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在我的写作里，特别地突出了文体的挑战，它使文体变成显学。由于先天上的与它有隔阂，就更可客观对待。它并不是我写作的主要部分。有时候，它似乎是作为反证存在，反证出什么不是短篇，而什么是中篇和长篇。由于对文体的自觉性，难免会有匠气，那是伤小说之身的。可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字本个字定下的手工活，到底流露的是真性情；集起来这么一堆，也是一堆真岁月。这就又离开了文本的话题，是渡过我三十年写作的一条河。

本书收录了王安忆从1978到1981年这几年里所有的短篇小说，值得细细阅读，也值得久久珍藏。《长恨歌》可谓是王安忆泼洒文字的极致，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而与她的长篇有着显著不同的短篇小说也有另番味道，每个小说每个字都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没有强求，安静从容，是真性情的流露。

自序：论长道短

平原上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黑黑白白

花园坊的规矩变了

小蓓和小其

雨，沙沙沙

这是不是那个……

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

命运

广阔天地的一角

小院琐记

当长笛solo的时候

苦果

新来的教练

幻影

这个鬼团！

今天他十七

信任

晚上

本次列车终点

停车四分钟的地方

墙基

庸常之辈

野菊花，野菊花

分母

朋友

军军民民

金灿灿的落叶

绕公社一周

一九七七年的大学招生开始了。地区教育局在下面设了好几个考场，老魏是负责城郊大李公社中学的考场的。这一带，老魏挺熟的，淮海战役时，他带的一个连就在这儿和黄伯韬交过手。临死挣扎的敌人，是百倍的疯狂。那次战斗，虽已过去将近三十年了，但老魏对其中每个细节都还记得。解放后，他偏偏又转业到这个地区文教局，每次来到这里，他就要重温一次那次的战斗，一想到那次战斗，老魏眼前就会出现一个极年轻的战士，戴着顶油腻腻的、帽檐软不拉塌的军帽，扑眨着眼睛望着他，好像在问：“我们的阵地呢？”

阵地，老魏留心过，找过，他记得阵地前有一条小沟，面对着敌人的工事。而具体的位置却想不起来了，也可能是这地方变得太快，变得太多了，你看，这儿去年还是金黄的麦地，第二年开春便灌上碧清碧清的水，成水田了；今儿这里立起个烟囱，是什么公社农机厂，明儿那边又破土动工，说要挖养鱼塘。反正，老魏找不到当年那块打得翻过个的阵地了。

考试的这天，天不亮，人就从四面八方涌向大李中学考场，有插队知识青年，有回乡的学生，有走来的，有骑自行车来的，不到八点钟，就把几个大教室都坐得满满的了。大门口渐渐没人了，安静了，教室里开始发试卷了。

老魏却发现门口一块石头上坐着个姑娘，浅蓝色的褂子上，惹眼地系着块鲜亮的红围巾，她双手托着腮，在想什么。

“咋不进考场？”老魏朝她走过去问道。

“我不考。”姑娘没抬头。

“那你……”

“他考，我等他。”

“他是谁？”

“他就是他呗。”

“噢，你们是……”

姑娘抬起眼睛，不满地瞅了老魏一眼，好像说，操那么多心干啥？随即又掉过脸，专心致志地“等”起来。

“嘀嘀！”一阵汽车喇叭声，紧接着一阵汽车起动声，公社粮站里驰出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车上载满了鼓鼓的粮袋，驶上公路，往市区方向开去。姑娘直起身子，轻轻地数着：“一、二……十一、十二……四十一、四十二……”

“是大李公社上缴国家的粮吗？”老魏惊讶地说，“乖乖！”

“这有啥。”姑娘说了一句，又恢复了刚才的姿势，手托着腮，出着神。

可老魏很高兴，一个公社，一个秋季能交给国家那么多粮食，怎么不高兴！要知道，为了这，当年和蒋介石争得可是你死我活哪！老魏又想起了他的小鬼。帽子扣到眉毛上，腮帮子在枪托上都挤歪了，眯着眼稳稳地点射，一边嘴里嘟哝着：“一个不喝稀饭了，两个不喝稀饭了。”在敌人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的间歇中，他常常抱着枪，嚼着一根草根，扑眨着眼睛愣神，问他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打垮老蒋了，咱们现在这阵地是干啥的。”这个问题把大伙儿活跃起来了，有人说，在这造大工厂；有人说，这儿长一年几熟的好庄稼；还有的说，要盖几十层的楼房。小家伙一直没吭声，半晌，才慢悠悠地开口了：“你们说的都好，可都不是最好最好的，我说呀……”这时，敌人又开始在空军的掩护下进行了反扑，二十分钟以后，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被压下去了，我们呢，在敌机的扫射中牺牲了三个同志，其中就有那个小鬼。老魏老是在想，当时，小鬼想说什么呢，这阵地上不是工厂，不是丰产田，不是大楼，那是什么“最好最好”的呢？老魏不觉低下头看了那姑娘一眼，而她呢，送几十万斤粮食，似乎很不在她的眼里，她又是要什么呢？……  老魏离开了姑娘，走进教室。

第一个交试卷的是个高个儿，穿大红球衣的小伙子。他一手交上试卷，一手将蓝制服棉袄往肩头一甩，大步流星地走了，老魏看见那姑娘站起身向他迎了上去。哦，这或许就是那个他。

“是报的那个系吗？”

“当然，自动控制系！”

“有把握吗？”

“要过五关呢！”

老魏又抬起头向窗外望瞭望，只见远处火红的两团，越来越远，渐渐融为一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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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在我并不是十分适合的体裁，所以当数点排列，发现竟有一百多篇的积累，就感到意外了，不禁要认真检讨写作短篇的经过和得失。漫漫回想，写作短篇小说大约可划分如此一些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我写作的起步阶段。和很多写作者一样，短篇小说，尤其写儿童的短篇小说，往往是用来做练习，因内容浅近，篇幅轻巧而比较容易掌握。我第一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少年文艺》，六千字数。在第一次写小说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工程，根本顾不上结构、布局，单是要编圆一个故事，就很费周折了。那种三百字一页的格子稿纸，十张三千字，二十张六千字，厚厚的一叠，颇有些份量，相当的成就感了。在写了几篇六千字以内的儿童小说以后，我尝试写作的第一篇所谓成人小说，《雨，沙沙沙》，也是六千字。此时，在六千字内。似乎调停自如：开局，展现，高潮，收蓬，多少有些套路，只是不自知罢了。事实上，这对于我已是个极限，超出这规模，恐怕就不怎么好收拾了。我说《雨，沙沙沙》是成人小说，从文学的角度，小说也许不能分“儿童”与“成人”，但在具体到个人的写作处境中，这个区别还是有意味的。儿童小说中的教育目的不可否认，特别是当我在《儿童时代》杂志社做编辑，去小学校调查、采写、收集意见、组织活动，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尽管小说只是业余的写作，但不可避免地，现实的学校生活提供了针对性的主题，这些主题的范围有限，同时和我的个人经验也有一定的距离，从严格意义上说，在我，儿童小说还不能完全算作小说创作，它们更接近于习作。所以，我自己常常是将《雨，沙沙沙》作为我的处女作，虽然它并没有彰显的成绩，而获得全国性奖项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我则是将其归入前写作阶段。也就是说，我的短篇小说第一阶段，是从《雨，沙沙沙》开始，这也是我整个文学生涯的开端。

对六千字篇幅的突破是不自觉中做出，但要细究，还是有原因的。连续发表小说助长了信心，许多积压着的体验和情感顿时找到了出路，一并涌向小说的叙述。说来也奇怪，在那二十几岁的年龄，远没摸到人生的深浅，可却是经验最丰饶的时期，其实是泥沙俱下，而现在，去芜存精。回过头去看那时的小说，难免汗颜，要留到现在写，决不可能写成那个样子。然而，话说回来．现在也许就不会去写它了。那时候的粗糙，鲁莽，自有一股子活力。饱满极了，漫天漫地，伸手一握，就是一捧土，栽出了青苗，杂芜是杂芜，可是生机盎然。就这样，《雨，沙沙沙》之后不久，一口气写下《苦果》，超出了二万字。这一个短篇，更像是中篇，这时候，直到后来真的开始写中篇的时候，对短篇和中篇的结构，也还没到自觉的认识，多是以字数为区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并不以为体例本身有意味。没有自觉也好，那就是自由，完全不受拘束。心中又激荡着情感，有无限要表达的欲望，一篇没结束，下一篇已经催逼上来。在我写作够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便生出写中篇小说的野心。与其说是中篇的结构吸引我，不如说是篇幅。对于六千字起家的我，标准中篇的五万字是一具庞然大物，而我生性是贪大贪多，就是这种贪欲让我有了耐心。当你面对一个从未对付过的庞大字数时，首先需要的是耐心。在我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时，这耐心就更长一级。在这表面的吸引之下，是不是还潜伏着一种需求，就是寻找更适合我本性的形式，这形式不止在于体量上的大小，更是在于结构，一个要比短篇小说粗笨结实的结构，因我天生缺乏那种灵巧的专属短篇小说的特质。这有待于漫长的时间和实践，渐渐地去发现。其时，我继续由着性子，写一阵子短篇，写一个中篇，写一阵子短篇，再写一个中篇，却也形成节奏，反映出某种规律，就是在短篇写作中积蓄起能量，在中篇里释放，然后，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在这样貌似自然的交替之中，逐渐产生一种下意识的选择，将比较小的材料交给短篇小说处理，规模大的则留给中篇，以至于长篇。像《战士回家》，《老康回来》，《打一电影名字》等等，多是这些所谓“小”的材料。似乎出于暗中的偏袒，我越来越倾斜中篇，某些小材料，我无意间扩张了作中篇，于是，能够给短篇嚼食的，日趋零碎，并且越来越少，终至没有。《鸠鹊一战》是我挂笔短篇之前的最后一篇，说实在，它还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中篇，是因为其中的人物是续中篇小说《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延伸过来，旁开一个故事，人物都有前史。因而也有限制，不便强求，到好就收了。自此，打住，是一九八六年初。还有零星几篇，《阿芳的灯》，《洗澡》，都是因邀稿殷切，不得已才写出，就像是短篇小说的余韵似的，再过一两年，一篇也没有了。这就是我所划分的第一阶段吧。

之后的十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十年里，我只写中篇和长篇。应当说，中长篇的体例是比较适合我的，我自忖长处是耐力，能够在较长时间里控制节奏，匀速前进。想到前面是漫长的篇幅需要去填满，会生出一种富足的心情，很兴奋。相反，短小的，如短篇小说那样的体量，从开头就可看见结束，倒急躁起来，按捺不住性子。短篇小说需要的是一蹴而就的弹跳力，我却没有，我是有些类似工匠，而且不是巧匠，属砌长城那种粗工。一块一块砌砖，越庞大的体量越让我进入竞技状态。这十年的末尾三年。我可说是连续写作两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其间写了中篇《伤心太平洋》，其后则是《我爱比尔》《姊妹们》。事情已经到了不节制的程度，可谓耗资糜费，真有掏空抽干的感觉，于是，刹那间止住。接下来的一整年没写作小说，只作些整理讲稿的文字工作，就像歇地一样，等待能量再次聚集。将息一年，一九九七年，复又开始小说写作，第一篇是短篇小说《蚌埠》。

其时，心情格外安静和从容，没有一丝强求，每一个字都是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看起来，短篇小说总是作写作之始，抱小心谨慎的态度，但这一次和上一次又有所不同。上一次的谨慎多少是举足无措，这一次则有意为之，自觉地节制。从题目看，“蚌埠”应是篇大文章，可事实上，我只写了一万字的篇幅，我将这城市当人，为之画一幅像。第二篇短篇小说是《天仙配》，说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要是放手铺陈开来，可作中篇，但我并没有旁生枝节，而是单纯地叙述完毕，不过，是个长短篇，一万五千字。短篇小说的写作，就此又拉开帷幕，带着一点探寻的表情。我对短篇小说有了敬意，也有了兴味，但不等于说我就对它有办法了，我还是自觉得不及。尤其是看刘庆邦，苏童，迟子建的短篇小说，是什么样的神来之笔啊！更知道自己的不相宜，也就因此，更甚于对它好奇，当然我只能后天努力。我发现短篇小说的题材并不止是“短小”，虽然我在“短小”处摸索了很久，比如《聚沙成塔》，《小东西》，《千人一面》，那都是些边角之类的材料，多少是余兴之作，并非我的本意。直到《喜宴》，《开会》，《招工》一批，我方才隐约摸索到路数，我想，短篇小说的材质应是轻盈，这一回，我是真受到它的吸引，但“轻盈”恰是我匮缺的，先天匮缺的，补也补不上来。我的笨重不时要漏出馅来，比如《酒徒》，直奔二万字，而我坚持这是一个短篇小说，我不是说它“轻盈”，而是这故事的材质有一种“枯瘦”，我不能注水。“枯瘦”能不能算短篇小说的特质之一呢？不知道，只知道“枯瘦”也不是我的特质，我是撞上什么算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自此，我没有中断短篇小说写作。在这连贯的写作中，事情并不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还是想再辟一个阶段。

第三阶段，我以为是从《发廊情话》和《姊妹行》开始的。此阶段，我正视了我在短篇小说上的缺陷，但不是以回避的方式，而是和解，尝试着与短篇小说建立一种两相得宜的关系。这两篇小说我都没有放弃讲述完整的故事，《发廊情话》，我做的是藏匿。将故事限制在固定空间和固定的视角里进行讲述，某部分情节便不得不隐身于未知中，留下揣测的余地。也因此，它更具备诠释的条件，于是，吸引了用功的人们的热情。我私心里却更喜欢《姊妹行》一些，我虽然决定它是短篇小说，但却没有约束自己天性上的拙劲，就是从头道来，所以显现出枝节蔓生的自由自在，篇幅也突破了两万字。迟子建也喜欢《姊妹行》，她说，最后，分田找到水，两人说走就走，看到这一节，她吓一跳，激动起来。这话正说到我心坎上，这个听来的故事搁了有十来年，终于让我决定写成小说，就是因为想像她们俩将婴儿一扔，拔脚就跑的情景，这一情景将两人的面貌描摹出来了。这是不是灵感？不知道，但它大约就属于那种“轻盈”，也大约就是这一笔，让我将故事规定于短篇小说。写作的人，就是这么心有灵犀。《姊妹行》也常常引人发问，为什么不写成中篇小说，我想，它可以写成中篇，但我恰巧将它写成了短篇，一个篇幅较长的短篇。此时，我对篇幅已不那么在意，区别短篇和中篇的，我以为更关键的，是材质。当然，有时候事情确实不那么好分辨，《临淮关》也是骑线，我当它短篇小说写，可是许多选刊将它作中篇选读。我也犹疑着它算不算一个标准的短篇小说，要知道，无论关于写作说出多少道理，临到下笔，多是不自觉，由具体形势所趋。但一些较为明显的错处是清楚的，比如《红光》，其实是一个中篇的结构，因为刻意要写成短篇，难免写得太节约，看起来就枯索了。在此亦可看出一个转向，以往是将小撑大，如今是将大收小，就像手生的匠人做活，会糟蹋材料。上乘的手艺人，从料就看得出是个什么活。爱斯基摩人说的，做活，不过是将多余的部分去掉，难的是不晓得哪是多余，哪是必需的存在。

在这一阶段里，除去自觉认识短篇小说的形式，还有一种行文上收敛的趋势。《长恨歌》可说是我泼洒文字的极致，第一句派生出第二句，第二句派生出第三句，句子的繁殖力特别强，无意中是怀有一股子鲁勇，看什么时候撞南墙。这种行文与我贪婪的天性也是有关系的，其实是滥觞了。任性到头自会返回来．归至平静，加法做完了开始做减法。我写作向来两稿，一遍草稿，一遍誊抄，过去，誊抄时一定会膨胀出来，此时却相反，誊抄时总是在删节。于是，能写短篇的不写成中篇，能在中篇里完成的决不扩张成长篇。这还称不上“锻炼”，而是出于，人生和写作都到了这样一种时期，能辨别什么是赘言了，“锻炼”当是指将要言也压紧密度。可小说说到底就是赘言，太过精确就不成其为小说，成经言了，但这又是必须走过的路程。从这意义上说，我们所写下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习作，都是实验，试着能走多远，走多远就要折回头，折回头又再走多远。回顾每一阶段，都有如此周期，先是不及，后是过之，只有中间一段是恰当的——在第一阶段中，是《人人之间》，《阿跷传略》，《老康回来》；第二阶段中的《喜宴》，《开会》，《招工》；第三阶段还没结束，我以为恰到好处是《黑弄堂》，可隐约觉得将到失足的边缘，已有“锻炼”的危险，稍一偏差，便伤之纤巧了。

短篇小说在我的写作里，特别地突出了文体的挑战，它使文体变成显学。由于先天上我与它有隔阂，就更可客观对待。它并不是我写作的主要部分，有时候，它似乎是作为反证存在，反证出什么不是短篇，而什么是中篇和长篇。由于对文体的自觉性，难免会有匠气，那是伤小说之身的。可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手工活，到底流露的是真性情；集起来这么一堆，也是一堆真岁月。这就又离开了文本的话题，是流过我三十年写作的一条河。

2008年9月21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