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中国画100》由学者林木主编，范美俊、杨冬、李颖著，共分为3册，分别为《最美人物画100幅》《最美山水画100幅》《最美花鸟画100幅》。中国以其传统的文化特点形成了她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一一中国画，其中分为花鸟、山水、人物三大画科。本套书正是依照历史时代，以具有中国美术史代表意义的角度，从山水，花鸟，人物三个画科中选择最重要的代表性画家和代表性作品，对画家本人和作品，做深入浅出的介绍。所以无论山水、花鸟或者人物画，都极具欣赏性，加之对每幅作品的作者和作品本身的特点，都有深入浅出的介绍，所以又具有知识性和学术性。
   这套书每个门类选取的100幅经典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一部既具欣赏性，又具知识性，图文并茂的简明中国绘画分类史。

林木，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四川大学教授，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

《最美花鸟画100幅》：

应物象形 丹青妙境

墨韵华章 境生象外

文院消长 工丽狂纵

笔墨为上 造物在我

《最美人物画100幅》：

飘逸隽永 教化人伦

张扬豪迈 丰美绮丽

承前继后 工意各擅

风雅清丽 世俗情怀

探古开今 山林雅韵

院格再铸 画意随心

西风微习 寓情感思

《最美山水画100幅》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对花鸟的审美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图腾观念和自然意识，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在彩陶、骨雕上刻画花鸟的形象，如河南临汝仰韶文化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等。早期的花鸟画以“应物象形”为要旨，追求精确再现花鸟的生动情态而体现自然之美。

对花鸟自身情态和自然之美的审美追求在两宋发展到了高峰，并首先表现在对“写实”“图真”的要求上。宋代花鸟画除了对写实的要求外，还要“明周物理”“得其情尽其性”，这就要求画家对花鸟的自然性情有深刻的洞察，达到形与神、情与理的结合。北宋画家崔白善于将花鸟置于自然环境之中，特别是秋冬季节野外的环境中进行表现，如《双喜图》《寒雀图》；李安忠、李迪的“捉勒”题材的绘画将大自然中的弱肉强食表现得惊心动魄，如李迪的《枫鹰窥雉图》。这些作品中的花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充溢着生命的力量。而相对于这种带有叙事性、情节性的花鸟画，两宋还有一类对环境和背景不加描写而专注表现花鸟本身的形态表现，作品以折枝小幅为主，画面取花卉树木的一枝或几枝，配以飞鸟草虫，这些作品多构思巧妙、含蓄简约、刻画入微，又加入作者主观情思，令人赏心悦目而回味无穷，如林椿的《葡萄草虫图》《果熟来禽图》等。当然，在中国古代艺术“缘情言志”的大传统下，花鸟画除了体现自然之美，也同样体现出伦理之美和人格之美。花鸟不仅是审美的对象，也是人类认识和实践的载体。“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在原始社会图腾观念残留的影响下，花鸟自古便在人们心目中对应着特定的情感。

隐喻性和象征性在花鸟画中表现为以花鸟为祥瑞、以花鸟比德、以花鸟抒怀、以花鸟自况等，前两者多见于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以伦理之美为表现重点；后两者则多见于文大绘画，以人格之美为表现重点。

祥瑞题材多见于宫廷绘画，如宋徽宗赵佶所作《瑞鹤图》，构图平稳，一派祥和，物象之美与伦理之美融合为一，浑然天成。署名赵估的作品《芙蓉锦鸡图》则以诗句点题，以“比德”的方式将锦鸡作为儒家仁义道德的象征。还有一些花鸟画以特定意义的物象或谐音表达吉祥的寓意，如北宋佚名《白头丛竹图》、明代朱端的《寿桃图轴》象征长寿吉祥；明初边景昭的《三友百禽图》《春花三喜图》《百喜图》寓意吉祥喜庆，作《栗喜图》寓意“立即报喜”，都是典型的例子。明代前期的吕纪甚至利用花鸟画的象征性向皇帝进谏，如绘制《三鸶图轴》，寓“三鸶（思）成行”之意，劝诫帝王言行需“慎”，得到明孝宗“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焉”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