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门柳》——一部讲述传统知识分子参政乱象的史诗。茅盾文学奖中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历史小说。

从37岁写到53岁，耗费作者刘斯奋16年光阴的史诗巨著！

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都极其相似。今天的知识分子，依然能够从本书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翻开《白门柳(第3部鸡鸣风雨大结局)》，带您看尽传统知识分子的参政百态。作者亲自审定稿，权威最新修订版。

《白门柳(第3部鸡鸣风雨大结局)》为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第三部。从37岁写到53岁，耗费作者刘斯奋16年光阴的史诗巨著！本书以写实的风格，反映了明末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惨景，作者笔下的文人、青楼女子、烈士、江湖艺人个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都极其相似。今天的知识分子，依然能够从本书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明朝面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和山海关外清军的双重夹击，正面临灭顶之灾，而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还在延续。

东林领袖钱谦益在党争中丢了官，为求复官，与内阁首辅周延儒进行政治交易，许诺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网开一面。谁知图谋败露，钱谦益遭到黄宗羲、侯方域等复社士子的猛烈攻击，声望一落千丈。江南知识分子内部也陷于四分五裂。

两年之后，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政权顷刻瓦解，江南残余势力在南京拥立新君。然而对立各派仍旧互相敌视，恶斗不休，使政局再度陷入混乱。最后，清军南下，史可法一死殉国；钱谦益献城投降；复社才子冒襄举家逃难；黄宗羲参加抗清斗争，并顿悟民主思想……江南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解”的巨变中，走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

翻开《白门柳(第3部鸡鸣风雨大结局)》，带您看尽传统知识分子的参政百态。

第一章 勾心斗角降臣媚新主，剃发改服严令出清廷

第二章 愤杀新官余姚举义，难挽乱局合家逃亡

第三章 钱塘迎敌锋芒初试，江阴死节浩气长存

第四章 马鞍山遇兵惨遭屠掠，留都女怀春难遣寂寥

第五章 钱谦益陛见北京城，洪承畴视察徽州府

第六章 苦催饷乡民匿迹，困穷途孝子伤情

第七章 官山阅兵残民以逞，书生拒降视死如归

第八章 绮梦沉迷柳如是放志，繁华凋谢李十娘从良

第九章 史馆孤灯《扬州十日》，孝陵残照悲泪千行

第十章 鲁监国挥师西进，钱谦益失意南归

第十一章 苦心谋划里应外合，全线崩溃豕突狼奔

尾声

附记

跋

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是横贯在北京半腰当中的三座城门。从这三座门往北，属于“内城”范围；往南，则属于“外城”了。“内”与“外”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两爿城区，却因此被划分出了两个不同的天地。内城，是成祖皇帝迁都北京时改建的。当时大明王朝的国势如日方东，光华灿烂。内城的建筑也因之显出一派泱泱溶溶、博大雄强的气象。红墙黄瓦、画栋雕梁的紫禁城不必说，就连遍布城中的坊巷胡同，也全都被收拾得纵横笔直，井井有条。虽然两百多年下来，人祸天灾，风吹雨打，许多建筑已日见破败，无复当年的旧观，但那种“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奢华架子还在；内城居住，也依然是上流社会人们无可争议的一份特权。

至于外城，情形就全然不同。毗连于内城南端的这爿外郭城，比内城要晚竣工一百多年。当年的嘉靖皇帝，被不断越过长城南下侵扰的鞑靼骑兵弄得焦头烂额、寝食难安，终于下决心在京城外围再修筑一道城墙，使之成为阻挡强敌进攻的缓冲地带。修城的初衷本是如此，也就不难想见事情的进行是何等草率匆忙。事实上，这道外城墙只修完南端一段，就停顿了下来，而且整个布局从一开始就没有认真规划过，以至旁逸斜出的街巷、寒伧低矮的简陋平房；以及肮脏杂乱的墟场市集，就成了这一带历久不变的景观。无疑也因为这个缘故，除了在紧靠城门边上，偶然还会有个把“淡泊之士”赁屋而居之外，一般来说，所谓“外城”，在北京上流人家心目中，压根儿就属于令人望而生厌的贫民窟。

不过，自从一年多前，由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统率的八旗大军进驻北京以来，情形就发生叮根本的变化。这些来自山海关外的进人者，衣冠之奇异自不待言，脑后还怵人地拖着一根长辫子。在入城之后的第二天，他们就下达了一道措辞强硬的命令，宣布自即日起，内城全部划归军队驻扎。原有的居民，不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一律搬出外城去居住。敢有违抗者，以军法论处。

对于这样一道命令，在前朝崇祯乃至更早的那些皇帝在位时，或许还会有人敢于争谏，但是，自从经历了李白成攻陷北京的奇祸巨变，即便是过去最有头脸的那些人物，也因为大明王朝无可挽回的覆灭，变得终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面对俨然以新主人自居的进入者，他们可是一点儿勇气也鼓不起来了。结果，经过十来天鸡飞狗走的混乱，原来居住在内城的人家，便像猛然刮来一阵狂风似的，一股脑儿搬到了外城，在穷街陋巷中挨挨挤挤地安顿下来。其中宣武门外一带，大约街巷房舍与别处相比，要稍为像样一点，于是又不约而同成了上流人家的汇聚之所……

眼下，已经到了清朝顺治二年的六月，距当初那场大搬迁，已经过去了一年多。这天中午，曾经是明朝的兵科给事中，如今又成了清朝吏科给事中的龚鼎孳，刚刚到内城去拜会过一位满族的贵官，正乘着马往回走，打算赶在午饭前回到他在宣武门外的住处去。

“嗯，看起来，往后即使再有什么变动，大局也只能是如此了!”沿着曾经是店铺云集，顾客往来，但如今已经变得空旷冷清的宣武门内大街，龚鼎孳一边往前走，一边默默盘算着，“大兵已经攻下江南，留都已经开门迎降，就连史道邻、马瑶草拥立的那个弘光皇帝，听说也在芜湖被擒，正在押解来京。大明所剩下的一点气数，看来算是彻底穷尽。虽说平定四海，也还要一些时日，但这一统天下，恐怕已经非大清莫属了!”

由于局势的演变，同自己先前的估计完全一致，甚至推进得更快，龚鼎孳此刻不觉暗暗感到庆幸，有一种远离劫难的轻松。的确，像他这样在农民军攻入北京之后，曾经接受过“伪职”的明朝旧臣，如果当初像方以智等人那样，迫不及待地逃往江南的话，那么，纵使弘光朝廷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到了这次清兵南下，也势必在劫难逃，吉凶未卜。现在由于自己坚决留下来不走，结果不但安安稳稳活着，而且还能照旧当京官。

“虽说在满洲鞑子手下做事，恐怕不会怎么痛快，但在前明时难道就痛快了?哼，不是一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如今再怎么着，也总比以往焦头烂额地硬撑着那个破摊子强。况且，他满人以化外夷狄之邦，要入主中国，只怕到底还得依靠我们汉官才成!”

这么暗自掂量一番之后，龚鼎孳就愈加心安理得。他从马上直起身子，开始怀着一种彻底解脱的心情，打量起沿途的景物来。他发现，清朝大军进入北京这一年多，除了发生过强迫搬迁那件事之外，别的方面倒还算是相当克制。不但如此，当权者还采取了一些颇得人心的措施，譬如以隆重的礼仪改葬崇祯皇帝；对于明朝的旧官，只要愿意归顺，一律以原职录用；以及宣布革除前朝的苛政等等，因此北京的局面一直比较稳定。虽然在内城，由于到处驻扎着重兵，市面不免比较冷落，出入城门时盘查也颇为严格，但一旦到了外城，就依旧行人熙攘，车水马龙。在六月耀眼的阳光下，各行各业的人们显出一派随遇而安的“顺民”模样，照旧在为衣食而各自奔忙。“不错，时至今日，仍旧容许我汉家官民保留前朝衣冠，不必像他们那样剃发留辫，改穿马褂和开衩袍，这一层，无疑也是新朝善体民心之处!”望着满街上那些同自己一样，依旧把发髻藏在头巾或纱帽之下，身上的衣着也一如往日的行人，龚鼎孳于从容自在之余，又一次宽心地想，并且生出一种期望，觉得新朝果真能够心胸阔大，兼容并蓄，那么，以自己的精明干练，今后恐怕还大有施展的机会……

现在，他已经回到自己的家门前。位于宣武门外东侧一条胡同深处的这个新住处，是一年前大搬迁那阵子，他同爱妾顾眉一起选定的。房子虽然小了一点，难得的是环境颇为清静。当时好几户急着找房子的人家都看上了这里，争着要买。末了，龚鼎孳看见顾眉特别中意，狠狠心拿出高一倍的价钱，才把房子买到手。为这事，顾眉反而埋怨丈夫，认为前一阵子因为逃难，几乎弄得倾家荡产，手头已是相当拮据，实在没有必要花这种冤枉钱。不过埋怨归埋怨，对于丈夫的宠爱和体贴，顾眉其实还是十分喜欢。明显的证据是，一搬进来，她就指挥仆人，里里外外地忙得额头见汗。为着把这幢只有前后两进的小小四合院，收拾得整齐雅洁、不失身份，这位聪明能干的女人着实花了不少心思。“嘿，要是摸不透你的脾性儿，我龚某人也枉在风月场中混这么些年了!”当时龚鼎孳在一旁瞧着，苦笑地想。此刻，他在门前下了马，把缰绳交给承差之后，忽然想起这件事，嘴角不由得再度现出无奈的微笑。

“啊，老爷回来啦!”当他怀着轻快的心情，穿过前院，匆匆往里走的时候，丫环小凤迎上来，行着礼说。

“嗯，太太呢?”龚鼎孳顺口问道，没有停住脚步。

“回老爷的话，太太在西间屋里。王妈妈来了，太太正陪着说话呢!”

“王妈妈?哪个王妈妈?”

“就是熊老爷家的王妈妈，去年逃难时同我家做一路的。”

龚鼎孳“哦”的一声，也就想起来了——去年四月底，正当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引进清军击败，决定放弃北京，向西撤退那阵子，满城的居民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龚鼎孳见势头不妙，害怕“王师”一旦打回来，会对他们这些“失节事贼”的旧官严加追究，于是串连几位同病相怜的朋友，举家逃出城去躲风头。当时结伴同行的，就有吏部郎中熊文举一家。这个王妈妈，是熊府的一位有头脸的女管家。本来彼此也不相熟，只因路上种种劳苦波折，常需互相照应，一来二往，也就近乎起来。回城后，这王妈妈也常会找个空儿，过来串串门，却一向都是由顾眉接待。“噢，是她来了!那就别惊动太太，你来服侍我就得了!”由于心情颇好，龚鼎孳宽宏大量地摆摆手，然后径直走进上房的起居室里。P1-4

校改完最后一个字，对着即将送出的稿子，终于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长达十六个年头的一段创作旅程，总算有始有终地结束了。这十六年——从三十七岁到五十三岁，应该属于人的一生中精力最旺盛，也许还是创造力最强的一段岁月。在我而言，虽然不能说全部，但起码大部分都交付给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三部曲的创作了。在眼下这一刻，三月的和风不凉不热地吹拂到身上来，蒙上一层薄翳的淡淡阳光，在阳台外的绿树丛中弄影，我在电脑前坐下，准备写这篇《跋》的时候，首先涌上心来的是一种深切的庆幸——庆幸生逢一个太平的时世，使我在如此长跨度的岁月里，得以始终保有着一个虽有间歇，却基本上持续不断的创作环境，一种从容沉着的著述心态。而对于文艺创作，尤其是多卷本长篇创作来说，应当是十分必要的这种环境和心态，远的不说，起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间，恐怕还没有过。虽然未经一一细考，不过我总想，那样一种动荡时世，必定使得好些具备这种能力、才华和抱负的作者，因此无法施展，终至赍志以没，抱憾终天。

不知道是否由于我的小说竟不自量力地也试图跻身于多卷本之列，而打算再现的那一段历史，恰恰又是一段充满着动荡、战乱、苦难和死亡的可怕历史，因而此刻我的这种感慨就特别强烈一些?

我的小说所试图再现的那段历史，确实属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天崩地解”的乱世。它正值明清两个朝代更迭的当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空前地激化，再加上新旧观念的对立和激荡，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惊心动魄的图景。其中邪恶与正义、征服与反抗、卑鄙与崇高、腐朽与新生、绝望与追求、野心与情欲，把这一时期种种色色的人性，展现得极其充分，又异常彻底。应当说，这样一个时代，远不能只由一部作品来表现，也绝不是一部作品所能包容得了的。因此，我所选择的，也仅仅是其中一个横切面。即从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士”的阶层来楔入，试图通过他们在这一时期所走过的坎坷曲折的道路，从一个侧面记录历史的一些足印，揭示某种发展线索。我是这样考虑的：就17世纪中叶那一场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巨变而论，如果说，也曾产生过某种质的意义上的历史进步的话，那么恐怕既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入主中国，也不是功败垂成的农民起义，而是在“士”的这一阶层中，催生出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的民主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是一种划时代的飞跃，而且它对皇权专制制度的无情的、系统的批判，在被清朝统治者摧残、禁锢了二百多年之后，仍旧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最终破关而出，而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乃至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援。一部作品，如果打算去寻找和表现那些代表积极方面的、能够体现人类理想和社会进步的事物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三

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光决定了立意还仅仅是有了一个出发点，要形象地加以表现，还必须有情节和人物。《白门柳》三部曲长达一百三十万字，其实只写了三年间的事情——明朝覆亡前夕的崇祯十五年三月到当年的十二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之后，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及其崩溃的崇祯十七年四月到次年的五月；以及同年六月到次年的五月，南明鲁王政权在浙东建立到全线溃败。我之所以把时空跨度作如此的紧缩，固然是由于这三年当中，社会的变动极其急剧，对立的各方短兵相接，矛盾冲突异常尖锐激烈，十分符合艺术创作必须高度集中的要求；同时也因为与之相关的主要人物的性格、行为、思想和面目，在此期间也暴露得最为充分而彻底，不但可以追溯其来龙，而且能够预兆其去脉。就完成人物的塑造而言，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运作空问。

此外，小说写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虽然上百，这些人物在书中所占的位置轻重各不相同，但贯串全书始终的核心人物其实只是五位——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以及黄宗羲。五位人物当中，钱、冒、黄分别属于“士”这一阶层里三种不同的类型，各有其普遍的代表性；柳、董则分属“名妓”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中的两种性格、追求各异的女性。当然，作为这群人的对立面，小说还以相当篇幅写到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以及降清明臣洪承畴，他们应该也属于第一层次的重要的人物。

四

随着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什么是历史小说的话题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难有定论的问题。由于不同的作者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特别是所持的哲学、历史观念各异，因此甚至连展开对话恐怕也有困难。当然，其实也不必着急，大可以继续各自实践，让读者和时间来进行验证。

不过，就我本人而言，却有自己所遵循的准则。在众多的“主义”和品类中，我更倾心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样式。也许这是因为我更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承当起传播历史的媒介作用，更希望让读者能够通过我的作品去多少了解人类前行的艰苦而壮丽的历程，去多少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之美。而要做到这一点，我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哪怕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主观愿望。为此，我在创作中，始终遵循严格的考证，大至主要的历史事件，小至人物性格言行，都力求书必有据。就连一些具体情节，也是在确实于史无稽，而艺术处理上又十分需要的情况下，才凭借虚构的手段。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带着镣铐的跳舞”未免过于自讨苦吃。但是我却觉得这正是弥补生活体验欠缺的最好办法。而且，只要善于挖掘和挪展，它较之向壁虚构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当然，强调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如果理解为仅仅是指的忠实地、形象地再现历史的事件和人物，我觉得，那还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作为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的文学作品，与以记录和解释进程为目的的教科书相比，与以普及历史知识为任务的通俗读物相比，应当具备大得多的容量，为读者提供远较事件(或人物)的运动过程丰富得多的东西。据我的理解，这些东西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当中，那些貌似琐细、却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表现形式。如果把一部成功之作比喻为一架春意盎然的繁花，那么人物塑造的部分自然属于主体——花朵，而基本的历史事件恐怕算是起支撑作用的架子。只有经过作者以独特的审美眼光和敏锐的思想触角加以筛选和探究过的社会生活诸形态，才是扶持着花朵使之仪态万方的绿叶繁枝。这是作者显示其思想素养和艺术创造力的又一重要方面，也是使作品显得内涵丰厚、婀娜多姿的有效手段。因此，我在创作中，不仅十分注意历史事件本身的表现，而且尤其注意事件以外的历史生活的表现；不仅致力研究历史事件档案中记载了的东西，同时也力图旁及历史事件档案中所“没有”记载的东西。尽可能把目光放得广一些，笔势放得开一些，举凡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哲学、宗教、体育、建筑、习俗、礼仪、烹饪、科技、教育、法制、灾异等等，我都视为使作品的“枝叶”变得丰满繁茂的重要材料，并把他们充分调动起来为创作服务，当然，这绝不等于实行知识展览和材料拼凑。我的追求始终是：设法做到在上述平凡的社会生活诸形态中，发现具有美学价值的那种“不平凡”，也就是“道人人心中所有，写入人笔下所无”，并使之有机地糅合在艺术的总体描写之中。不过，追求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一回事。这就只能留待读者去评判了。

五

小说创作，基本上是一种个体劳动。短篇如此，长篇也是如此。而长篇创作，特别是多卷本的创作，由于耗费时间的漫长和遭遇险阻的众多，尤其属于一种“孤独”的“长征”。在这个旅程中，来自各方面的支持、爱护和鼓励，对于作者来说，无疑是至为重要和十分宝贵的。时至今日，回过头去，我深深感到在以往十六年的漫长岁月中，如果没有许多前辈、上级和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或者为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创作条件，或者为编审书稿付出了心血，或者通过各方式使作者那经常陷于艰辛而疲惫的心灵受到抚慰和温暖，获得克服困难的力量，坚定前行的信心——那么这部小说是肯定无法得以最后完成的。值此机会，我谨向真诚地关怀过这部书的陈越平、林江、黄浩、于幼军；邢富沅、宋文郁、陈浩增、李硕儒、孙雁行、蔚江、骆军；黄秋耘、刘斯翰、饶芄子、蔡葵、黄树森、陈永正、高风、谷守女、陈国凯、徐俊西、李树政、林墉、林雨纯、林建法、陈志红、程文超、王晓吟、陈锦荣、张维、徐南铁以及其他未能一一具列的人士，表示由衷的谢意!

最后，我还要特别深切地感谢我的妻子叶红。是她在漫长的岁月中，作出了忘我的牺牲和奉献，我才得以在这个南国的美好春日里，终于如释重负地写下以上的话。

刘斯奋

1997年3月13日于广州梅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