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上访，与我国改革开放伴生伴长，改革深入到哪里，上访就跟进到哪里，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的上访问题也就出现了。

改革拿计划经济体制开刀，必然触及一些社会层次、群体的切身利益。在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逐步提高的大背景下，改革动到利益这块蛋糕，没有人会无动于衷。群众上访，就是面对自己的利益而不肯沉默、不接受摆布的必然反应。

作者在省委政法委工作二十年，连续十多年参与或直接组织推动涉法涉诉上访问题的处理和化解工作。他接待上访群众无数，听了不少群众的倾诉，细研了不少案件的由来始末，协调督办了不少错案、瑕疵案的依法处理和民生帮扶，日积月累地对群众上访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认识。傅剑仁著的《上访》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上访这一当前我国沉重而又敏感的社会现象。

群众上访，与我国改革开放伴生伴长，改革深入到哪里，上访就跟进到哪里，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的上访问题也就出现了。

改革拿计划经济体制开刀，必然触及一些社会层次、群体的切身利益。在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逐步提高的大背景下，改革动到利益这块蛋糕，没有人会无动于衷。群众上访，就是面对自己的利益而不肯沉默、不接受摆布的必然反应。

作者在省委政法委工作二十年，连续十多年参与或直接组织推动涉法涉诉上访问题的处理和化解工作。他接待上访群众无数，听了不少群众的倾诉，细研了不少案件的由来始末，协调督办了不少错案、瑕疵案的依法处理和民生帮扶，日积月累地对群众上访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认识。《上访》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上访这一当前我国沉重而又敏感的社会现象。

作者认为，群众用上访，辅助修正了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的大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方向犹如一个庞大的构架，需要诸多细微的内容给予填充，使之充实、丰满。而人民群众的工作、生产、生活，以及幸福与否、高兴与否等，则是细微填充的主要内容。群众上访虽不能从宏观上校正改革的大方向，但在诸多微观方面，诸如某项政策的出台，包括一些法律的修改，群众用反复上访、大面积上访给予了校正，使之向着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的方向发展，回归民生轨道。这种回归，是社会民主向前发展进步的回归。虽然十三亿多人的大国在民主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问题，甚至挫折，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这条道路在中国已经踏上征程，只要我们不回头，往前走，就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光明，走在这条道路的上访群众，就会越走越高兴。

作者认为，群众用上访，推动促进了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和领导干部作风转变。一些政府和部门领导干部常说，被群众上访、堵门堵怕了。这个“怕”是政府部门意识到服务不到位、服务不够好的“怕”，怕群众有意见，怕群众挑剔。这种“怕”，与马克思的主人、仆人理论是一致的。仆人在主人的眼里永远是做得还不够、做得还不好的。就一个国家来说，经济越发展，民主法治建设越完善，主人对仆人的挑剔就越多，政府在主人眼里的毛病就越多。这不是主人对政府、对仆人的不信任，恰恰是太信任、太依赖的表现。一个时期的群体访、越级访、反复访，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必经阶段，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无法超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主法治的不断健全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自社会方方面面对政府的抱怨、批评和挑剔只会越来越多。“怕”字中蕴含的，正是上访对促进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和领导干部作风转变的作用。  作者认为，群众用上访，推动促进了政法部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一大批经年累月的上访案件得到解决，就是一大批错案、瑕疵案得到依法纠正，以及办案中的不良作风得以情感弥合，这对政法机关严格公正执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办过错案、瑕疵案的政法部门，以及警官、法官、检察官，在纠正这些错案、瑕疵案的过程中，都会程度不同地受到触动，汲取教训，进而转化为执法理念、执法能力的提升，执法作风的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用上访，在依法讨还属于自身权益的同时，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统一，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了政法机关严格执法。

《上访》作者傅剑仁。

前 言 太多太多的话想说

序 章 联合接访

聚焦“访累”、“访效”、“访序”的期盼

第一章 大接访

拨动上访乱象背后的民主法治旋律

第二章 截访稳控

压力传导的加码变奏

第三章 领导接访

群众感情与严格执法的对接

第四章 疑难案评查

集专家智慧的是非追问

第五章 瑕疵案

上访群众与办案部门交织的疼

第六章 错案查究

捍卫司法公正的特殊战斗

第七章 接访督办

推动问题化解的多方较力

第八章 领导接访故事

是非曲折的真心诠释

第九章 接访花絮

忧虑并快乐着的接地气

后 记 言犹未尽还说说

群众上访，是我们党联系群众、掌握下情、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

建国之初，没有群众上访，只有少量信访，那也只是少数干部或群众对一些领导干部处事不公、作风不正的举报，属于监督范畴。

漫长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上访的大门彻底关闭了，那些把群众裹挟在一起的造反派，无须找上级用上访去反映诉求，用“炮轰”、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便把所有的诉求都解决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画上句号的同时，开启了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大幕。大幕开启之初，几乎没有群众上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群众上访逐渐增多，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上访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种社会生态，遍布省、市、县各级各部门，乃至农村乡镇、城市街道。上访的方式花样百出：堵路上访，堵门上访，跪求上访，抬着病人甚至尸体上访，带着凶器甚至爆炸物品上访，坐在领导人家里不走的上访，等等。尤其是从全国各地乘飞机、搭火车、换汽车齐聚北京的上访，更是各出新招：有跪国旗的，有跪新华门的，有跳天安门城楼或金水桥的，有往身上泼汽油自焚的，有堵中央领导家门的，有到使馆区找洋人递状子的……这些过激的上访方式，为泱泱华夏独特的社会画卷添上了浓重一笔。

虽然支撑这幅画卷的是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的大潮涌动，但表现出来的，是上访无序的混乱。

无序的上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重大国事活动而变换招数。

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齐聚北京，共商国计民生大事。上访群众从各地涌向北京，千方百计寻找递状子的机会。虽然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纪委以及各部委办的信访大门敞开接访，但仍有一些群众不去，他们出发的目的，就是到天安门、到府右街、到中央领导同志住地、到使馆区寻找机会。这四个地方无疑是四个敏感地点，不是接待上访的场所，因而在这些场所的上访群众，很快便被北京警方带离，一车一车送往国家信访局专设的分流点，由国家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登统后，交各地接走。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各地对赴京上访群众的教育稳控力度加大，北京的安保措施极其严密，很多上访群众打消了赴京上访的念头，极少数人仍不放弃，结果中途便被拦住接回……

2009年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庆典期间，虽然各地的教育稳控力度不减，北京的安保措施很硬，但一些上访群众还是到了北京……

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不是上访群众反映诉求、寻求解决问题的去处，但少数上访群众还是去了，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寻找外国记者的镜头……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少数上访群众来到了钓鱼台国宾馆的门口……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长蒂莫西·盖特纳来了，有的上访群众瞄着钓鱼台国宾馆的大门，打算在那里拦住他们递状子……

2011年以来，河北省唐山市的几个上访群众，乘飞机到香港，在几经反复没有找到香港特首曾荫权的情况下，只好到驻港联络处把状子递了……P10-11

太多太多的话想说

上访，是一个沉重话题，敏感话题。

沉重，源于上访这个庞大的群体。围堵在各级政府大门，坐在城市交通要道，甚至堵国道、堵铁路的人群中，没有党政干部、公务员，没有穿西装打领带的。参与群体访的，无疑是我国的基层群众，甚至是弱势群体。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这么做？他们的有些做法显系违法，为什么司法机关不对他们依法处置？换个角度说，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用违法的方式上访？

敏感，源于对这个话题的分寸拿捏。毫无疑问，很多上访，是政府一些部门出台政策失当，或做出的决策损害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利益所引发的。虽然有些政策并无不妥，决策也未损害群体利益，但事先没有公开论证，没有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真理捏在少数领导手里，没有让群众掌握，导致群众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发起上访。这，无疑也是政府或主管部门的失误。但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把群众上访完全写成是政府的责任，似乎有失公允。毕竟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健全、完善时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浅水区基本过去，潜入深水区的游弋才刚刚开始，如何看待这个阶段的群众上访，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来进行分辨。

我有幸在河北省委政法委工作，连续十多年参与涉法涉诉上访的处理和化解工作，多次接访，听了不少上访群众的倾诉，细研了不少上访案件的由来始末，协调督办了不少错案、瑕疵案的依法处理和民生帮扶，日积月累，对群众上访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认识。在我即将退居二线的时候，将这个过程、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写成文字，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发表，供同行参阅，也供社会上关注上访的人们，对这个社会现象多一些了解。

（一）

群众上访，与我国改革开放伴生伴长，改革深入到哪里，上访就跟进到哪里，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的上访问题也就出现了。开放是改革的内在表现，是改革的前置条件，没有开放，就打不开解放思想的闸门，也就不会有改革。改革则是一种打破、舍弃、探索、重建的渐进式革命，我国的改革聚焦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上。应当看到，附着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糟粕很多，有政治上的不民主、法治上的随意性、人权上的不保障、观念上的封闭性，至于经济发展上的桎梏就更多了。改革拿计划经济体制开刀，必然触及一些社会层次、群体的切身利益。在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逐步提高的大背景下，改革动到“利益”这块蛋糕，没有人会无动于衷。群众上访，就是面对自己的利益而不肯沉默、不接受摆布的必然反应。

沉思这个问题，我们就能看到，群众用上访，辅助修正了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的大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国各族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这个大方向犹如一个庞大的构架，需要诸多细微的内容给予填充，使之充实、丰满。而人民群众的工作、生产、生活，以及幸福与否、高兴与否等，则是细微填充的主要内容。诚然，群众上访，不可能从宏观上校正改革的大方向，但在诸多微观的方面，诸如某项政策的出台，包括一些法律的修改，群众用反复上访、大面积上访给予了校正。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出台涉及民生的政策调整，如取暖价的调整、出租车里程价的调整、水电费调整等等，大约二十年前是没有公开征求意见一说的，某个领域或某个主管部门一纸公文下去，就算调了，群众有无意见一概不管。这些年不同了，不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不获得大多数人赞成，政府也不敢再调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上访辅助修正了改革的正确方向，使之向着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的方向发展，回归民生轨道。

做决策之前征求社会各界群众意见，是社会民主向前发展的做法，是民意上升为民权的正确路径。封建社会的父母官，乃至今天仍被人称道的清官，其关心庶民百姓生计的“子民”情怀这一出发点，就已经把谁管谁、谁治谁、谁呵斥谁的地位揭示清楚了。而那些敲榨民脂民膏的贪官呢，他们金口玉律，说了就定了，绝不会问庶民百姓同意不同意、有什么意见。共产党执政，马克思早把各级官员与人民群众的地位划分清楚了，这就是：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各级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仆人要全心全意为主人服务。虽然这个定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六十多年时间里，很长时间是倾斜的，甚至是颠倒的，乃至时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正过来。但要看到，各级政府部门在做决策部署时，用征求社会各界群众意见的方式，将民意上升为民权的做法本身，已经向民生的道路大踏步回归了。这种回归，是社会民主向前发展进步的回归。这之中，群众反复上访、集体上访，无疑对这种回归起到了促进作用。党中央顺应民意，把各级政府的征地拆迁、政策调整、重大工程建设等，纳入民生视野，要求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作为必经程序规定下来，就已经是把这种回归上升为理性的自觉行动了。风险评估，实质是是否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评估，是老百姓赞成不赞成的评估。有些政策调整、重大工程建设，并不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但出于对现有生活环境的眷恋，出于对未来预期的担忧，一些群众表明不赞成的意愿，政府也不能不予考虑。虽然十三亿多人的大国在民主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问题，甚至挫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这条道路在中国已经踏上征程，只要我们不回头，往前走，就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光明，走在这条道路的上访群众，就会越走越高兴。

（二）

群众上访对促进政府部门转变职能、领导干部转变作风，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小政府大社会，服务型政府，是社会发达、民主法治健全的重要标志。政府构架小了，费用就少，服务大了，群众受益就大。这无疑要求政府的服务，以高效快捷的效率，在民生问题上聚焦。从我的感受看，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开始朝服务型转身，虽然这个转身很不适应，很艰难，也很不华丽，但毕竟已经开始了。不可否认，各级政府的这个转身，与群众的上访有关。我就常听到一些政府和部门领导干部说，被群众上访、堵门堵怕了。这个“怕”很有些意思，笔者以为，这是政府部门意识到服务不到位、服务不够好的“怕”，怕群众有意见，怕群众挑剔。这恰恰是社会民主法治进步所需要的“怕”。这种“怕”，与马克思的主人、仆人理论是一致的。哪有仆人不怕主人的呢？

仆人在主人的眼里永远是做得还不够、做得还不好的。就一个国家来说，经济越发展，民主法治建设越完善，主人对仆人的挑剔就越多，政府在主人眼里的毛病就越多。这不是主人对政府、对仆人的不信任，恰恰是太信任、太依赖的表现。中国人说“孩子终归自己的好”，这话没错。但挑剔自己孩子的恰恰是父母，没完没了的唠叨，无休无止的教训。为什么？太亲了，也太了解了，对于未来的岁月寄托的期待太重了。我理解。近十年来在我国各地发生的群众上访，是主人对仆人和政府挑剔的表现，蕴含其中的，还是信任和依赖。我还感到，一个时期的群体访、越级访、反复访，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必经阶段，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无法超越。我还深信，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主法治的不断健全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自社会方方面面对政府的抱怨、批评和挑剔只会越来越多。目前存在的大面积群众上访，只是未来群众挑剔政府这一社会现象的前戏上演，未来方式当然会发生大的改变。

这些年，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员，因为“怕”群众上访，服务面扩展了，服务效率提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写这本书时，我妻子与我闲聊讲过一件小事。她的几个好朋友在大学任教，同住一个比较高档的小区，因小区的施工质量问题，他们多次找物业交涉，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有人提出到省政府上访，三十多个文质彬彬的教授、律师开车来到省政府门口，省信访局领导迅速赶过去，把他们请到省信访局，几个代表进去把情况一说，便各自开车返回了。没过几天，他们向物业反映了几个月也没解决的问题，便迅速得到了解决。参与上访的一位教授对我妻子说：“上访还真顶事。”这位教授说的上访顶事，揭示的正是上访对促进政府部门转变作风的作用，对促进社会民主发展进步的意义。

（三）

群众上访对政法部门严格公正执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社会认同度也更高。笔者在河北省委政法委工作，参与了全省政法系统集中处理涉法涉诉问题的全过程，本书所写的案例，全是这期间处理的群众上访案例，有的还是我接访督办处理的。十余年的处理群众涉法涉诉上访，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法治正在走近人们的生活。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在人们的概念中，法律只用于惩治坏人，似乎与不干坏事的人无关，也用不着。如今不同了，有了利益纠纷、权益纠纷、劳资纠纷、名誉纠纷等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法律，寻找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甚至在没有发生纠纷之前，打算要干一件事，便开始请教律师，请教法律工作者，寻求法律支持和保护的依据。正是这种时代的变迁，使得到政法部门要求讨还公道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应当看到，政法部门公正司法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人们法治意识的增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差距，集中在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司法作风三个问题上，表现在错案、瑕疵案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及对涉案群众冷硬横推的态度上。

河北省涉法涉诉信访联合接访服务中心，2009年10月26日成立，之后半年内，市县相继成立联合接访服务中心，至20143年3月，三级接访中心共接待上访群众十万余人次，化解涉法涉诉上访案件25万余件。省接访中心层级高，名气大，来的人也多，接访七万多人次，两万余件上访案件得到妥善化解。其中，群众上访三十年以上的78件，二十年以上的242件，十年以上的455件，五年以上的1788件。两万多件经年累月的上访案件得到解决，就是两万多件错案、瑕疵案得到依法纠正，以及办案中的不良作风得以情感弥合，这对政法机关严格公正执法是一个多大的促进啊！办过错案、瑕疵案的政法部门，以及警官、法官、检察官，在纠正这些错案、瑕疵案的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触动，汲取教训，进而转化为执法理念、执法能力的提升、执法作风的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上访，在依法讨还属于自身权益的同时，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统一，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了政法机关严格公正执法。

（四）

当熙熙攘攘的上访大军围堵各级政府大门、堵铁路、堵公路，尤其是聚集到北京，穿梭在中南海、使馆区，递状子、拦车子、跳金水桥、自焚等情况反复上演之后，群众上访对促进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步意义被逐渐湮没了，人们似乎从中看不到这个群体对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对领导干部作风转变的促进作用，也看不到对政法部门严格公正执法的促进作用，看到的只是一种乱象，一种社会管理的无序。而这种乱象冲击人们意识的，甚至是执政意识的，是“要管”、“要治”。

最早提出“要管”、“要治”的，无疑是一些领导干部，但随着上访堵路、出丑滋事更多地影响人们正常工作生活以后，不少群众开始附和这种呼声了，且这种呼声有上升趋势，以致全国“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在大声疾呼，并作为提案、议案摆上了建议管治的议程。

河北省涉法涉诉联合接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省接访中心”），是在社会各方面“要管”、“要治”呼声高涨时成立的，之前有过八个轮次的集中处理，沉淀并深化了对解决涉法涉诉上访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逐渐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理念。

比如，“问题不解决永远是问题”的理念。群众反映的涉法涉诉问题，无论是错案还是瑕疵案，只要不依法彻底解决到位，群众上访就会没完没了，政法部门的接访也就画不了句号。关键是，上访群众耗时耗力耗费不起，正常的生产、生活被扰乱了。因此，省接访中心把解决问题视作重中之重，建立完善了一系列督导问题解决的举措，诸如要求涉案部门七天之内约谈上访群众，两个月之内办结，办结不了全省通报批评，信访案件办理数量多、速度慢的，省接访中心约谈市委政法委书记和政法部门主要领导，处级以上领导接访的案件，谁接访谁负责督办到底，解决到位，等等。这些举措，支撑了信访问题的解决，赢得了上访群众的赞誉。至201 3年3月，省接访中心收到不少上访群众的感谢信，仅锦旗就483面。  再比如，“把接访作为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来做”的理念。政法部门的领导和干警，不做涉案工作，就接触不到群众，即便是做涉案工作，比如搞技术、检验、分析工作的，也接触不到群众。久而久之，群众想什么、盼什么不知道了，对群众的感情也就疏远了。省接访中心提出“把接访作为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来做”以后，也推出了与之相配套的举措。如厅、处级干部每个人都必须到省接访中心接访，连续接五天，不得少于接访十七个案件，谁接访谁负责督办解决到位。仅这一条硬性规定，省直政法部门的厅、处级干部，就穿梭似的在全省各地跑起来了。上访群众大多是农村的、山里的，要与上访群众见面，督导问题的解决，就得往农村跑、山里跑。基层群众生活的艰辛与督导问题中哪怕是解决一些小事的艰辛相互交织，使得不少厅、处级干部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加深了对上访群众的理解和同情。连续接访五天后，不少人都谈到同一个话题：很累，很辛苦，但很充实，很愉悦。因为每个人都实实在在为上访群众办了实事，解了难题，内心释放了爱，充盈着一种成就感。不少人因此与上访群众成了朋友，信访问题解决以后，仍保持联系和来往。

还比如，“善待上访群众”的理念。在访了又访的群众中，确有一些人属于无理访，有的是法律处理本就没有问题的，有的是拿什么解决方案都拒绝接受的，有的是问题已依法解决到位但他们不放弃继续上访。这些人的年纪相对较大，小的四五十岁，大的六七十岁。如唐山市原唐海县有一位老人叫李俭，他因宅基地问题上访了二十多年，前些年因为到北京闹访，被行政拘留过，劳动教养过。原唐海县好几届领导中的主要领导都接待过李俭，拿出了帮他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李俭的特点是：今天接受解决方案，过后就反悔，随即就上访。2011年4月，中央政法委部署集中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河北省委政法委的领导分包督导，副秘书长李永君分包唐山市，绝大多数信访积案都督导化解了，唯有李俭的工作做不下来。李永君叫我去帮忙，我去了，召集市县有关部门领导一起研究，拿出了一套非常优惠的解决办法。我听了过去帮助李俭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李俭一开始同意、感谢，过后便反悔、上访的情况后，讲的第一条意见，就是善待这位老人。李俭当时七十一岁，我问在座的领导：我们七十一岁时，能像李俭那样有劲儿去上访吗？我说：李俭上访了二十多年，上访成了他老人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要真不访了，可能生命就快要完结了。因此，我们善待这位老人吧，他要访就让他访，他上访又不闹，接访人员有空就跟他聊聊，省接访中心对李俭上访不用登记，也不用通报。我离开唐山不久，李永君给我发了一段视频录像，记录的是李俭听完给他解决问题的优惠条件后，老泪纵横，跪地磕头。我当然非常高兴。但不到一周，我到省接访中心，在大厅里见到了李俭，我朝他笑笑点头，他朝我笑笑点头。全省三级接访中心接待的十万多人次中，类似李俭这样的人不少，接访中心就像群众活动场所一样，来了就欢迎，就让座，就倒水。毕竟这些人已经养成了走动的习惯，也得有个去处。

当然，有的上访群众不似李俭那样，接也行不接也行，接也来不接还来，他们来了就揪接访人员的衣领子，有的甚至带着匕首、农药、绳子来上访……

（五）

这本书的文字是我写的，事是河北省各级政法机关的领导和同事做的，是他们丰富而生动的实践，奠定了我这些文字的基础。尤其是省委政法委机关的同事，我们共同参与了十余年的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取得成绩时我们一起欢笑，遇到困惑时我们一起苦恼。本书中的大量数据、案例，包括一些理解和认识，都是他们提供和贡献的。

为了给这本书的多角度、丰富性增添色彩和亮点，我特地请几位领导将他们亲自接访、督办、解决问题过程和感受写成故事。他们的理论水平高、感悟深、文字好，故他们所写的我未做任何修改。

本书所涉及的上访案例、人物都是真实的，有据可查。考虑到有的上访问题已经解决，当事人已经步入正常工作、生活，为不因我这本书的出版给他们造成不利影响，故有的人名用了化名。但媒体公开过的、问题化解后各方皆大欢喜的，仍用真实姓名。在此一并说明。

谨以此书献给河北省政法系统与我共同见证、共同感悟，且深受我敬重的领导、干警、同事和朋友。

写于2013年5月11日

占犹未尽还说说

本书即将完稿时，仍觉言犹未尽，还有很多话想说。

其实很多想说的话，在本书的一些章节已经说了，只是感觉说得还不充分，尤其是解决涉法涉诉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理念。在本书的表述中欠提炼、归纳。恰好河北省委政法委开设“政法网络大讲堂”，安排我讲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我在准备讲课的过程中，就一些理念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2013年5月7日下午，我讲课，全省1172个视频网络会议室、34757个人参加听课。讲完之后，我的手机打爆了，短信把我留存在手机中的信息挤没了，很多同事、领导和基层干警对我的讲课给予肯定和鼓励。虽然是视频讲课，但不少课堂当我说完“谢谢大家”后，都自发鼓掌。大家的这种鼓励延续了几天，电话、短信我又收到不少。

受到大家的认同和鼓励，在本书后记中还想说的话就不再说了，把我讲课的第三部分，集中谈解决涉法涉诉问题理念的，照录如下：

第一，“依法平事”的理念

多数信访案件产生本身，就是一开始不依法办案造成的。形成上访了，我们有的部门还是不严格依法办理，结果形成了重复访，越级访。这里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重视。一种是，上访人亲自签的息诉罢访保证书，不认账了，继续上访。其中缘由可能很多，但主要还是因为，签订息诉罢访保证书之前政法部门承诺解决的问题、答应的条件不兑现，引发群众上访。这个责任在政法部门。虎头蛇尾，缺那么一种“再坚持一下的努力”精神。另一种是，“花钱买息访”。办案中的问题不依法纠正，办案中的瑕疵不依法弥补，不是“拿法平事”，而是一味地“拿钱平事”，造成的后果是。“拿钱平事”平息不了，上访群众钱花完了就上访，一访又给钱，钱没了又上访，访了给，给了还访，没完没了，恶性循环。不仅培养出了上访的“钉子户”，而且培养了一批专吃“上访饭”的人。对于这种社会现象，我们有的同志一肚子委屈，一肚子牢骚，有的说“这都是惯的”，谁惯的？有的说“这都是刁民”，谁培养的“刁民”？不用问，惯是我们丢了手艺惯的，“刁民”是我们丢了手艺培养出来的。政法部门的看家本领是拿法律平事，你有法不用，怕艰苦，怕麻烦，留下了上访群众抓住说事的把柄，再让党委政府和基层去稳控。稳控又不能违法，怎么办？只好没完没了地“拿钱平事”。“拿钱平事”后患无穷，必然反复，且会引发攀比，引发连锁反应。所以说，解决涉法涉诉上访，既不能在法律上让步，以牺牲法律来求眼前的息诉罢访，这种息诉罢访靠不住；又不能在执法上不作为，给涉案群众留下上访的把柄，给基层稳控造成被动。

目前一些地方稳控的做法明显不恰当。每逢重大国事活动，如党的十八大、全国“两会”，有的地方把上访群众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的做法，带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有的领着上访人外出旅游，惯出了这些人的毛病，以致有的上访人从三亚返回时对稳控人员说，明年“两会”咱去台湾，我还没去过台湾呢。有的地方给上访群众发钱，给你两千，三千，这次“两会”你就别去了；还有的陪打麻将，小赌博，陪喝酒，等等。这些做法都是不恰当的。事实反复告诫我们，不坚持原则，不依法办事，靠小恩小惠做稳控工作，是靠不住的。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第一位的是严格依法解决上访人的合理诉求，该纠错的纠错，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该问责的问责。在社会救助、困难帮扶上可以让步，而且让得大一些也行，但在法律上，不能让步，尤其不能以维稳为由，突破法律的界限，求得一时的息事宁人；在执法的作为上，不能缺位，不能失职，不能在执法上留下把柄，让群众抓住没完没了上访。

坦率地讲，基层采取的这些稳控做法，也情有可原。就我省来说，重大国事活动提的要求过高、过严，如“一个也不能去北京”，“零上访”。再如，去了就通报，甚至摘县委书记、县长和稳控干部的帽子。每个干部的官帽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小时候刻苦学习，走上工作岗位不懈努力，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干出来的。因为上访群众稳控不好，被摘掉帽子，实在不值。在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的大背景下，每个地方都不是鸟语花香、和谐稳定的圣地，各种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关联度大，对抗性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行涉法涉诉工作改革，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各级领导要有承受能力，不提过高过严的要求，不轻言摘基层领导和稳控干部的帽子。可以要求基层尽可能把上访群众稳控在当地，但稳控不能违法，稳控不住到了北京，也不要大惊小怪，把人接回就可以了。

稳控也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确有法律问题应当解决的，要严格依法解决，不拖，不推，真正把法律问题解决到位、过错责任追究到位、解释疏导教育到位、实际困难帮扶到位。不欠法律账、不欠经济账、不欠感情账，“四到位”、“三不欠”，问题解决了，群众满意了，人家也就不会再去北京访了。这是最好的稳控办法。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解决，今天拖明天，群众上访了，属于正常访，上级通报、批评甚至处分，这得认账。

另一种是，已经“四到位”、“三不欠”了，甚至上访案件经中央政法部门、省直政法部门终结了，仍然上访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是钻牛角尖不出来的，请一些懂法律又会讲道理的人，不厌其烦做工作，帮助他们从牛角尖里退出来；如果是以访牟利的，绝不用小恩小惠小钱去哄着人家，绝不惯这个毛病，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你爱到哪儿访到哪儿访去，你闹访滋事就依法处理你。至于上级通报，通报就通报吧，不碍大事嘛！至于上级要摘你官帽，那你就去上级上访。有理走遍天下，不用怕。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叫大家放任不管，而是叫大家调整稳控的思路，如发动基层党支部、村居委会、民兵、治安积极分子，以及街道、农村的信息员一起做工作，发现上访人外出，立即做工作拦下来。毕竟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不能让一些人到北京闹访滋事，损害我国形象。

第二，上访群众是弱势群体，需要格外关照的理念

党的十八大绘就了“中国梦”的宏伟蓝图，让全中国每个人公平地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个中国人，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归属。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一些体制机制包括政策的调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也需要以更大的财力来做支撑。就拿上访群众来说，当老板的、做经营的、拿公薪的，上访的很少，省接访中心几乎没有见到坐奔驰来上访的，穿西装打领带来上访的，来的都是些基层群众、困难群众。有从承德、张家口等地来的上访群众，住不起旅店，有的在车站候车室，有的甚至在过街天桥、地下人行道过夜。不管他们的上访是否有理，但他们是基层群众、他们家境不富裕是不争的事实；在他们遇到矛盾纠纷的初始阶段，没有当官的靠山帮助说话是不争的事实。我作过个案解剖和概率分析，但凡长期上访的，家人和亲戚中几乎没有人是端公家饭碗的，发生矛盾纠纷后，没有当官的帮助说话。但凡家人和亲戚中有在党政部门工作，哪怕是乡镇干部，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在发生矛盾纠纷的初始阶段，有这样的人出面搓和，矛盾纠纷也就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就是没有这样的人搓和，群众上访了也不当事认真办，结果年复一年，小事拖大了，成了积案、骨头案。今天我问一句，参加听课的全体人员中，你们家有人上访吗？我想没有。因为你们包括我，都是端公家饭碗的，家里发生矛盾纠纷，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不要求违法或偏袒，只要求依法公正处理，也就处理好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访群众是弱势群体，需要格外关照。

格外关照上访群众，我认为要坚持“四个倾斜”。第一，政府部门和群众之间的利益纠纷，化解时要向群众倾斜。因为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执政资源，应该对群众多一些宽容，应该做出适当的让步。第二，企业与群众之间的利益纠纷，化解时要向群众倾斜。企业与群众之间的纠纷主要是劳务纠纷、权益纠纷，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是强势一方，有责任和义务向普通群众做出一些让步。第三，富人与穷人之间发生经济纠纷，化解时要向穷人一方倾斜。现在贫富差距已经很明显，富裕的一方更多地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有了纠纷以后，向困难群众倾斜是应该的，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第四，因历史原因造成的信访问题要向上访群众倾斜。有些问题虽然是历史遗留的，但长时间给一个人一个家庭造成困惑，甚至是苦难，我们有责任面对、有责任解决。

第三，要把人民群众包括上访群众，当做“活菩萨”对待的理念

从大的方面说，今天讲课的听课的都是人民群众。但从现实情况看，人民群众与当官的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鸿沟。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切实转变作风，深入基层一线，密切联系群众，但现状是深入不下去，联系不起来。当官的联系当官的，小官联系大官，吃饭一起吃，喝酒一起喝，下歌厅一起唱，到洗浴一起泡，打个牌、玩个麻将，包括夏天纳个凉，都是官与官在一起。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现象是，如今庙宇多，庙堂高，大小庙堂终日香火缭绕。进庙堂的有普通群众，但其中夹杂不少各级官员，花几十、几百、几千、上万元买高香的，有不少是官员，有的甚至逢庙就进，逢佛就拜，花大钱，烧高香，求保佑。这里就有一个重大理念问题。究竞谁才能保佑我们？共产党执政，我们当法官、检察官、警官，共产党被推翻了，反对派上台执政，还让你戴着法官、检察官、警官的帽子吗？他们首先要改的是宪法和法律，首先要清洗、要撤换的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和我们这些人。这是被改朝换代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反复证明的历史事实。共产党执政，靠谁保佑我们政权巩固、江山永续、实现“中国梦”？没有他人，唯有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拥护、爱戴、支持，烘托着我们政权的巩固，烘托着国家的发展繁荣。正是从这个意义讲，人民群众是活佛，你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办善事、谋福祉，你不用烧高香，不用磕响头，你就积了大德，不仅能为我们的江山永续增砖添瓦，而且你本人能得到保佑，你的子孙后代也会得到庇荫。

写于2013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