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研究、著述范围涉及诸多领域，如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以及方术史、思想史、军事史、艺术史和历史地理。

李零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作品：《十二生肖中国年》《波斯笔记》《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中国》《铄古铸今》《万变》《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兰台万卷》《何枝可依》《小字白劳》。

此外他还著有《中国方术考》《花间一壶酒》《入山与出塞》《兵以诈立》《丧家狗》等。

这是一本教材，用以记录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授。
我的课，在注册表上，本来是叫“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出土文献”这个词，学界的用法比较宽，既指古文字研究（包括甲骨文和金文），也指古文书研究（如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还指出土古书的研究（即这里说的“简帛古书”）。比如，中国文物研究所出的《出土文献研究》，就是三种文章都收，和中华书局出的《古文字研究》差不多。而且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也理所当然地把这一概念当他们的世袭领地。至少到目前，一直是这样。
但我的课，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它的讨论范围只是上述三种的最后一种。说起这门课的讲授，我要感谢前不久刚去世的倪其心教授，我们中文系古文献专业的领导。这个教研室分两摊，古文字研究室是一摊，其他从事古文献研究的是另一摊。自1985年，裘锡圭先生调我来北大，有十年多的时间，我一直是在他领导下的古文字研究室工作。1996年，为了躲避是非，我主动提出离开古文字研究室，转到古文献方面来工作。当时，倪先生是教研室的领导，他批准了我的申请，并为我做了新的安排。他的课程规划，其中有一条，是要我开设这门新课，帮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开阔视野，开拓领域。而且他说，这应该是古文献专业的基础课。我们这个专业，包括我们的研究所，虽然有古文字这一摊，但我的同事，绝大多数都是从事传世古书的研究，其他高校的有关专业和研究所也是如此。学科调整时，古文字虽然还在我们专业，但作为学科，却被划归汉语专业，很多人都是把它当语言专业的学问，而不是当历史、文献方面的学问。我们的古文献研究和上面说的出土文献研究，虽然都有“文献”二字，但含义却根本不同，谁也包括不了谁。有时，为了印名片，我的同事会来问我，“古文献”翻成英文应该是什么，这是个麻烦问题，因为英文里的“古书”，就我所知，好像可以有很多译法，册页类，他们叫book；手卷类，他们叫manuscript。此外，还有text、document和literature等许多随上下文可以选择的翻译，好像没有十分贴切的词汇。有趣的是，近年来，我们专业成立基地（在教委开大船的鼓舞下，我们都成了“基地分子”），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其金字招牌，下面的翻译，经教委指定，是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rchives of Peking University，直译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经典和档案中心”，其中还包括档案。所以，为了避免误会，本书要花两讲的篇幅，讲本书的主题和讨论范围，整本书的题目，也改了一下，叫“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材料是“简帛古书”，不是所有古文字，不是文书档案，也不是传世古书；内容则侧重于“学术源流”，不是个别词句的文字考证，不是某种文本的纠谬订错，也不是汉代那样的今古文互校，而是像章学诚所说，属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更关心的是古书承载的学术发展，以及其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古文字学，对我只是工具性的东西。

本书是李零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时的讲稿，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前一半学生上课听讲时使用，后一半大家下课看书时使用。李零先生力求“把道理讲清楚，用材料来摆事实”，并融汇学术界出土文献研究的新成果，力图打通出土古书与传世古书的连接，重新认识并建构起古代知识系统和人们的思想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