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历史观的回归

本书堪称当代历史研究中罕见的具有大历史视野的著作。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赵鼎新以社会学的方法切入中国历史研究，从五百年的东周纷乱历史中，提炼出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基本模式，试图回答：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 打破传统的春秋战国二分法，建立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学新模型

将频繁的战争作为推动东周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打破传统的春秋—战国二分法，将东周政治进程分解为三段：霸主期，转型期，全民战争期，建立透视这段关键历史的新框架，极具创造性。

★ 从起源处剖析两千年帝制中国的政治基因

在战争的推动下，东周的历史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巨大转型，此后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郡县制、科层制、强国家等特征，皆起源于这个关键时期。在东周的尽头，一个儒法帝国冉冉升起，至今仍然笼罩着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赵鼎新

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其观点与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均具有广泛的影响。

其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力量》《社会学视角》《中国研究季刊》以及国内出版的《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

代表著作有：《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 : 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作者序 ............ i

第一章　引论 ............ 001

第二章　本书论点的进一步阐述 ............ 007

第三章　相关研究回顾 ............ 013

第四章　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 023

第五章　西周体制及其衰落 ............ 039

第六章　东周历史的分期 ............ 051

第七章　霸主期（前770—前546年） ............ 061

四大战争区域的形成与归一 063 / 效率驱动型文化的兴起 074 / 郡县制的产生 079 / 二级封建化 083

第八章　转型期（前546—前419年） ............ 087

封建危机 088 / 封建危机对战争的掣肘 093 / 晋、楚弭兵 094 / 霸主时代的终结 102 / 晋国公室的式微与科层制国家的兴起 106 / 战争驱动型改革 111

第九章　全民战争期（前419—前221年） ............ 117

诸子百家的兴起 118 / 中国哲学的局限 123 / 法家改革 126 / 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 130 / 经济权力的兴衰 136 / 全民战争和秦帝国的崛起 149

第十章　儒法国家的形成 ............ 169

秦朝的覆灭 170 / 西汉初年的历史演变 176 / 儒法国家的形成 182

第十一章　中国历史的模式 ............ 189

东周历史的分期

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期间，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社会诸领域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理解这些变化，首先必须提出一个能够真实反映这一时期社会转型特征的历史分期方案，然后才有可能揭示出隐藏在这些社会转型背后的机制。虽然对于具体的起迄时间一直聚讼纷纭，但史学界一致接受将东周划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的观点。春秋时期的说法得名于《春秋》以及另一部对《春秋》一书有详细注解的、本书即将频繁引用的史书《左传》。《春秋》据称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所作，后经孔子编订，书中记载的鲁国历史上起公元前722年，下至公元前481年。正因为如此，许多史家便将公元前481年作为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的分界点。 把公元前481年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也许仅仅是为了方便，但这一分界方法并非毫无历史根据。因为《春秋》一书的历史记录止于公元前481年本身就是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历史性事件。自鲁文公（前626—前609年在位）即位以后，鲁国的政治逐渐为三个最有权势的贵族世家（史称“三桓”）所左右。到鲁哀公时（前494—前468年在位），鲁国朝政几乎完全为“三桓”所把持。鲁哀公被逼逃到越国，后在复位无望中郁郁而终。而鲁哀公以后的鲁国国君再也没有获得过正位。以上这一现象并不是鲁国一家独有。同样在公元前5世纪，其他一些诸侯国诸如晋、齐、郑、宋等均遇到了相同的麻烦。在一些国家中，某些封建世家已然坐大，互相争斗，僭夺国柄，并随后建立起科层制政府。《春秋》记史的中辍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分崩离析的一个重要标志。

尽管将公元前481年确定为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春秋与战国之间存在的历史差异却不是那一年前后遽然形成的。首先，虽然各诸侯国中豪门世族剧烈的篡权活动大多都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但这些篡权活动所标志的封建体制的瓦解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战国时期的历史所具有的一些主要特征也不是在公元前481年之后才突然出现的。比如，战国时常见的科层制政府、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以及活跃的商业活动等都可以在春秋时期找到渊源。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东周社会的转型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笔者在这里提出关于东周史的三阶段分期说，即将东周历史依次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霸主期（前770—前546年）、转型期（前546—前419年）和全民战争期（前419—前221年）。

第一阶段霸主期（前770—前546年）以西周王朝的崩溃和诸侯国力量的上升为开局。其中某些诸侯国马上就变得野心勃勃，随之而来的是诸侯国之间战争数量的大大增加。在这一阶段，尚未有哪个诸侯国强大到足以将其他所有的国家都消灭掉。因此，虽然势力较强的诸侯国在这一时期大量侵夺邻国的领土，甚至灭了不少实力薄弱的小国，但它们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而在于成为一个能够支配其他国家的霸主。就像周王对待它的属国一样，这些霸主不断在自己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对其他小国的内政（如封建秩序下的君位继承问题）和外交进行干预。故而，霸主体系在某种意义上维续了西周的封建制度。在该阶段，我们可以发现郡县行政体制的兴起、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效率驱动型文化的出现。我们还会发现在军事组织、政府结构以及土地所有制等方面发生的许多由国家主导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为了达到如下两个目的：进行更为有效率的战争和维持本诸侯国国君的权力。

不过，霸主体系之下的诸侯国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内在困难。主要是，虽然在该阶段的早期，一些主要的诸侯国已经开始采用科层制这一国家管理模式，但显然，当时的主导性政治模式依然是封建制度：在当时的大多数国家中，作为国家官员的贵族世卿拥有自己的领地和私家武装。由于贵族世卿的爵位以及相应的权力可以代代相袭，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贵族世家的势力不断增长，最后增长到完全足以控制所在诸侯国的国家政治，从君位继承直到与外国交往等国家大政皆操纵在他们手中。这个问题对那些小国来说并不十分严重，小国的内政在相当程度上由霸主国家控制，其国内的贵族世家在国内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此外，小国人少地狭，没有多少土地可供国内的贵族世家争夺。相应地，一个国家的领土越大，上面所说的这一现象就越严重。特别是对那些通过军事征服获得广袤疆土的霸主国家来说，这一问题最为严峻。在这些霸主国家中，新近吞并的领土一般都分封给了一些世家贵族或军功新贵作为采邑。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做法最终只会对贵族有利。诸侯列国中贵族势力的崛起（史称“二级封建化”）及其带来的封建危机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有着关键性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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