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称谓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国”？在古老而神秘的青铜器何尊上，最早出现了“中国”二字。这一重器于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计划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其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思是想要建都于天下的中心，在这里统治人民。然而这已经是西周的事情了，其实早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很久远的时间——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区，最早的中国已经开始展开她广袤而悠长的画卷了。“何以中国”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许宏编著的《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时间长线，打开了一个扇面，向大家讲述始于公元前2000年，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砦遗址的崛起等，最后辐辏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横空出世上来，进而解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公元前2000年，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是个便于记忆的数字。

公元前2000年，在所谓的夏王朝前夕，考古发现中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带开始发生一系列事件，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000年——中国文明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许宏所著的这本《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从考古材料入手，从考古学家的角度，解读了从神话到历史的进程，讲述了早期中国的故事。

解题

一 陶寺的兴衰

 陶寺“革命”了

 都城与阴宅的排场

 龙盘、鼍鼓和特磬

 “革命”导致失忆？

 “拿来主义”的硕果

 大邑小国

 小铜器的大问题

 是字吗？什么字？

 寻“夏墟”找到陶寺

 禹都乎？尧都乎？

 衰亡的谜团与意义

二 嵩山的动向

 “地理王国”出中原

 两大集团

 林立的聚落群

 扑朔迷离话城址

 城邑分布有玄机

 危险来自邻人？

 近看大邑王城岗

 “王城”是怎样造出的

 大洪水，传说还是史实

 大禹在哪儿治水？

 “王城”下游有大邑

 大邑瓦店的气派

 方正城池的由来

 “贵族社区”平粮台

 不可小瞧古城寨

 暴力：现象与动因

三 新砦的发轫

 新砦的分量

 众说纷纭话新砦

 困惑与收获

 从围垣到环壕

 铜礼器的讯息

 古书中“挖”出铜鬶

 龙形象，权贵的秘符？

 墨玉璋的来龙去脉

 那年月，有国家吗？

 逐鹿何以在中原

四 大邑二里头

 山北的政治图景

 二里头人从何而来？

 此洛河非彼洛河

 一水冲三都

 “半岛”上的新居民

 都邑大建设

 走向全盛

 持续辉煌与都邑终结

 不堪重负的陶器

 难哉，一刀断夏商

五 中原与中国

 文化大扩张

 二里头国家的“疆域”

 “畿外”的殖民据点？

 长江边的“飞地”

 铜与盐，扩张的动因？

 国家群与“国上之国”

 软实力催生“中国”世界

余论

那年月，有国家吗？

大话“嵩山的动向”，讲了群雄逐鹿的故事，自忖总得有点总结性的话吧。想想，不知道的比知道的要多得多。最想写的，居然还是个问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有国家吗？

这应当是个最基本的问题，但却是充满争议，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作为考古人，我们无法像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那样，能幸运地深入到活生生的人群中去，观察有血有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直观了解他们的社会。我们只能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来探究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文明”了吗？他们生活在“国家”社会吗？

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形而下”的，但却避不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你不甘做一个发掘匠，就得去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成不了思想家也得是个思想者吧。

但是，在没留下文字，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但凡头脑清醒些的学者，都知道“对号入座”贴标签的危险性。说有些研究结论就是在猜谜，属于无从验证的假说，毫不为过。意识到自身研究结论的相对性，本属常识却并非易事，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也不罕见，尤其在我国。

大家可能已注意到，笔者在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中把陶寺称为“国”，倾向于它已是东亚大陆众多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其后的二里头国家，则较其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称之为“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也只是到了那时才出现。这仅是一种看法、一种解读。

有学者把龙山时代或稍早的阶段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认为那时已产生了国家。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的“国”，其实就是一个个小的族邦，大体上相当于人类学上的所谓“酋邦”，还没有进人国家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当然认为二里头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由于研究对象天然的稀缺不足和残损不全，加之学者在相关理论的建构和认知，以及研究方法上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共识，可以预见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话说回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实，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的进程，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正逐步清晰起来，已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事了。

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应邀在北京做学术演讲。在交流互动中，他也被问及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吧。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和立场。

这样的解释你可能不满意，但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这么一码事。

逐鹿何以在中原

“逐鹿中原”一词的含义，已知最早的出处是《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说的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秦汉之际的事。后来成为争夺天下的代名词。“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概念，也不知起于何时，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5000年以前。而如上所述，“逐鹿”行动至少在距今4400年以后约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已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为什么龙山时代的数百年，广袤的中原成了“逐鹿”的战场，并最终催生出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

在国家起源研究领域，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卡内罗（Robert Lonard Carneiro）教授，是冲突论的代表人物之一。1970年，他在《国家起源理论》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限制学说。

P94－96

“何以中国”，本来是拙著《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最后一节的标题。它以设问的形式给了这本小书一个开放式的收束：

深入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环境与文化底蕴，无疑会更全面地澄清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对中国历史的长程观察有助于了解最早的“中国”何以诞生。

“何以中国”，本来是对原因的追问，按说回答也应是思辨性的、哲理性的讨论，但这本小书基本上是在叙述一个过程，讲一个故事——最早的“中国”诞生的故事。显然，仅仅叙述过程，无法圆满回答“何以中国”的追问，但对过程的叙述或许比论理更能迫近答案。这本小书所做的就是这种“迫近”的尝试。

如果说《最早的中国》写的是二里头王都这一个“点”，那么《何以中国》则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故可以认为，它是《最早的中国》的姊妹篇。

自“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以来，中国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历史已近百年。通观上个世纪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国族、王朝的确认为中心。“证经补史”情结与研究取向，基本上贯穿了学术史的始终。

在超脱了“证经补史”的理念和话语系统之后，古史建构仍被考古学者引为己任，这里的“史”开始被看作囊括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大历史。作为兄弟学科的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则更多地可以看作建构这一大的历史框架的途径和手段。解读文字诞生前后“文献不足征”时代的无字地书，进而构建出东亚大陆早期文明史的框架，考古学的作用无可替代，已是不争的事实。考古人参与写史势所必然，但话语系统的转换却并非易事。本书就是这一路向上的一个尝试，试图夹叙夹议地勾画出那个时代的轮廓。

只能勾画一个轮廓，这主要是由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那就是，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则不是它的强项。受这些特性的影响，考古学角度的叙述与文献史学对历史时期的叙述相比肯定是粗线条的。由此，可以理解的是，公元前2000年这一时间点，上下浮动数十乃至上百年都是可能的。这个绝对年代只是一个约数，考古学观察到的与这个年代相关的现象只是考古学和年代学目前的认识。以耶稣诞辰为计数起点的这个时间整数，本不具有太多的历史意义。在本书中，它只是我们探究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一个切入点而已。

话虽如此，它又是一个颇具兴味的切入点。

按古典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也有学者推算夏王朝始年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总之，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公元前2000年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年数。

但文献中的这些记述，却不易与具体的考古学现象相对应。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无法在缺乏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证尧、舜、禹乃至夏王朝的真实存在，确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这些国族或王朝。狭义的王统的话语系统和视角，也不足以涵盖勾勒出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处于“龙山时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依考古学的观察，这段历史还有重新叙述的必要。

但纷乱中又孕育着新的动向。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河以东的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由盛转衰；几乎与此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显然，它的崛起，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一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鉴于此，公元前2000年，是中原文明史乃至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萼的转折点。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教授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中文版序”中指出：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西周国家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在西周当代的史料（Contempomneous Historical Sources）也就是青铜器铭文上建立起来，可以相对较少地受到后代文献史料价值观的困扰。

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把西周金文中的情况搞清楚（哪怕是不能完全搞清楚），这样我们即使使用后世文献才会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如果我们从后世文献譬如说《周礼》这本书出发，我们将搞不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哪些是西周真正的制度，哪些是后世的创造。我想对于重视史料价值的史学研究者来讲，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因此，在西周政府的研究中我是不主张用，至少是不首先用《周礼》的。这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关西周历史的研究真正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与李峰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描述”这段历史的出发点也没有放在后世的文献上。虽然没有甲骨文、金文那样直接的文字材料，但相比之下，不会说话的考古材料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质朴性。我们只要充分地意识到考古学材料和学科手段的局限性，注意过度解释的危险，避开它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考古学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抛却了王城岗究竟是“阳城”还是“羊圈”之类的争执，我们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对中原腹地文化态势和集团动向哪怕是粗线条的勾勒，正是中国考古学在历史建构上的重大贡献。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景观，导致源自后世文献的统一强势的早期“夏王朝”可能被解构，不能不认为是极具震撼力的。要强调的是，整个学科意欲逐渐摆脱“证经补史”的取向，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才能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也只是十几年间的事。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能力和前景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