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信任”是一首赞美诗。
传染人类历史开始后，古希腊神话中黄金时代的国王克洛诺斯也变成了唯物主义者。他用锉刀锉平金币边齿。这是他征收的捐税。
形象与服装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兽穿上古罗马无袖长袍，显然很不相配。《浮士德》中的恶魔靡菲斯特穿上燕尾服却是绝配！
无解的苦思在当代绝大多数有价值的思想家心中，形而上学的苦思变成一个自在的目的。他们沉迷于这种躁动之中，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滋养它。但在创作和形而上学观点中找不到解答的这种苦思，不是思想的无能，就是精神的倒错。
不能引以为自豪的严厉性手握评价诗歌和文学的最严厉标准的是上帝。据上帝之见，诗歌和文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罪恶。
依据这种神圣的简单信条，凡是把彻底否定的评价标准应用于评价对象的人，也都有罪。
论批评分析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阐释其优缺点，无非是在做“批评”的准备活动，或者是在它的外围漫游。“批评”的关键一步，乃是在暂时忘记所研究的作品之后，渴求从另一个视角，亦即完全依凭顿悟来重新审视这个作品。在“批评”所担负的任务中加入某种多视角的整体的高级思考。曲线及其属于几何领域的可视的曲折形状，通过其具体的完全袒露特性来展示艺术作品，它将借助我们的清醒头脑可以领会的代数来抽象地表达并进行重构。
实话 “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坚持此说的人其实是要我们相信一个奇迹。
论伤感伤感是逻辑学的一个“演绎大师”。确实，它所找到的否定伤感存在的论据比肯定其存在的论据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健康人由于具备对抗病毒入侵的荷尔蒙免疫力而加以抵制，那么伤感的论证很可能把所有人变成“一切皆空”的信徒。我们的逻辑学走出伤感之争是何等乏力！我们反对某些“论据”，仅仅是……因为精力过剩！ 不育的幽灵魔鬼永远想懂得更多，不因任何经验而退缩。他的过度的求知欲是因严重缺乏良知所致。他若去做园丁，也许会用灰烬来代替花粉培育花朵。
童话与技术童话起源远古，有几千年的古老历史。但其中包含着以寓言的形式展现的完整的现代技术的蓝图。自文艺复兴至今，科学所做到的无非是不断增多巧夺天工的手段，变童话为现实。
警示 “人工实验”是一句同义反复的套话。任何种类的实验主义如果明白这一点，该有多好！
自由的意识一个犹疑不决的人每走一步都碰到抉择的难题，也就是说处于看到自己确实是“自由”人的状态。一个决心已定的人则可免受这等困扰。
道德根据几何学，我们，现代人，只理解无限直线。任何一个圆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种恶性循环。
荷尔蒙抒情诗假若真诚的、直白的和激情洋溢的抒情诗是真正的诗歌，那么鹿在秋天发情时的呜叫，或使所有的诗集变得多余。
充当诺亚方舟的婚姻任何一个结婚的青年，不管他或者是她．也许都应该带着这样的信念进入婚礼：在整个人类中，只有他们的后代注定将继续生活在地球上……永生永世。
伪装背后的预报秋天通常在天空比平日更蓝的灿烂盛夏的某一个早晨宣告降临。
论智慧就其本性而言，智慧喜欢无休止争论的亢奋。得到证明的事情令它厌恶。在得到证明的事情面前，智慧不仅觉得无用武之地，而且感到失落了自己的本性。
无害的评论据说某地五千人仅用两个面包和五条鱼就填饱了肚子。
所以，不仅存在虔信的灵魂，而且还有虔信的肠胃。
白昼，究竟是什么？ 太阳用来掩盖自身黑斑的充沛的光。
多么可悲！ 据说螺旋体病原菌催生天才。我们不清楚。假若果茸如此，那将是细菌感到舒适，人类感到恶化的环境。 存在主义的狂热存在主义者给我的印象是一些健康人正在人为也制造狂热病。他们的狂热没有丝毫好处，也无益于消灭某种疾病。可况，据了解，存在主义者没有亟须根治的任何毛病。
任何一个“i”字母上的那一个点 爱国主义诗歌不是美学的篇，而是战争工业的传声筒。
捆绑与松绑一种哲学学说即是对听众发出坚持不懈的永恒邀请，召唤他们对它提出的原理宣誓效忠。它想“捆住”听众。但真正抓得住人的，惟有自身也包含能为你“松绑”的若干原理，帮你解脱这类并非完全自愿的效忠誓言的学说。
恶意在一个心怀恶意的旁观者眼里，乌贼鱼的本意是要把海洋变成墨水缸。但乌贼喝醉了，除了进行可能的自卫，没有沾染其他罪恶。
躁动的野心家在瞬息万变或者天翻地覆的时代，只有跻身公共生活前沿的人才看到机会。他们通常也是昨天跻身其间的同一批人。他们这些人不放过任何机会露脸，不能容忍哪怕是片刻处于阴影或者即使半阴影中的想法。这类人譬如说出现在葬礼上，也会嫉妒死者的寡妇，因为跟在灵车后面的第一个人是她，而不是他。
期望人是动物的乌托邦。
兽性与灵性狼嗜血。这是铁律。
心理学我始终觉得，心灵的自我分析正在以某种方式导致心灵的自我毁灭。极而言之，具有隐蔽的自杀倾向的人爱好自我分析。P6-9
箴言文学是思想的食盐，生命呼吸氧气，天才呼吸自由。
——卢齐安·布拉加
布拉加的箴言寓意深邃，浓缩着罗马尼亚知识精英的睿智和坚韧。
——冯志臣（北京外国语大学罗马尼亚语博士生导师）
布拉加这位集诗人、剧作家、哲学家、散文家和外交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是二十世纪罗马尼亚诗歌的第一座高峰
——高兴（著名翻译家、《世界文学》主编）
阅读布拉加的箴言犹如品味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回味无穷，甘苦间的咀嚼，或能使人顿悟，激发思维创新和精神自由的无限畅想。
——陆象淦（著名翻译家、出版家）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支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次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式式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作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都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5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 《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 (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神殿的基石(布拉加箴言录)》荟萃二千余则布拉加箴言。作为现代罗马尼亚文化杰出代表之一，布拉加集诗人和哲学家于一身，以隽永的诗的语言将哲理凝炼为箴言，透视人生和形而上的疑团。情与理交融，沉思中不乏激情，严肃中常含幽默，简之又简的三言两语，看似信手拈来，却蕴含深刻寓意，或有画龙点睛之效。他的箴言传出的不只是深邃而明快的智慧和哲理闪光，而且还有沉甸甸的良知拷问。
《神殿的基石(布拉加箴言录)》的作者是卢齐安·布拉加。
卢齐安·布拉加，罗马尼亚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代表著作：认识三部曲：《教条的始源》《启明星的认识》和《超验的检查》（1930～1934年）；文化三部曲：《视野与风格》《米奥理查的空间》等。其作品从哲学著作到戏剧诗歌等领域，在罗马尼亚影响广泛，《神殿的基石(布拉加箴言录)》为他的箴言集录，展现了他独特的哲学思辨与语言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