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长篇小说的发表在日本文坛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小说描写了出身未开放领域的青年教师濑户丑松受到前辈思想家猪子莲太郎的触动而开始感悟近代精神，进而打破父亲「隐瞒出身」的告戒，直到最后向世人告白自己出身为止的内心苦恼和葛藤。小说主人公丑松的内心苦闷代表着在当时社会环境中颇受压抑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的内心苦闷。同时,作者强烈的告白自我、寻求自我解放的愿望也明显的表露在这部作品之中。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济的译文和曲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

本书是该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

莲华寺也可供外人寄宿。漱川丑松忽然决定搬迁到这里来，他定租的房问在二楼与厢房相连的拐角处。这寺院是信州下水内郡饭山镇二十多个寺院中的一座，属于真宗教派的古刹。站在楼上凭窗远眺，隔着高大的老银杏树，能望见饭山镇的一部分。这个小镇保持着古老的风貌，不愧为信州首屈一指的佛教圣地。房屋是奇特的北方式样，从木板房顶到冬季防雪用的别致的庇檐，以至随处可见的高大寺院和树梢，这一切古色古香的市镇景象，尽在香烟萦绕之中。透过窗户朝前望去，最显眼的要算丑松现在供职的那所小学的白色建筑物了。

丑松想起要搬家，是因为他现在住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令人极不愉快的事情。本来，要不是伙食便宜，像这样的房间是不会有人乐意住的。墙上糊满了纸，颜色已经被煤烟熏黄了；简陋的壁龛里挂着裱糊的立轴。此外只有一个破旧的火盆，简直是一间与世隔绝的寂静的僧房。这个地方同目前担任小学教员的丑松的处境相对照，不禁使他感到无限凄凉。

在他现在寄宿的旅馆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约摸半个月以前，有个姓大日向的阔佬，为了到饭山医院住院治病，带着随从由下高井地方来到此地，临时寄宿在这家旅馆，不久就住进了医院。不消说，他手里有的是钱，住着头等病房，常常攀着女护士的肩膀在长廊里走来走去。那种奢华的派头自然引起人们的注目。有些人出于嫉妒，居然风言风语地说：“他是秽多”。这事很快在许多病房里传播开了，所有的病号一齐骚动起来。人们卷起袖子强迫院长：“立即赶他出去，快快！否则我们全体出院！”尽管有钱，也拗不过这人种的偏见。一天傍晚，在暮色苍茫中，大日向被迫钻进了轿子，给抬出了医院，就那样又回到了旅馆，院长每天来这里出诊。可是旅馆里的人又不答应了。丑松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旅馆里，大家正齐声喊叫：“把老板娘叫出来！”房客们肆无忌惮地破口骂道：“真龌龊！真龌龊！”“什么龌龊！”丑松心里异常气愤，他暗自同情那位大日向的不幸，慨叹这种蛮不讲理的非人待遇，哀怜秽多种族的悲惨命运。原来，丑松自己也是一个秽多。看样子，丑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信州人。无论是谁，都会认定他是佐久、小县一带山区长大的青年。二十二岁那年春天，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长野师范学校，取得正教员的资格。丑松一踏上社会，首先就来到了饭山，迄今整整三年了。饭山镇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位热情的年轻教师，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原来是个秽多，一个新平民。

“那么，您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呢？”

莲华寺住持的老婆走过来跟他打招呼。她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穿着茶色的碎花外褂，清瘦而白皙的手里捻着佛珠，站在丑松面前。

按照当地习惯，人们都尊称这位留头发的尼姑为“师母”。她虽说上了年纪，却多少受过些教育，口齿也还伶俐，似乎对城市生活并非一无所知。她脸上露出关心人的样子，习惯地低声念着佛，等待对方的答话。

这时丑松也在盘算。他真想对她说明天或者今晚就搬过来，无奈手头连搬家费都没有。他只有四毛钱，四毛钱当然办不了什么事。眼下还要付旅馆的房钱。月薪要等后天才能领，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只得等下去。

“这样吧，后天下午搬过来吧。”

“后天？”师母疑惑地瞧着对方的脸。

“说后天搬有什么奇怪的呢？”丑松的眼睛里忽地一亮。

“啊！后天不是二十八吗？倒没有什么奇怪的，我原想您也许要到下个月才搬过来呢。”

“嗯，真说对啦。其实，我也是临时想起要搬的啊。”丑松若无其事地改口说了一句，故意把话题岔开。旅馆里发生的事情使他心绪紊乱。每逢人家问到或谈论这件事，他总有些惶恐不安。他本来就有个毛病，大凡牵涉到秽多之类的事，从来都是避而不谈的。  “南无阿弥陀佛！”

师母嘴里念着佛，就不再往下细问了。

P1-3

本书作者岛崎藤村(1872—1943)，原名岛崎春树，出生于长野县西筑摩郡(后改为木曾郡，今属岐阜县中津川市)山口村马笼。这里是南信州一个贫瘠的山乡，藤村晚年在长篇小说《黎明前》，曾对故乡的地理环境作过如下的描写：

木曾路全都在山里，有的地方是峭拔凌厉的悬崖；有的地方是紧临数丈深渊的木曾川岸；有的地方又是山路萦回的峡谷隘口。一条道路贯穿着这片幽深的森林地带。

从东部边境的樱泽，到西部边境的十曲山口，木曾十一座驿站沿着这条公路的两边绵延八十八公里，分布在这条长长的溪谷之间。

岛崎家族是历代的“庄屋”(一村之长)，又兼做“本阵”(诸侯赴江户朝见将军时途中停宿的驿站)和“问屋”(批发商)。藤村的父亲正树是本族的第十七代“当主”(首领)，国学家平田笃胤的忠实信徒，在当地有着绝对的权力和威望。

藤村在家乡从小受过严格的封建式的家庭教育，十岁时随长兄步行到东京求学，十九岁从明治学院毕业后，度过一段恋爱和漂泊的生活。一八九三年，同诗人北村透谷等共同发起创立青年文学社团——“文学界”，写作浪漫主义诗歌，出版诗集《嫩菜集》，成为日本现代诗歌运动的奠基者。

一八九九年，二十七岁的岛崎藤村，应恩师木村熊二之邀，到信州高原古城小诸出任小诸义塾的国语和英文教员，一直到一九○六年为止。藤村在小诸生活的七年间，是由诗歌转向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时代，也是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重要时期。他在这里完成了散文随笔集《千曲川风情》(一译《千曲川素描》)的写作，更重要的是创作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小说《破戒》。

《破戒》的主题描写信卅I饭山小学校的部落民出身的青年教师濑川丑松，遵从父亲的遗言，决心终生隐瞒自己真实的出身而不暴露，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苦闷，陷入不能自拔的悲剧之中。这种悲剧产生的根源，当然是来自日本社会中残存的野蛮的身份制度和人们旧的传统道德习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向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日俄战争的胜利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近代国家初具规模。然而由于社会改革的不彻底，封建主义残余势力依然十分顽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达，实际上是建立在国民大众尤其是农民的贫困和落后之上的。维新时代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不平等制度和非人的差别待遇，然而，部落民群众遭受贱视的历史并没有结束，相反，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小说中主人公的父亲临终时再三叮嘱儿子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就是慑于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为了保全儿子身家性命而立下的戒律。起先，丑松也想遵从父命，为在社会上争得一块立足之地而将真实的出身隐瞒下去。但是，后来他遇到了猪子莲太郎，在这位前辈的著作与行动的感召下，觉悟到“同样都是人，决没有只是自己这些人受轻蔑的道理”，他决定“破戒”，同封建恶习和差别制度进行战斗。

然而，丑松一旦举起反抗的旗帜，立即陷入了所谓“觉醒者的自我苦恼”之中。社会上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内心不可克服的矛盾，使他不得不卑屈地作了妥协，跪在自己的学生和同僚面前告白求饶。最后，丑松只得向黑暗势力低头，同自己的恋人告别，到得克萨斯垦荒去了。来到东京，租住于西大久保一座新建的公寓里。此后，不幸接二连三降临到他的头上。为了完成《破戒》的写作，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东京后的第一周里，三女缝子病死，翌年四月，次女孝子、六月，长女绿子相继夭亡。这期间，妻子冬子因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后来他在短文《萌芽》中沉痛地写道：“我想，我为什么要携家带口从山上搬到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来呢？我深深感到我的努力白费了，感到事业的空虚。我一边眺望一边想：‘新芽就要干枯了。’……”

然而，这种悲惨的牺牲却换来了文学事业的成功。明治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二十八日，长达五百三十五页稿纸的《破戒》完成了。后来，志贺直哉曾对这部小说做过如下的评判：

现在看来，二十多年前，岛崎藤村写作《破戒》的时候，不管做出多大的牺牲，他都决心完成这项工作。他尽可能节衣缩食，家属为此营养不良，几个女儿也相继死去。我读到这里十分生气。我不想评价《破戒》是否值得他做出这般牺牲。几个女儿为此而死，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不是《破戒》能不能完成的问题。

明治三十九年(1906)三月二十五日，《破戒》作为《绿荫丛书·第一部》在神田街的上田屋发售。此书的出版在文坛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初版一千五百部很快售完，接着又增印了一千五百部。与此同时，《早稻田文学》等报纸杂志发表评论文章，伊井蓉峰一座剧团将此小说改编成戏剧，在真砂座剧场上演，由著名导演小山内薰执导。这时，藤村不但确立了自己小说家的地位，而且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破戒》这一作品被推崇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纪念碑式的杰作。

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岛崎藤村虽然属于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作家，但他基本的创作倾向是现实主义的。他身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由早期的浪漫主义诗人，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一生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诗歌、散文、短中长篇小说和童话、杂感等作品，是日本现代作家中最为多产的一位。

岛崎藤村将文学和生活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运用文学的手法表现了他的人生，倾吐了他的感情。他自始至终置身于生活的洪流里，用笔墨记述了自己的苦乐悲辛，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毫无遮掩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岛崎藤村对生活，对读者有着十分火热的内心．十分忠诚的灵魂，现实中的一切善恶美丑，在他的笔下一一自然显现出来，没有经过任何的伪装和修饰。从这一点上说．藤村文学是最诚实的文学。这也许就是作家能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依然享有崇高的声望、拥有众多的读者的根本原因吧。

和岛崎藤村同时代而早于藤村去世的一些作家，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人，也都以各自卓著的文学成就屹立于现代文坛之上，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藤村那样，将自己的整个生涯全部融入文学活动，紧紧合着时代的步伐，使自己的呼吸时时顺应着历史的脉动，将自己的感情完全投进纷乱的生活，同现实中的人物事件化为一体。尽管他们都是天才的作家，他们的功绩和影响不一定就在藤村之下，有的甚至超过了藤村。

就拿夏目漱石和岛崎藤村相比吧。夏目漱石虽然不是贵族出身，但他从小生活在江户，受到了资产阶级各种思想和习俗的熏染，具有“江户哥儿”的机敏和睿智；而岛崎藤村虽然出身于没落的大家族，但处于自然条件恶劣、民众生活穷困的山间地带，他在清寒贫苦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同下层庶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朴实的山乡平民的性格。夏目漱石比较系统地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东京大学毕业后又留校担任英语和国文教员，其后又当过《朝日新闻》的记者，并留学英国三年，同上流社会的人士接触较多．思想感情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岛崎藤村没有受过系统的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的学校教育，他从明治学院毕业后即留校教书，后来又辗转到仙台、小诸等地，始终未能跨进大学的门槛。比起名学者名教授的夏目漱石来说，岛崎藤村只能算是一个清贫的书生、漂泊的诗人、满怀忧患的小说家。在文学创作上，夏目漱石始终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他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态度，高踞于现实生活的海岸上，用他睿智的头脑和富有灵气的笔墨，描写社会，指点人生，评判善恶美丑。岛崎藤村却不是这样，他与其说是一个生活的表现者，毋宁说是一个生活的实践者。他首先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其次才是一名文学家。他的全部文学活动，都没有把自己同社会生活游离开来，相反，他的诗、小说和散文随笔等无不把自己投入生活的洪流，其中一部分就是他本人生命的记录，精神的写照。在藤村笔下时时晃动着的人物，大都是作家本人、家族成员或者周围的亲戚、朋友、同僚的化身。从这一点上说，岛崎藤村是一个热心的自我表现者，一个痴迷的追求者和探索者。还有，夏目漱石除了从事文学创作之外，他同时又是一位学者和教育家。他学识博洽，社交广泛，培养了众多的后进人才，拥有一批新秀弟子，形成了声名显赫的文学上的“漱石山脉”。而岛崎藤村除了进行文学创作之外，拒绝其他社交活动，也没有致力于培养文学新人，和上层社会保持着距离。他虽然富有聪明睿智的头脑，但他不是文学天才，他的成就和影响来自他对现实生活和文学事业的极端忠诚和热爱，来自始终一贯锲而不舍的意志和力量。

岛崎藤村一生只来过中国一次，他同中国现代作家的交往也只限于和周作人、钱稻孙、徐耀辰等少数人的一两次会面(参见周作人《岛崎藤村先生》一文)。在他的著述中，除了鲁迅之外，未见提及过其他任何现代中国作家。

藤村一九三六年底到翌年初，在赴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世界笔会大会回国途中，经过上海，曾在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小坐，对不久前新逝的鲁迅先生寄寓了深切的缅怀之情，他在《鲁迅的话》一文中写道：

寂寞的人，鲁迅。我在上海一家常为鲁迅寄寓的U书店的一隅，坐在他生前经常坐着的旧藤椅上，以消歇旅途的疲劳。……到达上海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倾听这位中国的老朋友U君讲述鲁迅的故事。据说鲁迅晚年经常到这家书店来。我甚至感觉出了他的体温依然存留在这把古老的藤椅上。

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先出版了由其翻译的《破戒》，这似乎是国内最早的中文译本。一九五五年，平明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平白和白云的译本。

“文化大革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七八年约我和柯毅文重译《破戒》，我们商定分工合作，我译第一章到第十章，并担任《序言》的写作；柯译第十一章到二十三章。一九八二年，小说出版时，决定仍然使用刘振瀛先生为原译本所作的《序言》，这就是社会上通行的所谓“网格本”。一九九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破戒》和原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家》两书合成一本，作为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再版，改由文洁若先生作序。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单独出版《破戒》的插图本，鉴于原译作存在一些讹误和缺憾，这次再版，正是修正错误、弥补不足的好机会。但是，柯毅文先生已辞世多年，他原来担当的后半部分译作，已无法进行审订。经协商，我除了将自己原来译的前十章加以修订之外，再将第十一章至第二十三章重新译出。这样做，一方面既订正了原版译文中的错讹和不足，又使全书译文的语言文字风格更加趋于一致。

当然，这不等于说目前这个译本已经臻于完美，它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之处，这些只能有待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了。

陈德文

二○○七年八月初秋记于

日本爱知县春日井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