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维特典范及普罗米修斯典范（维特代表“消极的、伤感主义的”，普罗米修斯代表“动力的、英雄式的”），把五四文人的气质及形象勾划得非常清楚，给了我们相当完全的写照。全书从林纾、苏曼殊说起，一直到郁达夫、徐志摩，所有人物都是国内的新文学史著要隐埋或批评的对象，即使是那些“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萧军、萧红的讨论也是那么的新颖新鲜。对于读惯了千篇一律的新文学史的读者来说，本书将会给您带来最强烈的震撼！

中译本自序

第一部分 背景

第一章 文学界的出现

第二章 文坛和文人现象

第三章 林纾

第四章 苏曼殊

第二部分 两位倡导者

第五章 郁达夫：孤寂者的漂泊

第六章 郁达夫：自我的幻象

第七章 徐志摩：感情的一生

第八章 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欢愉

第三部分 浪漫的左派

第九章 郭沫若

第十章 蒋光慈

第十一章 萧军

第四部分 浪漫的一代：同一主题的变奏

第十二章 现代文人与中国社会

第十三章 情感的旅程

第十四章 浪漫主义传统

译后记

在中国的漂泊(1922—1925)

正当郁达夫重返故国，踏足上海，预备投身于新近创办的《创造季刊》之际，文学研究会的势力正如日中天，创造社受到苛刻的批评，尤其是郁达夫，更被称为“肉欲描写者”。此外，那时候支持《创造季刊》和郭沫若的泰东书局老板，又是以一种赐恩的慈善家态度对待他们，而杂志的销路也很令人沮丧：创刊号在两三个月内，才仅仅销去1500部。午夜里，两个悲愤的青年在上海的街道游荡：“沫若”，达夫叫道，“我们去喝酒去!”

把手同行，他们从一间酒吧去到另一间酒吧，总共喝了超过30瓶酒。最后，烂醉如泥，两个孤寂的黑影在外国租界的街道上踉跄回家。坐有外国人的汽车在身旁飞驰而过。跟着，他们开始诅咒外国人和外国资本主义。突然，郁达夫从人行道跑到马路中心，举手指向一部迎面而来的汽车，大声叫道：“我要用手枪对付!”

在上海一个月的游荡和酗酒，很快便令他不名一文。他只好接受郭沫若为他找到的工作：在安徽安庆一所法政学堂教授英文。在往安庆之前，他决定回到富阳的故居一行。为了路上的盘川，他押卖了结婚戒指。早在1920年他从日本回乡度暑假时已经结了婚，和新娘子相叙了几天，他又回到日本去。两年后，这个倦游的浪子回到家里来了。

在日本受了八年流离屈辱之苦的郁达夫，回家后发觉自己又跟母亲产生不和。母亲的古老思想激怒了他。很明显，做母亲的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衣锦荣归。但是，她儿子回来时只带着两只皮箧。他母亲守寡多年，现在年纪大了，变得愤世嫉俗；而妻子却被卷入那常有的婆媳纠纷，一方面丈夫忽略了她，另一方面婆婆又因她丈夫而讨厌她。那一向温顺和服从的她，对于婆婆的责骂，也只能强忍和暗自流泪。

也许是因为他读了许多古典小说和诗歌，产生了一种敏感的缘故吧，郁达夫对于旧社会中的受害者有着极深厚的同情。基于这份同情心，郁达夫比他同期那一群叛逆者对于旧社会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他们认为旧家庭制度全是罪恶的，因此，为了要大胆反抗，他们便和传统的一切完全切断关系。但是，郁达夫却因为他的妻子而跟旧社会纠缠在一起，她的绝望和温顺令他涌出了一股热情。他带了她一起到安庆，在那里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几天团聚种下的“烦恼的种子”。在她怀孕的月份里，脾气暴躁的郁达夫总将在学校受到一切积聚的失望和愤怒之情，一一向她发泄。多次的吵闹，两夫妻洒尽不少的眼泪。最后，她甚至企图自杀。1922年的冬天，郁达夫的心情最为低落。他想过去苏联当劳工，也曾在长江边上徘徊，想过自杀。

虽然在家里是那么的失意，但郁达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这时候，创造社的势力达到了顶点，同时还出版了两份新刊物：《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他由安庆移家上海。同年9月，他接受了北京大学的邀请，接替一位统计学教授之职。10月北上的途中，他写了4封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中，他考虑着自己的前途：“究竟还是上北京作流氓去呢?还是到故乡家里去作隐士?”他应该随波逐流，在那罪恶和黑暗的社会中追求金钱名誉，还是和这个社会完全断绝，洁身自爱?他在1923年底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和答案，预言了他未来的生活：“名义上，自然是隐士好听。实际上，终究是飘流有趣。”结果，他漂流往北京去了。

可是，郁达夫在北京的生活并不愉快。在一封1924年3月7日寄给郭沫若的信中，他说到自己在北京并不快乐和满足。他说他和郭沫若“与艺术离异过”，不过是因为“恢复了原来的孤独’，才回到它那边去。他渴望能够不用再教书，回到上海，好等可以回浙江去“实行我的乡居的宿愿。”这个游子已经疲倦了，渴望过隐士的生活。

虽然他希望能在6月间回到上海，但很明显这愿望不可能实现。1925年，他受聘往武昌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任教。在武昌，正如在安庆一样，他又被卷入了学校政治中。半年后他离职，又再次陷入极度苦闷中。“我从事写作以来，我从没有尝试过如今年那么恶劣的心境。今年我感觉到很多的幻灭，起了很多的疑团，我恐怕我的创作能力会永远消失。”“今年我没有看书，没有写作……随意的饮酒和游荡，结果今年冬天害了一场大病。”他从武昌回到上海，从上海回到富阳，自己却变成一个疲乏不堪、渴望得到大自然的宁静来养病的浪子。在享受着这暂时的隐士生活时，一班年轻的创造社员渐渐地控制了创造社。他们开始刊行一份新杂志《洪水》，还在1926年4月1日，创立了新的创造社出版部。虽然郁达夫是在三年后才正式脱离创造社的，但这时候，他已经只不过是社中的一名过气的老将罢了。P.89-92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英文原著是根据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删节改编而成，论文于1970年写完，书于1973年出版，距今已有三十多年，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了。

承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各位同行学者不弃，早在70年代即有人分章摘译，尤其是内中的郁达夫和徐志摩部分，但因种种原因，此书的中译本一直未能面世。在此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宏志教授，在他百忙之中重新组织了一个“翻译班子”把全书译了出来，并交由陈子善先生安排出版，令我不胜荣幸。但也有点汗颜，总觉得这本旧作早已过时，不值得重读，又没有用任何文学理论，当时全是闭门造车的成果。我的指导教授史华慈对我特别爱护，论文照章全收，而另一位导师费正清教授则仅建议我把原来的一千余页的论文删减一半始能出版。如今这两位恩师皆已作古，我也刚从哈佛的教职退休，非但整个世界变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浪潮早已席卷一切——而且文学研究的学术典范(paradigm)也变了：文学研究和文本细读已被摈弃，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研究”。然而，对我而言，文学仍然是历史的一部分(或可谓是历史的“表征”)，而历史也依然蕴藏于文学之中，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尤其如此(这是否是文化研究，暂且不论)。此书写的虽是历史——五四时期作家的浪漫心态——但用的却是文学的体裁，文史不分家，我至今仍视为做学问的座右铭。

书中的第一章讨论的“文坛”和“文人”两个概念，今日早有学者Michel Hockx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的理论将之重新处理。徐志摩的部分也有梁锡华的专书补足；郁达夫则有“文革”后上海年轻学者许子东的第一本轰动全国的著作；而革命浪漫传统的研究(也可能是本书最弱的一章)也后继有人：刘剑梅最近在美出版的英文著作《革命加恋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3年)，更把这个动人的故事讲到现在，并侧重“女性身体”的层面，因此也反照了拙著的另一个缺陷：没有专章讨论女作家，也没有关注女性的角度。

不论如何浅陋，本书仍然是我个人心爱的一本著作，因为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竟然走火入魔，不知不觉地也步“五四”先人——特别是徐志摩一一的后尘，开始浪漫起来，甚至在自己的第一本中文著作《西潮的彼岸》中大加发挥，把个人感情上的心路历程作为写作的主旨，甚至建立了一种文风，也真是“情”胆包天，不亚古人。现在看来，连这种自我探索的情操表现也被当今更露骨的“欲望”描述所取代。我不能说这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只能说当身体取代心灵、商品取代艺术品之后，文学研究变为(批判式的)“文化研究”也成了一种必然的现象。

走笔至此，我也不必再为这本旧作自辩了。有心的读者——特别是初入门的大学生——或可把这本“学术专著”作为历史故事来读，如果仍觉余味犹存，我就心满意足了。

是为序。

很高兴李欧梵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译本终于面世了。

欧梵先生时常说这是他的“少作”。无独有偶，中译本里郁达夫的两章，其实也是我的“少译”，那是我念大学时(啊!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翻译课上的自选长篇习作。当时确实很喜欢这本书。除了自身正在经历“浪漫”的阶段外，更因为自从中学以来所读过的新文学史论著太不浪漫了，硬邦邦的政治规条把新文学史描写成铁板一块、千篇一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论述，不单沉闷，更无法展示新文学发展的真貌。《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竟然从林纾、苏曼殊说起，一直到郁达夫、徐志摩，都是那时候国内的新文学史著要隐埋或批评的对象，就是那些“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萧军、萧红的讨论也是那么的新颖新鲜，所以，读这本书时是深深感到震撼的。当时特别喜爱郁达夫，大概年轻人总经历过这种“强说愁”的日子，从中学开始便把郁达夫的作品认真地看了，其中特别爱读的是他的旧体诗词，有一段日子更能背诵如流，以为更胜唐宋的名作，所以挑选了这两章来翻译。

时常听见人说，有些学者一生写得最好的书便是他／她的博士论文。这好像是出于讽刺，但当中也有道理。试想，人行教书后，哪里还能够像在写论文阶段那样全心全意，把好几年的时间精力全投入在一个课题上?当然，欧梵先生是特例，他后来的著作越来越厉害，《铁屋里的呐喊》是十多年鲁迅研究的心血成果，大获好评，而近作《上海摩登》有点随手拈来，却打开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整合的新格局，更不要说这几年他更是越战越勇，越写越多。但无论如何，三十多年前写成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个人认为的确有很大的价值，当时它让欧梵先生“一炮而红”，海外研究新文学的几乎都没有可能不参考过不引用过这本书；即就今天，我觉得，也绝无“明日黄花”的感觉，相反，在我们看见太多太多假借文化研究之名、假披理论的外套，但实质上只落于假大空的论著时，这本由一位从思想史训练出身，又酷爱文学、重视理论的欧梵先生写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既重资料，也长于分析，不重花巧，没有虚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还起着典范的作用，它让人们知道认真做学问应该是怎样的。不说别的，单就这个原因，这本书便有值得翻译出版的理由了。

不过，深感抱歉及遗憾的是，我这几年被很多无谓的杂务缠身，本书的翻译工作，其实我参与得不够多。除校正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两章“少译”外，只能再加译徐志摩的两章，却没法抽出更多的时间把全书译出来，其余部分交给了由我系研究生所组成的一个“翻译班子”来完成，在这里要向他们致谢。还得声明的是，译文有什么错误浅陋，责任在我，因为我甚至没有从头到尾校正一遍。这是要向李欧梵先生、陈子善先生、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们，还有广大的读者告罪的。

2005年7月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