过》。《小传》中说：“从事学习写作将近六十年，主要写成下列作品：《果园城记》、《里门拾记》(短篇小说)，《芦焚散文选集》，长篇小说《结婚》，历史独幕话剧(发表时署独幕历史喜剧)《伐竹记》。”短文《用芦焚笔名写作经过》，在开列自己这一时期作品的名单时，特意标出“散文诗《夏侯杞》”。《小传》让人感受到师陀自我认识的清醒和由此带来的对自己的过分吝啬。他终生写下的三百五十多万言、二十几部的作品，在这里却只留下了《果园城记》等五部，合计约七十万字，占全部创作的五分之一。师陀的创作当然并不平衡。《小传》是师陀给读者和研究者留下的一个或是自谦或是诚实的提示，一个阔大的思考空间。而《用芦焚笔名写作经过》，更或隐或显地传递出了他对芦焚时期创作的在意以及对散文诗《夏侯杞》的偏爱。《夏侯杞》由作者晚年编定，生前没有来得及出版。作者在这两篇手稿里的自我定位，和我多年阅读师陀作品的总体感受大体一致。这给本书的编选无疑带来了某些便利。

师陀在芦焚时期创作_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的确与众不同，他对这些作品特别的看重自有其根由。阅读师陀的作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味，谛听他淡淡叙说的那些并不完整却相当沉重的故事。师陀写的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社会和人，即20世纪初年至40年代北方的农村和小城镇(准确地说，是古老中原的农村和小城镇)的社会和人。少年时期的师陀对故乡有着刻骨铭心的直感，后来又有过多年身处乱世，客寓异乡的感情体验。时间拉开了他与故土的精神距离。内心的孤独与怀念精神故乡的情感交织。两次重返河南，师陀对故乡益发爱恨纠结。但一切似乎也让他看得更为清晰。经过时光的冷却和提炼，师陀在胸中贮存已久的农村和小城镇题材已经发酵完成，并突然进发出新的生命活力。由此，师陀创作中过分直露的谴责性作品日渐减少，而思想醇厚，艺术简约，深刻展示人性内容的作品陆续降生。以《里门拾记》、《果园城记》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以及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散文，就是他对故乡题材重新审视之后的收获。这时候，无论讽刺揶揄，幽默调侃，在师陀的笔下，一切都显得得心应手。一些作品在诗意的题目下，却收藏着人生的冷漠与残酷，再现了血肉丰盈的现实世界。芦焚第一次被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注意的，就是他作品的这一种奇特的风格，一颗自觉的心灵，一个不愿与人为伍的艺术性格(刘西渭《读<里门拾记>》)。选入本书的短篇小说与散文，大都具有刘西渭赞许的艺术质地。

照我粗浅的理解，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中的“新编”，主旨是还给读者一个入选作家的全人。师陀就是一位长于短篇小说与散文而兼备众体的作家。本此理念，入选的师陀作品，既有作者的名篇佳构，也有过去未作过介绍，能够展示作者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别类作品，如散文诗、话剧剧本、学术论文、回忆录、书信，等等，作品全部选自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版的《师陀全集》。

师陀其实是一位出色的戏剧家。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剧坛，师陀改编的《大马戏团》、《夜店》(与柯灵合作)的演出都好评如潮。特别是《大马戏团》，连续演出七十天而场场爆满，更是当时话剧界传诵一时的佳话。这两部剧作由于篇幅过长无法入选，故本书特意收录了师陀20世纪60年代初期创作的独幕历史喜剧《伐竹记》。剧作依稀能让人听到遥远历史的回响。被李健吾赞为“笔墨干净，口语犀利，笔头有花，逸趣横生”的《伐竹记》，由于发表后被极左思潮诬为“别有用心”而剥夺了上演的机会。散文诗集《夏侯杞》包括二十八首诗作。作者收放自如，以简驭繁，每篇虽然只有几百字，精神容量却相当广博。思绪是创作的活泉。师陀的这些看似零碎的、易逝的、飘然而至的思绪，经过巧妙的联结、聚集，升华为一种新颖的思想与文字。散文诗蕴含丰富的暗示和隐喻，是作者自我心灵痛苦的诉说，也是对当时昏昏噩噩卑琐人生的戏谑。散文诗发人深省，底蕴厚重。

本书收入的学术论文有两个重点。《我的风格》、《“京派”与“海派”》等，阐释了作者开放的文体观，以及他那不群不党，向往艺术独立天性的人生哲学。师陀宣称：“我的短篇小说有一部分像散文，我的散文又往往像小说，我自己称之谓‘四不像’”。在《跋(师陀散文选集)》中，师陀将许多散文归类为杂记，还把他的小说如《果园城》等也归类为“杂记”。认为杂记和小说很难区别。现象溢出了规律的藩篱。对小说、散文文体理解的开放性，在创作上给师陀带来了充分的自由度与自主性，从而使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不拘一格，有着别样的情致。

师陀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延伸到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谁？蒲松龄《聊斋志异》草稿的下落今存何处？都是他关心的学术话题。而师陀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蒋平阶诗稿系传》，更显示了他在研究中的功力与学术敏感。文学精神古今实相通。师陀的古代文学修养，除了直接为他开辟出新的创作领域外，更潜移默化地使古代文学的精神血脉渗透流动于他的创作中，看似了无痕迹，却又无所不在，自然天成。

师陀的作品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事实上，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之前，就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一位评论家看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以后预见到，芦焚不平凡的开端，隐隐地指示出了作者有一个眩目辽远的前程。此后师陀的创作果然渐入佳境。当时另一位意识到芦焚创作潜力的是巴金。从1936年5月至1948年6月，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先后出版了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野鸟集》、《无名氏》，散文集《上海手札》，长篇小说《马兰》，四幕话剧《大马戏团》等作品。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很少有哪位作家的作品受到过巴金如此的器重。师陀逝世后，在题为《怀念师陀》的文章中，巴金深情地说：“师陀是难得的文章家。”“难得”两字的分量很重，这是巴金从历史比较-的视野做出的理性判断。持这种看法的作家当然并非巴金一人。卞之琳干脆称师陀是天生的小说家；而楼适夷则在给师陀的信中说：“你的创作有独自的风格，即一般不为俗流所注目，但在文学史上将永远是坚实的存在。”后来的青年研究者对师陀的评论略有不同。如解志熙回首看师陀时的评价是：“也许不大的才情与不小的成就”。要而言之，文本是评价作家的重要尺度。保持阐释的开放性与差异性，当是解读师陀作品的应有之义。

刘增杰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