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计有功《唐诗记事》载，唐潞州节度使薛嵩有一侍婢，善弹阮，其手纹隐起如红线，因以红线名之。这就是作品中红线这个人物的原型。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原型，经过作者的匠心经营，竟然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奇女子形象，红线的名字也因此传留至今，可算是“人以文传”了。
作品描写红线以超凡的手段闯过禁卫，夜人内室，盗取宝盒，以此慑服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制止了即将发生的一场战争。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离奇故事，但却反映了唐朝藩镇割据时代的社会心理动向。安史之乱以后，人心思安，可是事与愿违，那时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减弱，集一方军事、民政大权于一身的节度使们，竞起扩大势力范围，自置官属，甚至父死子继，不纳贡赋，不听指挥，俨然一方霸主。藩镇间或互相攻伐，或联合反唐，兵连祸结，弄得民不聊生。朝廷为了安抚安史旧部，特任命其降将为节度使，作品中提到的薛嵩、田承嗣、令狐彰辈都是此类人物。其中薛嵩、令狐彰二人对朝廷采取较为顺从的态度，田承嗣则桀骜不驯，诡谲狡诈，反复无常，直至年逾八旬，犹猖獗之甚。朝廷既力所不逮，便采取羁縻之策，用顺从者牵制不顺从者，作品中的对薛嵩的任命就是这样。而事实上这种策略并未取得什么明显效果。饱受战乱之苦的哀哀蒸民，多么希望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可是军阀们酣战不已，朝廷又无力平熄战火，怎么办呢？最好有一种超现实的威慑力量，不动一刀一枪，对百姓秋毫无犯，却能制止那令人厌倦、令人痛恨的战争。作品中红线这一人物的出现，正代表了百姓心中这种未能明确表达的希望。
红线是一个奇女子，而最引人注目、令人啧啧称奇的莫过于她的盗盒之举所表现出的惊人的高超本领。古来文学作品写奇女子而涉于武事者，有《木兰辞》中的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奇在和男子一样征战沙场，建功立业；又有《李波小妹歌》中的李雍容，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奇在弓马娴熟，武艺十分了得，可与男子媲美。而像红线这样能够飞檐走壁，夜行千里，深入虎穴，来去无踪的神奇本领，任何男子也难以望其项背，实为前此文学作品中所未见。为突出红线本领的超凡出众，作者掉其神来之笔；将盗盒文字写得花团锦簇，摇曳生姿。作品先于薛处虚构盗盒的始末，再于田处实叙盗盒的经过。写她的出行只“倏忽不见”四字，神奇之状令人瞠日。写归来则用一段诗一般的精彩文字，是这样描写的：红线出发之后，薛嵩“背烛危坐”，饮酒以待。“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试问，即红线回矣”。“晓角吟风”写出凌晨军营凄清的氛围。“一叶坠露”又是一个比喻，极写红线动作的轻盈。“惊而试问”则从薛嵩心底写出，作一反衬。红线出发后，薛嵩感到吉凶未卜，忐忑不安，及闻户外有轻微响动，疑是红线归来，而犹不自信，故“试问”之，却果然是红线。这里作者以轻灵之笔描写红线，飘然羽化，若神若仙。如果说以上纯用虚笔，予人以神秘之感，令人神往，那么，以下叙写盗盒经过，却采用实笔，使奇迹般的行动历历若在目前，读者不觉神随其后，屏气息声，替红线捏着一把汗。作者写她的一连串动作是：“到魏郡”“历数门”“及寝所”“发其左扉”“抵其寝帐”“持金盒”“出魏城西门”……文字极简，而予人以“狡捷过猴猿”（曹植《白马篇》）的感觉。在这些动作的间隙中，插入环境与心理描写。写外宅男的鼾声与中军士卒的传呼，森然可怖，以显红线之胆；写帐内种种物事，实为写红线目寻可盗之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偷闲写了红线内心的感慨，透出她的善良的天性；写寝所内侍人的倦姿昏态，以表明红线的从容；写铜台、漳水、晨飚、斜月，为点出地点、时间，以见行动的快捷；最后写红线得手后的心情，交待了她此行的动机。这样一路写来，一笔不苟，红线的一举一动都写得实实在在，虽然神奇，却不像神话那样不可捉摸。如此虚实相映，加上对红线着装的简洁勾勒，将一个翩若惊鸿，矫若游龙，英姿飒爽的奇女子，活灵活现地推向读者面前。她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常人，又是有超常本领的超人。作品更以薛、田二人的吃惊彼此呼应，共同衬托红线盗盒的壮举。前面写薛嵩之惊，是惊喜。薛嵩原本十分担心，唯恐“事若不济，反速其祸”。红线归来，既惊且喜，惊其神异，喜其成功。后面写田承嗣之惊，是惊惧。事情发生在重兵守护之帅府，帅府中之寝所，寝所中之寝帐，寝帐中之床头枕边，金盒竟从这里被盗走，怎么不令他吃惊？由金盒想及自己的头颅，怎不令他恐惧？于是卑辞厚礼向薛嵩致意，一场战祸避免了。就这样虚实的结合，吃惊的呼应，对于盗盒一举，仿佛片片青莲之于映日荷花，衬托出别样的娇艳。
红线，作为一个奇女子，她的“奇”，又不只表现在盗盒手段之高强，还表现在她思想、性格诸方面的五光十色，她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一个单纯的少女，而是十分成熟。她的性格构成也十分复杂。她聪慧。作为一个婢女，她能“通经史”，能在帅府中“掌笺表”；她明晓音律，不但“善弹阮”，还能从鼓声中听出击鼓人的心绪；她善解人意，见微知著，能够从薛嵩的生活变化中看出他的心事，甚至能判断出他的意向所指；她有主见，知道如何制服强敌，并预见到它的效果。在她的行为动机中，又融汇着纷繁的政治、伦理观念。首先她承认朝廷的正统地位，主动维护朝廷的权威，和儒家一样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对“乱臣贼子”则深恶痛绝。她反对互相攻伐，为了“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挺身而出，蹈死不顾，令人想起墨子“非攻”之说和“止楚攻宋”的壮举。而她“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解人困厄，又有游侠之风。总之，她身为婢女，却是深明大义，以天下为己任。至于她头脑中之所以有各种思想的影响，自然与她“通经史”有关。其次，她有感恩图报的观念。她虽是一个婢女，却在薛府中“身厌绮罗，口穷甘鲜”，尤其是薛嵩让她“掌笺表”，“号日内记室”，可以说对她有知遇之恩。她像春秋战国时的士一样，“感知酬德”，愿为知己者死。但她和那些士又毕竟不同。孟尝君养士三千，即使鸡鸣狗盗之徒，也是座上客，主人要待之以礼。红线则是薛府的家生婢，一出生就是奴隶，是“贱品”，尽管“宠待有加”，她也不过是薛嵩夜晚散步时可以随侍的贴身宠婢。所以她的“感恩图报”中有“义仆”的味道。在她的行为动机中还有一种赎罪的迷信成分。据她说，她前生本是男子，因行医误杀三人，今生被罚为女子，盗盒是为了做一件善事，以赎前愆，俾能还其男子之身。其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为封建社会所固有；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则来自佛教。唐代佛教盛行，赴经筵成为时尚，加上命相之术广为流传，三姑六婆走家串户，红线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最后，红线的辞去，有似于古代士大夫所称颂的“功成身退”。她想“遁迹尘中，栖心物外”，不是很像范蠡之泛舟五湖吗？她还要修心炼气，以求长生，则是追踪仙人王子乔，属于道教的范畴了。P11－14
历代的藏书家、版本学家、小说史家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小说是一座无比丰富、辉煌、瑰丽的艺术宝库，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最优秀、最珍贵的部分之一。在古代小说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短篇小说，无论是文言短篇小说还是白话短篇小说，都曾经为我国民族传统小说艺术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从上述情况出发，我们决定编写这套《名家赏析历代短篇小说系列》，其目的即在于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古代短篇小说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诜本。——吕智敏
我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自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风行于世，至其作为一种古典美学艺术模式的终结，将近有两千年的历史。这期间，诞生了多少小说作品已经无从详细考证，即便是那些得以流传下来的，恐怕也难以计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来了。历代的藏书家、版本学家、小说史家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小说是一座无比丰富、辉煌、瑰丽的艺术宝库，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最优秀、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面对这座宝库中的奇珍异宝，历数着《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这些传世家珍，每一个华夏子孙都会从内心深处升起一股民族自豪感。古典文学修养稍高一些的朋友，或许还会津津乐道于《封神演义》《金瓶梅》《镜花缘》《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等等名著，从中了解我们民族古代社会的历史风貌和祖先们的生活与悲欢，接受着民族传统文化与美学风范的濡染熏陶。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如下一个事实——在我国古代小说中，那些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般都是些长篇巨帙；而对于规模较小的短篇，除了“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等少数集子和篇什外，能够为一般读者所熟知或广泛涉猎的则为数不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皆以诗歌散文为文学正宗，认为小说只不过是“小道”，是“史之余”，而短篇则更被视为集“街谈巷语”之“短书”，故此在刊行传播上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则由于古代小说卷帙浩繁，不但专门辑录短篇小说的集子浩如烟海，而且还有许多篇什散见于各种笔记、野史、杂事集之中，这就给一般读者的阅读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其实，短篇小说在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起过异常重要的作用。在先秦两汉时期，小说尚属“刍荛狂夫之议”而“君子弗为”的民间文学。适合于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需要，其形式上自然只能是“短书”。至魏晋的志怪、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小说基本上是沿着孔子所谓的“小道”，即围绕着远离治国平天下大旨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修身理家”等生活小事而进行创作的。即使是讲历史故事的小说，也只写那些传闻逸事，只能是“与正史参行”的“史之余”。故此，小说形式依然还是短篇。直至明代，随着小说反映社会生活面的不断扩展与小说自身在艺术上的愈益发展成熟，章回小说问世了。明代的有些章回小说，虽已开始分回，但就其篇幅而言，尚介于短篇与中篇之间，如《鸳鸯针》《鼓掌绝尘》等皆是，只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才代表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正式诞生。而在长篇章回小说盛行发展直至其高峰时期，短篇小说依旧长盛不衰。可见，在古代小说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短篇小说，无论是文言短篇小说还是白话短篇小说，都曾经为我国民族传统小说艺术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从上述情况出发，我们决定编写这套丛书，其目的即在于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古代短篇小说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选本。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我们还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对每篇作品作了注释与鉴赏评析，对文言作品还作了翻译。
我国古代小说起于周秦，汉魏六朝时期文人的参与创作使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出现了第一次繁荣。然而，这一时期的小说尚处于童年时期，各方面还都很不成熟，虽有干宝《搜神记》和刘义庆《世说新语》等优秀的志怪、志人小说，但它们也都如鲁迅所说，是一些“粗陈梗概”之作。直至唐代，由于社会的安定、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的题材与内容也大大丰富和扩展了，六朝的志怪已与当时生气勃勃的现实生活产生了相当的距离。于是，以反映人世现实生活为主的传奇小说便应运而生了。唐传奇已经从粗陈梗概的魏晋小说雏形发展为成熟的短篇小说，它已经摆脱和超越了前代小说录闻纪实的史传手法，而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进行艺术虚构，这就是明代文论家胡应麟所说的“尽设幻语”。虚构的介入给古代小说带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唐传奇脱出了平实简古的笔记体，转化为形象生动的故事体。它的情节曲折委婉，结构完整规饬，语言铺排华美，描写细腻传神；最主要的是，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已经成为小说创作的中心。基于上述特点，传奇小说的篇幅也大大加长，再不是“合丛残小语”的“短书”了。至此，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达到了第一个顶峰。此后，作为与文言的传奇相并列的通俗小说又异军突起，发展成以“说话人”的“话本”为基本形式的短篇小说，在唐代主要是变文话本，也有说话话本，至宋代，话本小说就形成了它的鼎盛时期。由于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是城市兴起与工商业繁荣的产物，故此，话本小说从性质上看当属市民文学，又被称作“市人小说”。话本小说的题材广泛，涉及到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为适应说唱艺术和市民接受的需要，它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通俗的口语化的语言，结构形式上分为人话、头回、正话、煞尾等固定模式，这些特点对后世通俗小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清两代，小说创作形成了新的高潮，一度衰落的文言小说至清代又出现了新的繁荣，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传奇体小说和以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笔记体小说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新作，而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则是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始就已如雨后春笋，繁盛之极，题材不断扩展，篇幅也不断增长，终于由短篇而发展成中篇、长篇，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体系——文言、通俗两大体系，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四大体裁的建构已经彻底完成，古代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也已达到了最高的峰巅。
回顾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目的是在说明我们这套丛书，其选目的时间上限为什么定在唐代而不定在小说源起之初，也就是说，人选作品的范围包括自唐代以来直至有清一代的文言、白话短篇小说，至于六朝及以前的粗陈梗概之作，因其只还初具小说雏形，就一概排除在该丛书遴选范围之外了。人选各代作品的比例，也基本依据小说发展史的自然流程及其流传情况，例如宋代传奇与唐代传奇比较，相对衰落，如鲁迅所说：“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故而所选宋代传奇数量就很少。又如，宋元两代话本小说繁荣，然而由于其形式只是说书人说话的底本，不能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故散佚极为严重。后由明人洪□汇辑成《雨窗集》等六个集子，每集各分上下卷，分别收话本小说五篇，合称“六十家小说”，不幸再次散佚。后来根据残本辑成的《清平山堂话本》，就只存有二十六篇话本小说了，而这些幸存之作又有不少被明代著名的小说家冯梦龙辑入“三言”，辑选时又都做了改写与加工，在艺术上较其原本粗糙朴拙的面目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在辑选这套丛书时又采取了去粗取精的优选法，故此，入选的冯梦龙“三言”中的拟话本小说数量，就大大超过了宋元时期的作品。明清两代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人选该丛书的这两个朝代的作品也就多于唐、宋元诸代。这样的遴选原则应该算得上是符合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实际情况的。
我国古代小说的分类方法颇多，按其语言形式，可分为文言小说与白话（通俗）小说；按其体裁，可分为笔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话本体小说和章回体小说；按其题材内容，则分法更多，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提到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公案、谴责等类。后代一些学者对于题材类别的划分基本上是在鲁迅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改动。例如有在此之外又增加世情小说、谐谑小说的；有将神魔、志怪混称为神怪小说的；有将人情、世情同视为专指爱情小说的；又有以言情小说称爱情小说而以人情、世情专指人情世态、伦理道德或家庭题材小说的；有以才子佳人小说专指明清两代爱情婚姻题材小说的；有将讲史小说称作历史小说或史传小说的；有将讽刺小说称为讽喻小说的；有将侠义小说称为武侠小说或与公案小说归于一类的。对于鲁迅所提出的狭邪小说，有称之为青楼小说的，也有直呼为娼妓小说的，等等。小说史研究界至今也没有提出一个公认的统一划分题材类别的标准。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卷帙浩繁。要想编选出一套方便读者阅读鉴赏的丛书，自然应该分类立卷，而分类的最佳方法是按照题材划分。我们的原则是：博采众家之长，既参考文学史上一些分立类别的惯例，沿用一些习用的类别名称，又考虑到尽量适合当代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习惯，例如，考虑到狭邪小说之称很难为今日的一般读者所理解，又兼以这类小说除了写娼妓生活，也常常夹以写优伶艺人生活的题材，所以就将这一类名之为倡优小说，且倡优一词也常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出现。又如，在当代读者心目中，世情一词的涵义已不仅限于专指爱情婚姻，而是涵盖了世风人情的各个方面，所以我们就专辟言情一类辑纳爱情题材作品，而在世情类中则辑纳那些反映世态民风、家庭人伦等题材的作品。再如，讲史小说、历史小说一般都用来指称那些讲说朝代史或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演绎历史变迁的长篇作品，而古代短篇历史题材则往往是记述一些历史人物的生平或佚闻逸事。针对这种特点，该丛书将所选的十篇历史人物题材小说归于“史传小说”类。当然，史传小说在这里的意义，既与秦汉时期的史传文学有一定关联，又不能将其等同起来。它已经完全摆脱了历史散文的结构框架而具备了小说的所有特点。只是在题材上与史传文学相通罢了。这样，该丛书就依照下列十类分作了十卷：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世情小说、言情小说、史传小说、倡优小说、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分类只是为了适应将我国古代短篇小说按不同题材推荐介绍给一般读者的需要，而无意于在学术上提出古代短篇小说分类的一家之言。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浩如烟海，即使按其题材分为十大类，各类中的篇目也是数不胜数，无法尽收，只能择优录取。在把握这“优”的标准时，丛书坚持了以下几条原则：思想内容总体倾向积极健康，艺术水准较高，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具体地说，一是首先考虑传统名篇。对于那些文学史上素有定评、有重大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不朽之作，优先辑选。“文库”中收入的这类优秀佳作不在少数，如唐传奇中的佼佼者《李娃传》《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红线》；宋元话本中脍炙人口的《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错斩崔宁》；“三言”“二拍”等明代拟话本中广为流传的优秀篇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等；还有清代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中的一些佳作，如《胭脂》《画皮》《席方平》等均属传统名篇，我们首先将它们推荐给广大读者。
除了传统名篇，丛书中还收入了一些历代广泛流传的作品，它们并不一定是传统名篇，有些或许还显得有些粗糙，存在某些缺陷，但由于其流传既广且久，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和读者阅读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这一类作品中我们可举出《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的《五鼠闹东京》、辑人《清平山堂话本》的《董永遇仙记》以及收入《青琐高议》的秦醇所著《骊山记》。《五鼠闹东京》文意比较粗拙，然而这一包拯审判五鼠妖怪的故事流传之广几至家喻户晓。明人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清人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或摄人此故事，或对其进行改造，更扩大了这一故事的影响。《董永遇仙记》也属文字简古朴拙的一类，故事流传更广，曾被改编成戏曲、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骊山记》写唐明皇、杨贵妃故事，其中特别细写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微妙关系。作品在结构和表现上都有缺欠，然而它对后代白朴、洪升等同一题材的戏曲创作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宋代传奇中亦属传世之作。其他如宋代佚名的《王魁负心桂英死报》也有上述情况。辑选这些作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充分肯定它们在古代小说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使读者对古代文学史上呈现出的某些题材系列作品现象能够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此外，不少在内容上或艺术上确有突出成就而由于某些原因在历史上未能引起特别重视的优秀之作，如唐代牛僧孺的《杜子春》、明代蔡明的《辽阳海神传》、清代浩歌子的《拾翠》、笔炼阁主人的《选琴瑟》、王韬的《玉儿小传》、毛祥鳞的《孀姝殊遇》、宣鼎的《燕尾儿》等，还有一些国内外新近发现或出版的古代小说作品，如过去仅存写刻本、近年才整理出版的明代讽刺小说集《鸳鸯针》中的作品；国内久佚、据日本佐伯文库藏本整理出版的清代拟话本《照世杯》中的篇什，以及近年于韩国发现的失传已久、堪称“三言”“二拍”姊妹篇的《型世言》中的一些作品，我们都尽量选人丛书，以飨读者。
综上所述，着眼短篇，从唐代开选，按题材分类分册，从多方面、多角度择优辑选精品，这就是本丛书选目的基本原则。
至于丛书中各篇的注释，多寡不一，总的是以有助于读者阅读为准。文言文因附有译文，注释相对少些；古代白话中一些读者能意会的口语、俗语，有的也省略未注。翻译上采取直译还是意译，主要由执笔者定夺，未做统一规定。鉴赏文字的写法更无一定模式，一方面取决于作品本身的特点，一方面取决于执笔个人的鉴赏感受，有的从内容到艺术进行全面把握，有的着重于作者创作意图与客观价值之间关系的分析，有的着重抒写自己阅读的所感所获，或一目之得、一孔之见。具体写法、风格更不尽相同。然而，总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启发引导读者自己去对作品进行鉴赏，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因为，不同的期待视野会使不同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产生不同的感受，而文学鉴赏本来就是一种读者个体的审美活动。
编选一套大规模的古代短篇小说鉴赏丛书，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工程。由于本人的才学和各种客观条件所限，在编撰中还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特别是在选目方面定有不少疏漏和不当之处。诚恳地期望能够得到海内外专家们的赐正与教诲，也真心地期待着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吕智敏
2014年5月
《十大侠义小说》是由北京市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吕智敏历时几年编纂整理的一套名家赏析历代短篇小说文库中的一本。全书共精选了历代侠义小说中的经典十篇，分别是《红线》《聂隐传》《虬髯客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明》《轻财色真强盗说法出生死大义侠传心明》《红玉》《燕尾儿清》《女侠》，全书为了便于阅读，或加注释，或加翻译。属于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
吕智敏编著的《十大侠义小说》精选了历代侠义小说中的经典十篇。我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自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风行于世。至其作为一种古典美学艺术模式的终结，将近有两千年的历史。历代的藏书家、版本学家、小说史家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小说是一座无比丰富、辉煌、瑰丽的艺术宝库，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最优秀、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