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邺（1935—  ），湖北红安人，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在物理学史、科学家传记和科普读物方面著译颇丰，著有《爱因斯坦传》、《玻尔传》、《费曼传》、《霍金传》、《窥探上帝的秘密——量子史话》、《物理学之美》等，译有《居里夫人传》、《原子舞者——费米传》、《夸克与美洲豹》等，主编《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等。

《杨振宁传（最新增订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二十世纪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杨振宁先生的传记。由物理学教授杨建邺先生撰写，杨振宁先生审定认可，是有关杨振宁先生最厚实、最全面、最专业的一部传记，问世以来广受好评。本书生动详细地记录了杨振宁先生的家世背景、学术生涯、科学成就、社会活动以及个人生活，以翔实的史料收集、扎实的物理论述和踏实的写作态度见长，是了解一代科学巨擘杨振宁先生的人生历程、科学成就、思想轨迹、家国情怀的扛鼎之作。 

回首天外，脚踏实地（代序） 陈方正 / 1

第一章 幸福的少年时代（1922—1938）

一、出生的年代 / 4

二、在父亲留美的日子里 / 8

三、父亲归来 / 13

四、世外桃源和“似有异禀” / 23

五、战乱中的奔波 / 41

第二章 西南联合大学（1938—1945）

一、战火中的西南联大 / 49

二、大学生活 / 59

三、获得学士学位 / 81

四、研究生院 / 91

五、远渡重洋 / 104

第三章 芝加哥大学（1945—1949）

一、寻找费米 / 107

二、来到芝加哥大学 / 115

三、特勒的建议和获得博士学位 / 127

四、“我是很幸运的” / 133

第四章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1949—1966）

一、来到高等研究所 / 141

二、海外姻缘 / 153

三、规范场理论 / 163

四、宇称守恒定律的破灭 / 195

五、美好的合作与最终分手 / 242

六、物理学之美 / 274

第五章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1966—1999）

一、跳出象牙塔 / 298

二、更广阔的天地 / 305

三、统计力学中的辉煌 / 330

四、杨振宁与现代数学 / 348

五、另一个研究领域——物理学史 / 360

六、退休 / 376

七、香港中文大学 / 381

第六章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1999— ）

一、落叶归根 / 395

二、上帝的礼物 / 411

【附录】我的一些记忆 / 426

三、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 431

四、冷原子研究 / 449

五、谈治学之道 / 460

第七章 “有生应感国恩宏”

一、与祖国的联系 / 472

二、痛苦的决定 / 481

三、1971年的壮举 / 489

四、致力中国科学的发展 / 513

五、亲情和师情 / 532

六、与邓稼先的永恒友谊 / 547

参考书目 / 557

索 引 / 564

第一版后记 / 581

增订版后记 / 585

最新增订版后记 / 587

幸福的少年时代（节选）

清华大学校园里有一所职工子弟学校，在清华园当时的校门（现在称为“二校门”）西边，叫成志学校。杨振宁在这儿读了四年小学。杨振宁在回忆中说：

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 年起我在这儿读了四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A”出发，沿着相片……上依稀可辨的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爬过一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B”），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20 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走的路是……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即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桥（“D”）。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拉拉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第三条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在“C”附近）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杨振宁的回忆，也许会使我们想起也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所写的《荷塘月色》一文，因为二者竟有许多相似之处。朱自清写道：“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杨武之可能会像朱自清一样独自享受这“无边的荷香月色”，但年龄尚小的杨振宁恐怕暂时还无法享用，对他最具吸引力的恐怕是与儿时的朋友一起捕蝴蝶、看蚂蚁搬家、滑冰和骑自行车冲木板桥，等等。他的朋友多是当时清华大学教授的儿子，如数学家熊庆来的儿子熊秉明，数学家郑桐荪的儿子郑师拙、郑志清等。杨振宁除了学习成绩优秀以外，在玩上也自有一套主张，充满了冒险精神，很有刺激性，让一群孩子十分佩服。他当时的外号叫“杨大头”，也是这帮孩子的头。

骑自行车是杨振宁的拿手好戏，平地上骑不算功夫，要在危险的狭窄木板桥上冲过去，那才叫真本事，那才叫过瘾。他和一帮朋友最过瘾的是从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车从一座没有栏杆只有两块木板搭成的小桥上呼啸而过。那种刺激，那种冒险，那种准确的判断，那种机敏的技术，让杨振宁得到一种巨大的精神享受！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感到后怕，觉得那是一桩极其危险的事情。

冲坡冲多了也觉得乏味，于是杨振宁又常常耍出新花样。那时，清华大学生物系有几排大金鱼缸，每隔一定的时候，这些鱼缸会搬走进行清理，这时一帮孩子就会乘这个难得的机会苦练自行车的本领。在每两排鱼缸之间有一条砖砌的小沟，大约有两寸深，六七寸宽。他们就沿着沟骑车。这种骑法需要有极好的技术，车子不能弯行，弯了就会跌倒。杨振宁的车技超群，每一次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驶过小沟。他还觉得不过瘾，又玩出一个花样：让只有四岁的杨振平坐在把手和座位之间，然后沿小沟行驶。有一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杨振宁带着弟弟行驶在小沟中时，车子忽然倾斜倒下，两人都从车上摔下来，杨振平摔得不轻，左额头撞到沟的边缘上，撞开了一个口子。杨振宁这下可吓坏了，连忙把弟弟带到医院，找到医生止血清理伤口，然后把弟弟带回家，还专门给弟弟金钱酥吃，哄弟弟不要告诉爸爸和妈妈。但这种事如何能瞒得过大人呢？杨振平说：“那次大哥好像挨了一顿骂。”

除了会玩，杨振宁的学习成绩绝对地好，而且在清华园里已经小有名气。学习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1933 年秋，杨振宁考上了崇德学校。崇德学校在城里西单绒线胡同，是一所教学质量享有盛誉的教会中学，从初一到高三，共有6 个班，每个班只招50 名学生，全校共有学生300 多名，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是住读。杨振宁的家离学校比较远，因此是住读，每周周末才能回家一次。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所学校改名为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

在崇德学校，杨振宁受到了良好的中学教育，他不仅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且在国语和英语方面也得到良好的训练。杨武之是一位颇有人文精神的教授，对于教育儿子很有心得。杨振宁对此曾深有感触地说：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 H. Hardy 和E. M. Wright 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 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对于杨振宁能够背诵《孟子》全文，后来与杨振宁同时考进西南联大外语系的许渊冲赞叹地说：“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努力。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如果做得尽善尽美，那就是成功。杨振宁在初中的两个暑假里，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丁则良学上古的历史知识和《孟子》，结果他全部《孟子》都背得出来。这不是尽善尽美吗？而我的历史知识却是听乡下大伯讲《三国》、自己看《说唐》等书得来的；至于《孟子》，我只会背开头一句：‘孟子见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是学文的，他是学理的，这样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么大了。”

除了上课和完成作业以外，杨振宁最喜欢做的事是到中学图书馆看书和借书。图书馆对杨振宁的成长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此，杨振宁在1995 年对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们做“关于治学之道”的演讲时曾特意讲道：

崇德中学对我比较有影响的是图书馆里的书籍。譬如，当时有一本杂志，叫《中学生》，每个月厚厚一本，我每期都看。从文学、历史、社会到自然科学，都有些文章。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篇文章，讲排列与组合。我第一次接触到排列与组合这个概念，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另外，1925—1927 年是20 世纪物理学发生革命性变革时期，产生了量子力学，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智慧革命之一。……当时，有一些物理学家写了一些科普书，国内有人翻译成中文，我从图书馆里借来，这些书给了我很大的营养，尽管有些内容，我不能完全理解，但对我很有帮助。我对其中所描述的科学上新的发展，许多奇妙的几乎是不可信的知识，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对于我以后学物理，不是没有帮助的。

杨振宁在学习上优秀的表现，尤其是数学上表现的异禀，杨武之早有察觉。当时数学系的助教陈省身（1911—2004）经常到杨武之家里做客，他在回忆中写道：“杨武之教授经常提及作为小学生振宁的聪慧，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武之对朋友谈起杨振宁时常常高兴和赞赏地说：“1928 年我回国时，振宁六岁，在厦门和在清华园，我已感到他很聪明，领悟能力很强，能举一反三，能推理，还善于观察，他的表达能力也不错，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时，参加演讲比赛，得过两个银盾，他的演讲稿是他自己准备的。”

1935 年在柏林访问时，杨武之在杨振宁的一张照片上亲笔写下了一句话：“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瓌”。据杨振宁说，这张照片是因为远在柏林的父亲挂念儿女，特别让家里寄到柏林的。这句话中的“伯瓌”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字。杨武之还给振平、振汉和振玉分别取字为：仲琪、叔勇和稚温。

对于“伯瓌”两字，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任教的童元方教授解释说：“‘瓌’这个字通‘瑰奇’的‘瑰’，多出现在赋里面。比如曹子建的《洛神赋》有‘瓌姿艳逸，仪静体闲’的句子。从外在看是美丰仪，从内在看自然是异禀了。《晋书》上记阮籍，就说他是‘容貌瓌杰，志气宏放’。‘伯’是长子，杨武之在端详十二岁时的长子的相片，越看越心有所动，而‘欲字以伯瓌’，其期许多深啊！”

但杨武之并没有拔苗助长，而是全面加强振宁的素质教育。

杨武之这种“慢慢来，不要着急”的教育思想，以及重视人文科学教育的理念，正是杨振宁身心得到全面健康发展的基础；他日后辉煌的科学成就和高尚的人格与其父的正确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0 年，杨振宁还以自己这一亲身的经历，给一位马来西亚华人学者罗先生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事情起因于这年秋天杨振宁收到罗先生的信，说他的儿子罗章雄非常聪明，12 岁已经高中毕业，是一位天才少年。他希望把12 岁的孩子送到大学去深造。

杨振宁接到这封信以后想了很多，聪明的孩子到底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想到自己幸福的少年，也想到了世界著名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不幸的生活。于是他给罗章雄的父亲回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罗先生：

我收到您9 月20 日的信函。

我期望章雄能成功地进入NU。然而，我强烈地感到，如果他不能进入的话，您不应该认为那是件坏事。

既然这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想展开我的看法。章雄现在非常年轻，没有理由去着急。我在新加坡和您谈论过关于Norbert Wiener的经历。请阅读他的自传《曾经是神童》。Wiener 曾经是个聪明的儿童，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父亲曾经给他施加压力，结果如何呢？即使他60 岁时还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Wiener 的思想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他虽然是一位才智超人、出类拔萃的数学家，但是在有些思想行为方面却很不成熟，就如同一个孩子。他在自传里深深地显示出对他父亲强烈的愤恨。

在自传里，Wiener 还讲述了一些与他一起在哈佛大学的聪明孩子并描写了他们以后发生的故事。他们以后几乎每个人都有非常不幸福的生活，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

也许我可以告诉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新加坡见到章雄以后，回想起我的童年。我念数学的时候还是在小学。我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他意识到我在这个学科里是有天赋的。在我12 岁的时候，如果他教我演算的话，我确信我会学得很好并且喜爱它。但是，我父亲没有对我向这方面施加压力。在我11 岁和12 岁时的暑假，他从大学里请了一位历史系的大学生来给我补习中国古文——《孟子》。他晓得人的一生是多方面的，他知道他儿子的数学不需要过早地去催促。我深切地感激他的明智。

我要给您的忠告是：让章雄像正常的孩子那样发育成长。每周花一两个小时，经常让他得到一些大学教授的指教。但不要过于急迫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给他施加压力。在他的面前有一个漫长的人生旅途，尤其重要的是，像他这样的年纪，在心理上和学习上要保持全面、均衡的发展。

我还认为，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他的事迹，可能对他的将来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它会引起压力，对他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

罗先生，概括地说，我看不出对章雄急求成才有什么好处，而我看得出拔苗助长是有严重危险的。

您真诚的杨振宁

1990 年10 月30 日

有一天，杨振宁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他被书中所讲的奇妙的宇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所吸引，回家竟对父母亲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那时，杨振宁12 岁，上初中才一年左右。杨武之听了这话也没放在心上，只当作少不更事的儿子一时聊发少年狂的妄语罢了。哪知23 年之后，一句妄语竟成了事实！每思及此，杨武之不免感到浩渺宇宙中世事之微妙。

杨振宁的“异禀”，在清华园里流传很广，人们常常用“杨武之之子”来教育、鼓励自己的儿女；后来，连相邻的燕京大学的家长们都知道了杨振宁的聪慧和懂事。与杨武之在芝加哥大学同过学的物理学家谢玉铭（1893—1986）教授当时任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他常常跟自己的儿女提到杨振宁。谢玉铭的女儿谢希德（1921—2000，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在回忆中曾说道：“我和振宁虽然岁数相近，但不上同一个小学和中学，因此我和他在北平并没有见过面。但听父亲说振宁曾随其父到过我家，振宁的聪明好学给父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的弟弟们小时由于贪玩，学习不够认真时，父亲常以‘杨武之之子’的好学精神为典范来教导他们。这是我最早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有关振宁的印象。遗憾的是，1957年振宁和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时，父亲已经在菲律宾，因而我无法和他讨论这个重要的消息，但我深深为父亲看出振宁幼年时非凡天才而感到骄傲。”

杨振宁不是一味嗜书的书呆子，他的精神和智力有全面均衡的发展。他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多次在演讲比赛中获得奖励。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炮轰沈阳的事件，公然武装侵略中国的领土。到1932 年1 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接着，日本又开始向华北发动进攻。1935 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而国民政府依然坚持不抵抗政策，从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慨。12 月9 日，北平六千多名学生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举行罢课、示威和游行活动。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12 月10 日，杨振宁所在的崇德学校学生也集体加入全市学生总罢课的救亡运动中。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悲壮的歌声以及国破家亡的悲剧，给少年杨振宁的心灵上以极大的震撼，他同全国人民一样，悲愤难平。12 月16 日，在中山公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中学生演讲竞赛，杨振宁代表崇德学校参加了比赛，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学生的责任”。

这年寒假后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天，读初三下学期的杨振宁和玩得好的几个伙伴颇为庄重地开了一个会，讨论出版一个小小的刊物《赤子之心》，每周出一期。他们自己组稿，自己也写稿，还亲手抄写、插图，自做封面，自己装订，总之，一切都由这几个13 岁左右的少年亲手去完成。忙活了几个月，到4 月底终于“出版”了第一期。以后还接着出了大约三期。

在崇德学校值得一提的事情还有他与邓稼先（1924—1986）的友谊。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1892—1973）是安徽怀宁人，邓、杨两家是世交。邓以蛰的父亲邓艺荪（1857—1913）在民国元年曾任安徽省教育司司长，在安徽学界颇有声誉。邓以蛰自幼接受父辈的严格教育，苦读诗书。1907年，刚满15 岁的邓以蛰便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一年以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从大学读到研究生院共读了五年。1913 年学成归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4 年6 月25 日，邓稼先在安徽怀宁县白麟坂镇出生。邓稼先前面有两个姐姐，他是长子，当然让邓以蛰十分高兴。在给宝贝儿子取名时，邓以蛰说：“我们的儿子就取名‘稼先’吧！古人说，‘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稼’，就是在田野已经秀穗结实之禾。叫稼先如何？”没等夫人回答，他又补充说：“‘稼先’这个名字内蕴很深，他预示我们的儿子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且早早地秀实和成熟于中华大地，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一粟。”

40 多年以后，邓稼先果然如父亲期盼的那样，成了一株植根于中华大地的秀禾，成为共和国的“两弹元勋”之一。

邓稼先比杨振宁小两岁，也比杨振宁晚两年进崇德学校。邓稼先从小就跟父亲学英语，八九岁时便可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在进入崇德学校后，邓稼先的英语成绩在班里总是最棒的。但是使人料想不到的是，这个哲学家的儿子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而且酷爱数学。后来他在1941 年继杨振宁之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邓稼先除了先天聪明以外，他选择理科道路，恐怕与杨振宁的影响有关。

邓稼先进崇德学校以前，家住城里，所以杨振宁并不认得邓稼先；自从邓稼先进了中学以后，两人开始成了好朋友。杨振宁是老师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天资聪颖，才思敏捷；而邓稼先也聪明过人，但性格较为沉稳，忠实厚道，诚挚可靠，外号“老憨”。两人如果单独在一起闲聊，杨振宁是哥哥，见识比邓稼先广，所以他总是口若悬河，上天文下地理地说起来，邓稼先则敬慕地洗耳恭听。

有一次，杨振宁在他父亲的书架上找到一本介绍牛顿专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通俗读物，它是根据牛顿宏伟的原著，用通俗的语言写成的。《原理》一书初版于1687 年，在1713 年和1725 年牛顿又先后两次对它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在《原理》一书中，牛顿提出了力学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对宏观物体的运动给出了精确的描述，总结了他自己的物理学发现和哲学观点。这本巨著把地面上物体的运动和太阳系内行星的运动统一在相同的物理定律之中，从而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自然科学的大综合、大统一，是自然科学的奠基性巨著，是自然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杨振宁很快就被这本书宏大精致的结构和惊人的综合结论所迷住，便拿出来与邓稼先一起欣赏和阅读。邓稼先毕竟比杨振宁低两年级，因此书中许多地方看起来似懂非懂。但这本书也强烈地吸引了邓稼先，他仍然坚持阅读，并潜心做笔记，后来还把这本书带回家阅读到深夜。

杨振宁的爱好很多，不但功课好，而且还会玩。邓稼先在学校里可以算得上是花样滑冰能手，可是在杨振宁这个“机灵鬼”面前也还是自愧弗如，甘拜下风。但邓稼先也有他的强项：放风筝和抖空竹，抖起空竹来那是出神入化，龙蛇飞动，让人目不暇接，惊叹不止。

杨振宁还酷爱艺术，尤其酷爱音乐。每逢休息时间，他和邓稼先两人就会一起用手摇式留声机听音乐唱片。每逢这时，杨振宁就会对邓稼先讲起音乐的美妙和意义。他说：

音乐是人类最纯洁、最迷人的语言。它可以使你闭着眼睛看到世界。凭借着音符的表现力，高大的山就在身边无言地耸立，湍急的河在你面前生动地流淌，小鸟在鸣啭，草虫在哼叫……总之，你想到的和没想到的，音乐都可以给予你。音乐给予我们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它使得我们的生命变得丰富多彩。

在他们共同听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时候，杨振宁更是激动不已地对邓稼先说：“《英雄交响曲》，是悲壮崇高的声音，是使世人心灵为之震颤的‘心声’，是如雷如电的英雄绝唱。它激励人们萌生自我意识，教你重树做人的尊严。” 

杨振宁还动情地向邓稼先介绍说，这首直接受法国大革命的激励而写的交响曲，开始是为讴歌法国革命的英雄拿破仑·波拿巴而作。那时贝多芬对拿破仑的评价特别高，把他比作罗马最伟大的行政长官。当贝多芬后来知道拿破仑宣布自己为皇帝的消息后，他勃然大怒，抓起桌上写着拿破仑的标题的第一页曲谱，撕成碎片，扔在地上，并将第一页重新写过。于是这部交响曲被献给了代表某种理想及革命精神的英雄，而不是献给某一个人。

接着，两人谈起了崇高的理想和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杨振宁在交谈中还引用了贝多芬的一句箴言：“幸福不是来自外界，你必须动手去创造一切；只有在理想世界中，你才能找到欢乐。”

两个少年，静静地思考着伟人的名言，也思考着自己未来该如何生活和工作。

杨振宁广泛的爱好和对事物的敏感，由他弟弟杨振平回忆中提起的一件事可以体会到。杨振平在回忆中写道：“初中的时候，无聊起来有时翻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本，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多年后我问他为何把王维的《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

李白在《将进酒》中悲愤狂放、豪纵沉着地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通观全诗，诗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流，真是大起大落，笔酣墨饱，气象不凡，非如椽大笔不可为也！

唐朝诗人王维《渭城曲》（又称《送元二使安西》）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诗中写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最有普遍性的离别，没有特殊的背景，只有依依惜别的情谊，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于平淡之中给人丰富复杂的情感冲击。

现在把其中似有关联的两句连在一起，“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让人觉得颇有新意。杨武之也许是觉得有趣、有意思，才把它记下来。杨振宁与父亲的感受和欣赏能力一定有相似之处，故而记在了课本上。由此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杨振宁的爱好和兴趣多有父亲留下的痕迹。

当时，清华大学教师有休假制，教师在休假期间可以到国外研究、访问。1934 年秋到1935 年秋，杨武之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数学一年。杨振宁那时正12 岁，虽然还是一个少年，但他下面已经有三个弟弟妹妹，是大哥了。他不负父亲的重望，在家里颇有大哥的风范。杨振玉后来在回忆中写道：“父亲于1934 年秋休假去德国柏林研究数学一年。大哥每周替母亲写信寄往柏林，报告母亲和弟妹们的一切情形。信上还时常和父亲讨论代数或几何题，可以有多种解法的心得。父亲感到欣慰的是从振宁的信中他能及时得知妻子和孩子们的近况。他更感到振宁聪慧，纯正，数学方面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似有异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