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在中国近代科学史、政治史与文化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他精于科学，长于办事，在我国早年科学事业的组织、管理方面贡献卓越；先后担任煤矿公司总经理、淞沪督办公署总办，做出了很多的实绩；他倡议创办《努力周刊》，积极参与《独立评论》的编辑工作……在他四十九年的生命中，成就了无数事业。作者（胡适）是丁氏的挚友，《丁文江的传记》情文并茂，在追忆中书写历史，相信读后既会感动于丁氏的志业，也会对中国近代史有深入的了解。

丁文江是胡适先生的好友，胡适当年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之说，丁断然不允许胡这样将自己超然世外，拉着胡和其他好友办《努力周刊》和《独立评论》。丁对胡说，不管你做如何的思想改革，文字运动（胡是白话文的发起者与推动者），文艺复兴，但倘是政治是腐败的，则所有这些断然也不能成功。 丁文江因事故逝世后，胡适痛不欲生，决心为他立传。《丁文江的传记》为胡适所写的最长一部传记。可以说是胡适《四十自述》之外，又一部值得称道的优秀传记。

引言

 一 家世和幼年生活

 二 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

 三 他在日本一年多

——计划往英国留学

 四 海上的救星

 五 在英国留学七年(1904一1911)

 六 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

 七 地质科科长

——地质研究所

——北大地质系

 八 民国初年的旅行

——太行山与山西铁矿

——云南与四川

 九 丁在君与徐霞客

 十 地质调查所所长(1916—1921)

 十一 北票煤矿公司(1921一1925)

——《努力周报》(1922—1923)

 十二 “玄学与科学”的论争(1923)

——附论他的宗教信仰

 十三 “大上海”的计划与实施(1926)

 十四 回到地质学来：

——广西的地质调查(1928)

——西南地质调查队(1929—1930)

——北大地质学教授(1931—1934)

 十五 独立评论(1932—1935)

 十六 苏俄的旅行(1933)

——最后三年的政论

 十七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附录

 丁文江遗嘱

 校勘后记

 龙研仙同情革命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四 海上的救星

这三个大胆的青年，一路上“仍是花钱游玩，并不着急”。有一天，在君在船上听人说，蔼丁堡距离伦敦还很远，每人火车费要多少钱。他们估计手里的钱已不够买车票去会见吴稚晖先生了。他们这时候才着急起来了。

他们船上头等舱里有位姓方的福建客人，常常找他们三个人谈话。船到了新加坡，方先生约他们一同上岸去看林文庆先生。林文庆先生请他们吃饭，谈起康有为先生现住槟榔屿，船经过时，他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

到了槟榔屿，他们去拜访康有为先生。康先生见了他们，问了各人的情况，颇表示关切的意思，临别时送了他们十个金镑，还托他们带一封信到伦敦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后来罗昌先生收到他丈人的信之后，也寄了二十镑钱给他们。李祖鸿先生说：“康南海的赠金救济了我们途中的危险。……罗昌君的二十镑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至于所赠的三十镑，我听见在君说，于南海先生逝世之前，他曾偿还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

他们到了伦敦，当夜赶火车北去，到蔼丁堡见着吴稚晖先生，吴先生已给他们预备了住所。他们把他们的志愿和经济实况告诉了吴先生，吴先生替他们计划：他自己同庄文亚到利物浦(Liverpool)去过最刻苦的生活，因为庄家没有钱再接济他了。丁、李两人仍留在蔼丁堡学习英文，因为他们两家也许都还可以勉强筹点钱寄给他们。在三十多年后，祖鸿先生说：

在君和我所以不去[利物浦]，是恐怕那种[最刻苦的]生活不宜读书。若不读书，则不免失去了我们到英国来的目的。在君自己也说：

我是一九。四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地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

——《苏俄旅行记》四，

《独立》第一○七期吴稚晖先生一生宣传“留学”，往往用他自己能忍受的刻苦生活做标准，劝人往外国去留学。丁文江、庄文亚、李祖鸿三个青年“受了这种引诱”，做了吴先生的信徒，冒了大险，跑了出去。他们到了蔼丁堡，才明白“那种生活不宜读书”！吴先生自己陪了一位信徒到利物浦去过苦生活。剩下的两位信徒决心要在比较适宜的生活状态之下求点新学术，他们只好恳求他们家里寄钱来救济了。

五 在英国留学七年

(1904一1911)

关于在君在英国的留学生活，李祖鸿先生写的《留学时代的丁在君》(《独立》第二○八期)有很详细、很动人的纪录。在君自己的《苏俄旅行记》的“楔子”第四段(《独立》第一○七期)，写他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八月路过伦敦时“偷空到我十八岁进中学的乡镇去了一趟”的一个下午，足足写了四千字，真是写得有声有色，细腻亲切，是最有趣味的一篇文字。我现在写他留学英国的七年，全靠这两件资料。

在君自己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我是一九○四年到英国去的。……幸亏[在蔼丁堡]无意中遇见了一位约翰·斯密勒医生。(李文误作“司密士”，又注英文Smith，似应作John Smiller？)他是在陕西传过教的，知道我是穷学生，劝我到乡下去进中学。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鸿同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Spalding)去。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程度很低。我一个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内。我在那里整整地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P20-25

本书的作者胡适先生与传主丁文江先生，都为中国现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人物。

胡适(1892—1961)，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他一生竭力提倡白话文，为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现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丁文江和他的团队短时间内将中国地质学从毫无根底抬升到真正的国际水平，使这门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就获得了世界声誉。除地质学外，丁文江在地理学、古生物学、历史学、教研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也有独特贡献，可谓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丁文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常见的人生历程：出生在家境还算殷实的家庭，开蒙，私塾，留洋，回国报效；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为国家的命运思考，努力地寻找各种使国家强盛的道路。与同时代的民国知识分子相比，丁文江的一生更为复杂而丰富。他做过地质研究所所长、北大的教授，也做过矿务局的经理，更做过军阀孙传芳治下的官员，由于他的学识与能力，使他在这种种岗位上做得都很出色。所以，在朋友的眼中，他既是“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又是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还是精于科学、长于办事的“现代稀有的人物”。可他的一颗报国心与一腔抱负，也并不是时时有发挥的地方。如他满腔热忱地跟孙传芳讲，想在上海办一所军事学校，因他所见的中国军人居然连地图也看不大懂，却只换来孙的两声“哈哈”大笑。这样的挫败后来成了丁文江与朋友们分享的笑料罢了。

丁文江是胡适的好友，胡适当年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之说，丁断然不允许胡这样将自己超然世外，拉着胡和其他好友办了现代史上影响较大的两份刊物：《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丁对胡说，不管你做如何的思想改革，文字运动还是文艺复兴，倘若政治是腐败的，则所有这些断然不能成功。

丁文江壮年因事故逝世后，胡适痛不欲生，决心为他立传。《丁文江的传记》为胡适所写的最长一部传记，可以说是胡适《四十自述》之外，又一部值得称道的优秀传记。

本书此次出版，附加了傅斯年先生写的悼念长文：《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此文突显了丁文江先生不同凡响的一生。

五年前，“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筹备故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刊，这本《丁文江的传记》是我在国外为纪念刊赶写成的。我原来只想写两三万字，不料写成了十万字的一篇长传。材料不完全，特别是在君的日记信札我完全没有得见，是很大的缺陷。我不是学地质学的人，所以我不配评量也不配表彰在君的专门学术，这是更大的缺陷。

民国四十四年(1955)秋天我开始写这本传记，四十五年(1956)三月十二日写完，已在在君逝世二十周年纪念(1956，1月5日)之后了。此传写成整整四年了。我至今还不能弥补这两个大缺陷。

近年颇有人注意传记的文学，所以这本《丁文江的传记》的抽印本也快卖光了。我藉这个重印的机会，仔细校勘一遍。新校出的错误，都在重印本上改正了。

我现在要举出一件错误的考订，因为情节比较复杂，不容易说明白，只好记在这里。问题是这样的：

房兆楹先生和杜联喆女士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的附录一，其中有宣统三年(1911)五月的“游学毕业”的五十七人的题名。五十七人之中，有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都是后来有盛名的地质学者。这五十七人列在“游学毕业进士”的诸录里，应该都是在北京经过“游学毕业”的考试，及格授予进士的了。但我看此五十七人的题名录前面的“五月”两个字，我起了疑心，因为丁文江先生自己记载他一九一一年五月十日到了劳开，五月十二日到了昆明，五月二十九日从昆明出发。他游历了云南、贵州两省，六月二十九日到贵州的镇远，七月六日从镇远坐船，七月十三日到湖南的常德。我先考定他记的是阳历。(《传记》二十页)我指出他的阴历行程如下：

宣统三年五月初二 从昆明出发

同年六月十八 到常德

所以我断定他决不能在宣统三年“五月”在北京应游学考试取得进士。所以我疑心，房兆楹先生附录的“宣统三年五月”的五十七人可能是“学部汇报的国外留学生毕业名单，而被误列为游学毕业进士名录的”。(二十一页)

李济之先生请丁月波先生(文渊)看我的稿本，月波给我加了一条小注，说：

文渊按：家兄回家后小住，就赶去北京应游学毕业考试，大约在阴历八月的时候。(二十一页，注六)这已够证明此录系在此年五月，必有错误了。但月波的小注又说：

地质学者李四光决不在内。房先生于此必有错误。李四光先生在武昌起义以后，曾任教育厅长，以后自请以官费留学英国，习地质。我在一九一九年秋天到了英伦，曾和丁巽甫去访过他。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榜上有名的李四光是否错误？是不是后来有名的地质学者李四光？

丁月波先生的小注是这本传记印成后我才看见的。今年三月，我借出史语所藏的《清实录》里的《宣统政纪》来检查，在卷六十查得：

宣统三年八月丙申(初二日)，命镶蓝旗蒙古都统张德彝，外务部左侍郎胡维德，民政部右侍郎林绍年，都察院副都御

史朱益藩，充考试游学毕业生主试官。又在卷六十二查得：

宣统三年九月庚午(初六日)，验看学部考验游学毕业生，得旨：周家彦……[等十九人]均赏给法政科进士；周诒春著赏给文科进士；沙世杰著赏给医科进士；彭世芳、丁文江、章鸿钊，均著赏给格致科进士；陶昌善、朱继承均著赏给农科进士；王弼、……李四光……[等二十二人]均著赏给工科进士；王廷璋……[等九人]均著赏给商科进士。(此下尚有四百一十四人。赏给各科举人。)这个五十七人的进士榜和房先生附录的五十七人的进士录完全相同。(只法科进士第八人是潘灏芬，房录脱芬字；商科第一人是王廷璋，房录璋作樟。)丁文江确是榜上有名的，他得的是格致科进士，可见他确曾赶到北京应八月初的游学毕业生考试。月波说他“赶去北京应考试，大约在阴历八月的时候”，是不错的。那年有闰六月，他六月十八到常德，换小火轮去长沙，从长沙到汉口，换长江大船到南京，月波和他坐江轮到八苇港，换民船回到泰兴黄桥。他还可以赶到北京去应八月初的考试。进士榜是九月初六日(阳历十月二十七日)发表的，房兆楹先生的附录误记作“五月”，应改作“九月”。

李四光也在榜上，但他得的是工科进士。他先在日本学工科，故考在工科。我在传记里说错了一句话：“地质学者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三人也在此五十七人之内。”这句话引出了月波的小注，“地质学者李四光决不在内。”榜上的李四光此时还不是地质学者，他在留学考试后曾参加武昌的革命政府，但不是“教育厅长”。民国二年由稽勋局官费派他到英国留学，他才专学地质学。月波和我都有小错，房先生在这一点并没有错。房先生原录上明记李四光是工科进士，与《宣统政纪》相符。

《传记》第十三章记载“大上海”的计划与实施，其中略述丁先生在淞沪商埠总办任内收回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的一件大事。我在一二九页有一条附注，说：

我在海外，没有寻得收回会审公堂的一切文件的中文原文。上面引的[收回会审公堂]临时协定条文都是依据英文《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 Book)一九二八年份，页四六五至四七五。因为是我摘译的，不是直引中文原本，故都没有用引号。

现在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替我从《东方杂志》二十三卷二十号(民国十五年十月出版)里抄出《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我在此传记里误称作《收回会审公堂临时协定》)，我附录在后面，作一件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