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继《论语》以后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述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轲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全书语言生动，比喻深刻，论证有力，文章气势雄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本书选取了《孟子》的大部分篇章，加以注释，并配有现代汉语的译文。笔者参考了赵岐、朱熹、焦循、杨伯峻等人的解释，注释力求简要明了，译文则力求贴近原文，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孟子》读本。本书由潘新国、余文军校注。

在中国，“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这位有远见的母亲真是没有白费心思，她的儿子孟轲终于在中国历史上久享盛誉，与儒学始祖孔子一道被称为“孔孟”，孟子本人也被尊为“亚圣。”

《孟子选注》系《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之一。

《孟子》不仅是一部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其文章不仅感情激越、气势磅礴，而且浅近如话、明白晓畅，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孟子选注》中的七篇互相独立，运用了“言近而旨远”的方式，集中表达了孟子的思想主张。本书由潘新国、余文军校注。

前言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下

 公孙丑上

 公孙丑下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下

 离娄上

 离娄下

 万章上

 万章下

 告子上

 告子下

 尽心上

 尽心下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孟子》导感

孟子古代男子的美称，特指有学问者见梁惠王梁惠王，即魏惠王，名罃，谥惠。公元前362年，惠王从旧都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大梁(今河南开封)，故又称梁惠王。王曰：“叟老丈，老者不远千里不远千里，不以千里为远而来，亦句首助词将有以可以利吾国有以利吾国，对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乎？”

孟子对回答曰：“王大王，指惠王何必日言，提及利利益，亦只有仁仁爱义道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大夫，职官名，位在卿之下、士之上曰‘何以利吾家大夫的封地’，士最底层的贵族、庶人庶人，老百姓日‘何以利吾身’，上下交互相征取利，而则国危矣!万乘古时战车一辆之国万乘之国，谓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此时的魏(梁)国即是万乘之国，弑以下杀上，此指臣下杀死君主其君国君者，必一定是千乘之家大夫的封地，借指大夫。千乘之家，谓拥有一千辆战车的大夫；千乘之国千乘之国，谓拥有千辆战车的小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占有千万取千，一万辆中占有一千辆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如果为后义后义，把道义放在私利之后而先利先利，把私利放在道义之先，不夺指夺取国君的产业不餍满足。未有仁指讲仁爱之人而遗遗弃其亲指父母双亲者也，未有义指讲道义之人而后把……在后面其君后其君，怠慢其国君者也。王亦只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水池上旁边，顾注视鸿雁、麋鹿，曰：“贤者贤者，有德之人亦乐喜欢，享受……乐趣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句谓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享受此种乐趣；不贤者不贤者，无德之人虽有此，不乐不乐，谓因无德而致国破家亡，无法享受此种乐趣也。《诗》《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当时士大夫言谈中多引用之云：‘经始经始，计划开始建造灵台灵台，台名，经计划之营营造之。庶民庶民，众多百姓攻努力建造之，不曰不曰，不到几天成建成之。经始勿不要亟着急，庶民子通“滋”，多来子来，来得很多。王在灵囿灵囿，园名，扈鹿唐鹿，母鹿攸所伏隐藏，居住。扈鹿濯濯濯濯，肥胖有光泽貌，白鸟鹤鹤鹤鹤，即“蔷蔼”，羽毛洁白貌。王在灵沼灵沼，灵囿里的池塘，於叹词初充满鱼跃语出《诗经·大雅·灵台》。’文王文王，周文王以民力为建造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称谓其台臼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高兴其指文王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同乐，故能乐享受乐趣也。《汤誓》《尚书》篇名，记载商汤伐桀时的誓师之词曰： 时此，这曰太阳，借指夏桀害同“曷”，何时丧丧亡，消失，予我及与女汝，你偕同亡消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独乐，独自享乐哉?”

梁惠王曰：“寡人寡人，寡德之人，诸侯自称之于国也，尽心尽心，费尽心力焉耳矣焉、耳、矣，并句末语助词。河内河内，战国时指黄河以北地区，属魏地凶饥荒，则移迁其民于河东河东，黄河以东地区，亦属魏地，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如此。察考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用心，谓替百姓打算者。邻国之民不加更加少加少，减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加多，增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喜欢战，请表敬副词以战喻以战喻，拿战争打此方。填象声词然鼓击鼓之，兵兵器刃既接接触，弃甲衣甲曳拖，拉兵兵器而走逃跑，或有的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五十步，谓后退五十步者笑嘲笑百步百步，谓后退百步者，则何如?”

曰(魏王)答道：“不可!直只，不过不未到百步耳，是此亦走逃跑也。”

曰(孟子)道：“王如知此，则无通“毋”，不要望指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违背，违夺农时农时，谓农忙之时。句谓不在农忙时征用民力，使其延误收种之时，谷五谷不可胜尽食不可胜食，即吃不完也；数细，密罟鱼网。数罟，网眼小的鱼网不入湾深，大池池塘，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斧子的一种以时以时，按一定的时间规定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此使民养生养生，孝养父母于其生时丧哀葬死者的礼仪死丧死，渭父母死时哀葬之礼无憾遗憾，不满意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治天下之法。王道，以仁义治天下之始也。

“五亩之宅宅园，树种植之以桑，五十者五十者，五十岁以上之人可以衣穿帛丝织物的总称，此指丝织的衣服矣；鸡豚小猪狗彘猪之畜畜养，无失违误其时指孕育生养之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违误其时耕种之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饥荒矣。谨慎重，重视庠学校序地方办的学校。庠序，乡学之教，申重复，一再之以孝孝顺父母悌敬爱兄长之义，颁同“斑”白颁白，须发花白者不负背负物品戴头顶物品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黎民，众百姓不饥不寒，然这样，如此而却不王统治天下。不王，谓不能以仁义统治天下者，未之有未之有，未有之也。P1-3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逐渐走向衰落，“尊王”旧制逐渐淡出，各诸侯国遂蜂起争霸。面对群雄鏖兵、纷纭复杂的状况，众多思想家纷纷推出自己的政治学说，试图借以解决国家的权力与统治等重大问题。

与庄子生话年代(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相当的孟子，作为战国时代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也仆仆奔驰于道途，往来诸侯国间，希图得诸侯国君主的任用，推行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集中与维护统治者的权力与统治。

春秋战国时期的权力与统治问题，主要表现在诸侯国与诸侯国(包括周王室)之间的关系、诸侯国君主的地位、统治者与“民”的关系等方面。《孟子》以其语录体、对话式文字、就上述几方面构筑了自己的学说体系。

首先，战国时期，周王室的权力已名存实亡，整个社会已不是一个周王室统率众多诸侯国的一主多从局面，而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平等争霸，要么被统一，要么统一天下这样的状况。孟子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作出了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抉择。他摈弃了孔子“尊王”、“克己复礼”为周王室“正名”的思想。尽管他未明确提出“霸道”，但从“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这些话的语气中可见个中消息——表面的王道，实际的霸道。孟子基本承认了管仲的助齐称霸，认为只要战胜别国，就可以成为各诸侯国的“共主”，取周王室而代之。而“仁政”就是他所推行的战胜别的诸侯国的致胜法宝。

在孟子的学说中，“民”的地位较孔子时代有了明显提高。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认为民众的反应是考察所任用者贤愚的标准，“国人皆日贤，然而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日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这是春秋时期“天听自我民听”这种思想的具体化。孟子对“民”的地位的认识，得之于对“国人暴动”及众多“民溃”记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历史文献相关内容的升华。

孟子学说中的君主，其君位的稳固性已大不如前。孔子时代，主张“正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法，如果臣下杀死了君主，则用专门语词“弑”载于史书，要受礼法的制裁，因而君主的权威与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孟子则认为：如果君主无仁无义，则是仁义的贼害者，是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是无所谓“弑”君的。孟子更从君臣关系角度重新确定了君主的地位。他认为一国之君，负有治理、四境的责任，如果有大过而又不听从谏劝，贵戚之卿可以废君另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入；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天命无常，君位已不是那么永久不可动摇的了。

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行政统治的关键。如何解决君与民的关系，正是战国时期各思想家所必须面对的。基于对“民”的地位的认识，孟子用“仁政”来协调、解决作为统治施行者的“君”与作为受事者的“民”之间的关系。那么如何实行“仁政”呢?也即怎么做才算是“仁政”呢?孔子时代，“仁”的要求主要指向民、人，君位相当稳固，只要对民人小施恩利即可，而民人则要受一系列礼法、纲常的约束。孟子的“仁政”，则直指君主，要求君主“制民之产”，使民人有恒产，进而有恒心，这是使民“向善”的保证。要求君主为民父母，保民而王……

“仁政”的提出，基于对“民”的地位的认识，更有其一定的哲学基础。这就是孟子提出来的“性善”学说。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都具有最基本的道德品质的萌芽，都有向善的本性，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这“四端”发展起来，则可成为“仁、义、礼、智”四德。君主应坚信民人都具有这种善性，并把自己固有的恻隐之心发扬出来，扩而充之，推行到行政中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这就是“仁政”了。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古国名，故城在今山东邹县)人。或是因为邹地近于孔圣人之乡，孟母又“断织”、“三迁”，注重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加上孟子拜师受业于儒者r，所以孟子十分自然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学说，以圣人之徒自许，以捍卫先圣之道自任，进而以继承圣人道统自居。与孔子“栖栖皇皇”不遑暇处一样，孟子也曾往来穿梭于诸侯国间，推销自己的“仁政”学说。然而其前景一如孔子的黯淡。孔子因其“尊王”一说一开头就失去了诸侯国君之心，而经过改制的孟子学说虽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但他仍未充分认识当时“强侵弱，众暴寡”的纷争现实，较适合于统一国家和平年代的孟子学说在当时仍显得“迂阔而不能用”(《史记·孟荀列传》)，孟子只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同上)，留待后来君主的“采择”了。

《孟子》在两汉时期已受尊崇。到五代后蜀刻石《十一经》，《孟子》成为其中之一经，开始列入“经书”。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为之集注。到了明清时期，“四书”成为科考八股选题的渊薮，《孟子》的地位变得十分崇高了。《孟子》一出，汉以来注家纷出，特别是两汉、宋、清几个朝代，或训释，或阐述义理，相关著述极多。

今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结合其他所能看到的版本，对《孟子》作了校勘，并作注解。

潘新国 余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