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有德与耿仲明
孔有德，祖籍山东曲阜人，“至圣之裔”。后“少遭乱流离”，徙居辽阳，为辽阳人。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占领辽阳之后，同其兄孑L有性及耿仲明、耿仲裕兄弟，经后金南四卫总兵官刘爱塔(刘兴祚)的暗中遣送，投奔东江毛文龙。他尽管生于圣裔之家，但“不识字”，连自己的姓名也不会写。然而，为人“便辟多智，善言语，颇类文龙”，又与“文龙犹子毛承禄者相善”，且“躯干伟长，善骑射，工击刺，一时武才，无出其右者”，受到“文龙比嬖之，以为亲将”，命作“戎校”，叫做“典内兵”，并视作毛家孙辈，赐姓名为毛永诗。在开府东江和多次抗金斗争中立有战功，积功至参将职衔。袁崇焕矫诏杀毛文龙之后，将其兵分在副将陈继盛标下。其后，袁崇焕对毛文龙亲近部将采取“散其部曲”办法。将孔有德调往山东，隶属于山东巡抚孙元化，对此他“郁郁”不乐。也有的书说，孔有德等对陈继盛不满，自己投奔山东，不是派遣。详细情形，无从考证。
耿仲明，字云台，祖籍山东，后徙盖州卫(即盖平县连阴峪)。为人“倜傥有大志，疏于财，多智谋”。他是个有鲜明特点的人，面目特黑，尤同“深墨”，而手掌却“洁白如玉”。文化方面比孔有德稍强，能“识姓名”。他身躯伟长，骁勇善战。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占领辽阳后，同弟耿仲裕及孔有德兄弟，经后金南四卫总兵官刘爱塔的遣送，到达东江，受到毛文龙欣赏，收做毛氏孙辈，赐姓名毛有杰。因“耿仲明饶于财”，令主持“钱帛”兼管军械。他同“骁勇善战”的李九成、陈有时等“俱事文龙”，军中“号日三大王”。由于战功，晋升为参将。袁崇焕矫诏杀毛文龙后，将其兵分在副将陈继盛标下。后因对毛文龙亲近部将采取“散其部曲”办法。将耿仲明与孔有德调往山东，隶属山东巡抚孙元化标下。
(二)尚可喜
尚可喜字元吉，号震阳，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初一日。原籍山西洪洞人。高祖尚生(1555—1618年)时，迁徙河北真定府衡水县。尚生有二子，长名尚继芳，无嗣。次子尚继官，是为尚可喜祖父。继官生二子，长尚学书，仍居住在衡水。次子尚学礼，是为尚可喜之父，生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尚继官携子尚学礼，由衡水闯关东，定居在辽东海州卫罗家堡，安家务农，是为辽东人。尚学礼到辽东之后，生四子，即尚可进、尚可爱、尚可和、尚可喜。尚可喜行四。
尚可喜生来如同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有着非凡的性格。他为人侠义，即以“侠烈见称”。善于“结纳豪杰”，习好弓马。然而，一声晴天霹雳，青年时代的尚可喜，突然之间却从生活的巅峰跌下深谷。经历着家破人亡，流离寻父与欢聚、永别的痛苦生涯。
(1)家破人亡。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年方18岁的尚可喜，随同父亲居住辽西。其他家人皆在辽南老家。但正在此时，风云突变。三月，后金发动辽、沈大战，沈阳和辽阳相继易手，大明经略袁应泰殉国，辽南四卫在八旗兵的冲击下，纷纷陷落。海州等卫官绅百姓，居无宁日，背井离乡，流离四散。尚可喜的母亲殁于战乱，“兄、嫂、侄，并仆从等皆散失”。尚学礼、尚可喜父子得到消息，痛不欲生。父子相依为命，流落松山地区。
(2)流离寻父。尚学礼治家有道，家境比较富有。他在家破人亡之时，并未丧心气馁，颇具民族气节。他危难时期“慨然欲乘长风，破万里浪，仗剑谒抚军化贞”。这时正是辽东巡抚王化贞欲遣发毛文龙探讯东江，组织抗金之时。尚学礼到达之后，受到抚军器重。王化贞决定“令偕毛文龙结壮士进据东江”。尚学礼走后，尚可喜仍然留在松山。第二年，后金军攻破广宁，关外兵荒马乱，父亲和亲人消息“不得音问”。尚可喜处于孤独和悲愤之中。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尚可喜为寻父，独身趋叩山海关。守关者拒而不纳。尚可喜只好“恸哭而还”。历经“道途多梗，生死呼吸，冒险独行，困苦万状”的奔波，沿着海滨一路寻访。为求得生存，他暂时投入明朝水师，“编人卒伍”。然而，寻父是他的终极目的，经过多方探听，访到父亲在东江皮岛，令他喜出望外。
(3)父子欢聚与永别。第二年春天，尚可喜终于同父亲相会。父子相会“悲喜交集”。尚学礼同毛文龙开辟东江，多立战功，已经升为游击将军或称为“营将”。他与毛文龙在战斗中交谊颇深，“结为兄弟”。所以，毛文龙视尚可喜如己出，“拨置左右，日益倚重”。加上尚可喜为人持重，虽然年少，却性格谨厚，“英气”为一军之冠，诸将“咸属目焉”。不久，因为公事，奉差李朝。然而，战争年代，瞬息万变，毛文龙的部队不断地向后金腹地进击。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二十四日，尚学礼与周世龙、周世虎、周世豹等将领，率部向辽阳进军。途中与八旗兵相遇，在辽阳东南娄子山石藻桥展开激战。初战，八旗兵溃败。二十五日，东江军乘胜进攻娄子山时，遇到对方伏兵。尚学礼“策马渡桥，所向披靡”，终因寡不敌众，与周世龙等在格斗中不幸阵亡。尚可喜闻卜，“专归噼踊，哭泣之哀，感动路人”。父亲的部将等“皆称其孝”，毛文龙从众所望，令尚可喜统领父亲所部。于是，尚可喜“威名渐著”。是年他仅21岁。毛文龙赐名为毛永喜，官职为游击将军。
(三)吴三桂
吴三桂，字长白，又月先、月所、硕甫、雄爽、延陵等。明朝总兵官吴襄之子。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生母无考，继母辽东名将祖大寿“同怀”之妹。兄弟四人，以次为吴三凤、吴三桂、吴三柜和吴三辅，吴三桂排行第二。祖籍徽州，再迁高邮，流隅辽东。先人就居锦州，最后定居中后所。审查吴三桂成长史，青年时代是个幸运儿。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有一个具有经济头脑的祖父；具有豪门世家的舅舅；具有头脑灵活，善于钻营的父亲。从而使吴三桂继其大成，踏上自己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1)具有经济头脑的祖父。从吴家搬迁路线看，是沿着运河及海岸线移动的，从海上或者路上，皆可以到达辽东。史称其先祖以“贩马为业，往来辽东海、盖之间”，又云：吴襄在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受知于相马”或“善能相马”。③这就不难看出，吴三桂的祖父是以经商为业，主要是在关内外经营马匹。吴襄承袭家传，具有相马的特殊技能，是承父之业。辽东是射猎和游牧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马匹尤为特产。吴家最后定居辽东，是特定经济利益所致。吴三桂的先祖很有经济头脑，他称其祖父坟茔在中后所，表明从祖父开始他的家庭已经定居此地。中后所是现在辽宁省绥中县城，距离山海关120里，地当“两京枢纽”，即“南襟渤海，北枕大河，西籍山海雄风，东收鱼盐乐利”，是当时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明、清之际，中后所城不是很大，城高3丈，周围3里170步，四门，属于前屯卫下的千户所，与卫镇相互毗邻。卫镇自唐朝以来，历经辽、金、元、明各朝，是千余年传统的市集。到清朝时仍然有“大小商户八十余家，资本厚薄不等……货殖颇较兴腾，商肆以东街、南街为盛，西街次之，……集期床摊星罗棋布，……定以夏历每逢双日为集期，至今未改”的商业经济市场。由此可见，吴三桂的祖父不愧是精明的商人，选择此地对于具经济头脑的人，发家易如反掌。因此，吴家的经济状况相当不错。吴襄和吴三桂都曾经说过，在中后所有“十处庄田”。吴三桂曾经请求“留下百余丁’，耕作，表明“庄田历来是靠军丁耕种”，有的学者推算“十处庄田最多可达千亩以上”，认为“中后所远近的土地都属于吴家所有，吴氏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这个看法不错。根据史料记载，中后所共有土地212顷88亩多，每顷以10垧，每垧以10亩计，中后所的上万亩土地，都是吴家的。换句话说，吴三桂生在辽东的商业资本雄厚的大地主家庭。
P29-33
《三藩史略》一书是2001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审定、批准的9项重点课题之一。原计划从2002年正月至2004年底完稿。因为工作量较大，估计不足，拖至2005年7月完稿。2006年10月，得到本院老年科研基金出版资助出版。
这部书在筹划、资料搜集、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学者、朋友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集体之作。
本书最初筹划者是我的好友、原辽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编审，现任沈阳市文史馆馆员袁问昆先生。他根据多年筹划出版和组织编辑清史研究丛书经验，认为《三藩史略》应当作为重点课题，尽快组织力量写作、出版。1995年，我们有幸在沈阳相会。他希望我能将精力投到本课题上来，出版问题他将作最大的努力，帮助解决。在他的信任、真诚、执著的敬业精神感召下，我欣然接受建议，开始整理手中相关资料。后来因他退休，出版难度增大，我的研究信心大减。此时，恰逢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鼓励离、退休人员申报课题，此题有幸作为重点课题批准。
三藩问题，比较复杂。众所周知，在民族史与正统中国王朝史研究领域，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及涉猎的相关问题，看法不尽一致。如何从中国兄弟民族大家庭角度出发，从大中华角度研究“三藩”问题，将民族史与正统王朝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是个新问题、老大难问题，也是一种尝试。本人能够不揣浅陋，毅然命笔，当敬谢清史前辈。回忆初期步入清史、满族史研究领域时，多得益于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王钟翰先生的真诚教导。同时，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周远廉、杨学琛两位研究员的热情帮助。进而对于清史、满族史求索数十年，稍获一得之功，一孔之见。本著完稿后，王老不顾93岁高龄，热情指点迷津，并为之作序，令我深为感动和万分荣幸。本著在修改过程中，得到另外两位清史专家的无私惠顾，受益匪浅。他们是著名清史专家吉林社会科学院李治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伯娅研究员。李治亭先生还为本书提供大部分图片。
本课题史料搜集较难，李治亭先生在写《吴三桂大传》时，认为写作中的“三难”之首是搜集资料难，这是内行话。三藩史料，具有跨越世纪的档案、官书、私人笔记和古今所谓“荟萃群编，订伪求是”的新作等，诚为浩如烟海，光是南明之著，就不下300余种。我前后用去10个春秋，搜集的资料亦难免拾了芝麻，弃掉西瓜。在书名确定和收集资料过程中，多蒙各个方面朋友大力协助，特别得到著名满学专家金赵瀛生老先生、他的学生殷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科研处长、研究员邸永君博士、朋友佟鸿举硕士等的帮助。同时，得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各个图书馆古籍、善本部的相关同志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斌、丁玉灵等同志的鼓励和支持。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滕瑶副编审在本著拟题、章节安排、调整、写作、编辑、结项和出版过程中是我的得力助手，为完成此著付出较大心血。当此书出版之际，对于以上诸位师、友的热情帮助和积极支持，谨致以由衷之铭感也。今以此拙作，奉飨同道，无暇顾及孤陋寡识，只望当代中外名家学者不吝赐教，以便推进清史、满族史的深入研究。
作者
2006年10月28日
王钟翰
“三藩”问题，是清史、满族史研究领域中的重大课题之一，涉及清初满族与汉族、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关系等诸多方面，因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滕绍箴同志从事清史、满族史有年，用力甚勤，造诣亦深。曾经先后出版《努尔哈赤评传》、《清代八旗子弟》、《满族发展史初编》、《清代八旗贤官》、《满族游牧经济》等个人专著和合著《清代前史》等多部著作。今以一人之力，不惮辛劳，历时十载，从民族史角度并结合传统清史研究思路，对本课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无愧为目前为止于本领域研究最为系统深入之佳作。
本书从大中华的宏观角度出发，通过对清政权、大顺政权和南明政权三大政治势力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总结各自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17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走向，从而得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形成了“社会凝聚中心北移”的理论。认为满洲贵族领导的大清政权是当时最成熟且运转正常的国家政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凝聚中心。同时，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时期过渡国家政权的理论，认为后金、清初、大顺、大西、盟主、国君(主)、弘光、隆武、永历、绍武等政权，都属于过渡形式的国家政权，因而不同于各据地域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此乃本书在理论上的开拓性论断之一。
本书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条件，特别对民族文化认同水平、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民族构成成分等，进行深入考察，得出“王朝末年的民族战争，系同室操戈”的结论。对早期满洲贵族的侵略性和奉行的局部民族压迫政策予以鞭挞，承认以中原汉族为主的“反清扶明”斗争的自卫性质，正视兄弟民族在急剧大交融时期的是非曲直。此乃本书在理论上的开拓性论断之二。
本书通过对清代“三藩”形成渊源、发展阶段和归宿结局的研究，认为清代“三藩”是17世纪中国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满洲贵族在认同中原传统文化、奉行团结汉族，并借助于汉族力量，以寡治众的主流政策产物。“三藩”现象是明朝以兵团形式倒戈的特殊群体，与满洲贵族优惠民族政策相结合而形成的特殊藩镇体制。此乃本书在理论上的开拓性论断之三。
本书对“三藩”体制的特殊性、藩镇设立条件、藩王移镇形势、体制特点；藩镇加入旗籍、旗制完善，旗制改编，即“三藩”体制旗化问题；对于每位藩王在各个发展时期的地位轻重关系、与中国古代藩镇异同、与满洲宗室藩王地位比较、变化情况；“三藩，’功绩、善政、弊端等，进行了详细论断和剖析。从体制和文化内涵高度进行缜密研究。此乃本书的开拓性论断之四。
本书对“三藩”人物同时提出新的评价标准，既从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观点、大中华的角度出发，肯定“三藩”主要人物前期在关外抗清斗争中的主要战功以及投降清朝之后在大一统过程中的战绩；同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封建社会纲常和中华传统道德准则，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功则功之，罪则罪之”。认定在大中华的前提下，中华民族以及各个民族各自都有自己民族英雄的民族史观，这也是一个新尝试。
关于对吴三桂在宁远撤军前后，密谋投降大顺、大清的内幕；吴三桂对南明弘光政权的影响和破坏作用；吴三桂反清的历史渊源、性质、发展阶段性和失败原因；提出孙可望时期除有国主政权时期之外，尚有盟主政权时期的意见；吴、耿、郑联盟的形成与破裂过程，尤其是破裂原因的研究等，都是本书的独到见解。
本书通过考察郑成功反清的实质和收复台湾的历史意义，发扬反帝和反对民族压迫，维护民族自尊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郑、清一系列的战争与和谈，考察统一台湾的艰苦历程，证明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郑成功父子领导的郑氏政权，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即使郑氏提出以“朝鲜例”或“琉球例”为例，其要求的真实内容，也不否认台湾领土和人民属于中国。证明中国的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种趋势的核心纽带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
本书在吸收国内外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清初以来官方所定“三逆”结论，提出质疑。特别是对尚之信之死，认为是个“历史沉冤”，并详尽、颇具说服力地揭露这桩冤案的预谋、实施过程、参与人员情况等。并翔实、科学地审理考证尚之信反正前后的真实表现，具有独到之见。
本书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官书、私人笔记，并吸收古今中外史学家的新近研究成果。从宏观角度，国家政局大势出发，对于诸多重要人物、事迹、重大事件之渊源以及诸多地理名词，以翔实、丰富的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考证和审定，提出有关“三藩”的确实可信论断，并做出客观评价。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既重视个人历史地位，但同时强调将个人历史作用，摆在社会发展大趋势和框架之中，反对个人决定历史命运，忽视历史发展潮流不可阻挡的规律性。
最后，本书从考察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政策、军事斗争艺术和民心等方面出发，对明、清和大顺政权成败，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分裂势力失败的研究，得出发展经济、注重文教、赢得民心、聚集忠良、谨防奸宄、严控兵权，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凝聚力，是任何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不可缺少的要素，是对封建社会治国方略的总结，很有借鉴作用。
通观全书，资料翔实，立论谨严，论据充分，观点公允，堪称佳作。今其付梓在即，滕绍箴同志特索序于翰，以多年同道，又何敢辞？聊抒所感，草成兹篇，故无暇虑其谫陋少文也。是为序。
2006年春日于北京
时年九十有三
本书由著名清史、民族史专家滕绍箴先生以一人之力、积十年之功撰就，是有关三藩问题的一部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好书，是目前本领域最为系统的佳作。
三藩问题是清史、满族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涉及满族与汉族、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关系等诸多方面。本书从大中华的宏观角度出发，通过对清政权、大顺政权和南明政权等三大政治势力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对“前三藩”、“四藩”、“后三藩”、“三逆”等不同发展阶段；对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剖析；澄清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性质问题、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问题以及有关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对藩镇产生的渊源、发展阶段性、体制特点、藩王地位比较、藩王交替、旗帜化过程、历史贡献、危害性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系统阐述；对于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叛乱原因、发展过程和失败原因等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对清朝政府在平叛战争各个时期的政策、战略战术、推行效果、军队状况等进行了详细分解；对平叛过程中社会各个阶层的基本态度也进行了必要的研究；总结了这段历史时期各个政权治国成败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使用了大量档案资料、官书、私人笔记等第一手资料，材料翔实，评价客观，并配有珍贵的历史文物图片，图文并茂，增强了知识性和可读性。
本书从大中华的宏观角度出发，通过对清政权、大顺政权和南明政权三大政治势力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总结各自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17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走向，从而得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形成了“社会凝聚中心北移”的理论。认为满洲贵族领导的大清政权是当时最成熟且运转正常的国家政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凝聚中心。同时，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时期过渡国家政权的理论，认为后金、清初、大顺、大西、盟主、国君(主)、弘光、隆武、永历、绍武等政权，都属于过渡形式的国家政权，因而不同于各据地域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此乃本书在理论上的开拓性论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