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帝国一样，明廷为展现王朝实力和军事力量，赞助了盛大的尚武活动。在明朝的头两百年，皇室田猎、马球比赛、射艺比武、骑术表演、校场阅兵和皇室兽苑数次激起争议，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领域。围绕它们，皇帝与重臣就统治者权力、君臣关系、尚武元素的作用等问题，展开明暗博弈，提出矛盾主张。鲁大维充分挖掘明朝的诗歌、散文和画作，在亚欧大陆近代早期历史的大背景下，以尚武活动为立足点，剖析明朝宫廷文化的变迁，并揭示了明与帖木儿汗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共性。

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美国柯盖德大学何鸿毅家族基金讲座亚洲研究暨历史教授、富布莱特学术交流基金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蒙古帝国史、军制史以及近代东亚的外交实践等。著有《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匪徒、宦官与天子：明中期的政治叛乱与经济暴动》《乱中求治：韩国理学家郑道传及其时代》等。

译者简介

杨柳青，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

康海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现为出版社编辑。

致谢/图片列表/明朝皇帝列表

导言

第一章 明初的皇室田猎

第二章 皇室田猎的诸般形象

第三章 骑术与箭术

第四章 对尚武活动的新看法：明朝的第二个百年

第五章 明代皇室的兽苑和猎苑

第六章 结论与延伸

参考文献/索引

在中国历史上，明王朝（1368~1644年）在诸多场合通过各类媒介频繁展示它的权力和正统性。气势恢宏的皇宫建筑群和巍峨高耸的京师城墙十分显眼，它们都真实地展现了王朝的权势和巨大财力。一整套仪典系统则凸显了皇帝凌驾于万人之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在整个国家中的核心作用。他对经典学问的奖赏和对“正统”思想信念的支持，则反映了他作为正统观念和道德规范的维护者的权威。朝廷中负责起草诏命、编纂史册和辑录政令的“词臣”，也会赋诗作文来歌颂朝廷的威严、君王的功德以及皇天的庇佑；这些作品将在朝堂、京师乃至整个国家被广泛传阅。朝廷官员时常提醒臣民：皇帝及其臣仆爱民如子，为了百姓的福祉，他们不知疲惫地辛劳着。最后，朝廷颁布了数以万计的诏令，涉及诸多议题，如规定臣民的服制、划定可崇奉的神明的范畴、惩治贪官污吏、奖赏贞女节妇、赈济灾荒、斥责不归化的夷酋，等等。这些诏令宣示了朝廷的权威：朝廷明白何为正确，并能使一切事务各安其位。简言之，同几乎所有其他王朝一样，明朝也致力于推动一场本质上永无止境的教化运动。

本书所要考察的就是这种教化运动的一个方面——明朝中前期一系列被我称为“尚武展示”（martial spectacles）的活动。更确切地说，尚武展示活动指包括皇室田猎、骑术表演、马球比赛、射艺比武、阅兵典礼以及皇室兽苑等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及设施。之所以聚焦于它们，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近代早期的宫廷文化、亚欧大陆的展示传统以及明廷内部对皇位和权力的争夺情况。为了做到全景展现，不能把本书考察的这些尚武展示活动简单归于任何一项当代明史研究的类目。近年来的汉语学术成果通常认为，像射箭和田猎这样的事项只是宫廷活动或娱乐消遣。而明清时期的作品则将皇室田猎和军事检阅（通常包括射艺比武）列为军礼。马球比赛由皇帝主持，通常在端午这样的岁时节令里举办。而兽苑和猎苑等都属于实体设施，需要日常维护。

那么如何才能证明，将这些不同的活动和场所统称为“尚武展示”是合理的呢？这些尚武展示活动具有诸多共同特征。几乎所有的这些活动都离不开精研的技艺、牲畜的使用、人多马众的表演者，以及作为观众的京师达官显贵。无论是驭马骑射的高超技艺，还是进行猎杀时的两相协同，大多以展现威猛勇武为重点。不管是就活动本身还是就面向大量观众的展示而言，皇室兽苑和猎苑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上述活动有所不同。但是，文献中记载的那些论辩的片段赋予了它们诸多意义，而且它们与通常得自异邦统治者的贡物和军事演练密切相关。诗词歌赋和画像让这些场景被传播给广泛的观众群体，使它们不再被局限在那些亲临现场者之间。就像本书所考察的其他尚武展示活动一样，对兽苑和猎苑的研究也基于君王对人（将珍禽猛兽进呈于君主的人）和兽的掌控。

我们最好将尚武展示活动理解为君主关于展示与军事传统的丰富“库存”中的一部分。登基、丧葬、立储、大婚、新年祭祀、皇帝耕藉和皇后亲蚕以及行孝礼等活动一般在紫禁城中或郊外举行，华丽的车舆、身着盛装的皇亲国戚以及他们的侍从各就其位。尚武展示活动根植于军事表演和军礼的传统，包括军舞军乐、向君王献俘、拜将、祭旗、祈求凯旋的祭礼以及在战事前后告祭太庙。无论是在宫中还是在巡行途中，明朝皇帝都时刻受到保卫。禁军不仅保障安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营造出一种庄严之感。在京师之外，明廷的舰队七下西洋，到达了东南亚、印度洋，最远航行至非洲东海岸，当然这也是面向广大国际观众的耗资靡费的武力展示。

尚武活动耗资不菲。事实上，它们显示了皇帝在举办奢靡活动一事上的优于潜在对手的实力。在明代不同的时间节点，这些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对手包括：异邦敌患、野心勃勃的国内将领、心怀二志的地方势力（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老谋深算的朝中大臣、胸怀怨愤的皇室宗亲。有关大阅礼，也就是皇宫中举行的常规大规模军事训练和检阅的详细财政数据已不可考（大量清代档案显示，这类材料已丢失数百年）。但据官方编纂的王朝编年史《明实录》记载，在16世纪中叶举行的两次检阅之前，军士们曾分别被赏赐一万两和三万两白银。明代的文人宣称，1569年的检阅耗资“两百万两”白银，而在17世纪早期的一次检阅中，修造一架可用于攀爬京师城墙的器械就花费了“数万金”。另外，皇帝还会赏赐丝帛和银质军功章，并宴请自己喜爱的人。校场上的将士穿着统一的服装，挥舞着朝廷配发的兵器，骑着各营供给的马匹。检阅（以及田猎、射艺比武、马球表演）中的这些士兵本身也成了可供君王调配的一种政治和军事资源。16世纪中叶的检阅一般都有数万人参加，更有记载称1569年的检阅有十二万人。通常有上百人参加围场田猎，有时还会有上千人参与。这些尚武活动显示出皇帝让人依指令和能力行动的权力。

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方，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况。基于17世纪、18世纪莫卧儿王廷和清廷行帐的情况，乔斯·戈曼斯（Jos Gommans）总结道：“由于行帐能够长久地在帝国全境内宣扬王权的威严，因而实际的战争通常能够避免。凡王廷所到之处，百姓都趋于顺从。”虽然统治者为展示其在财富和人力方面的资源优势耗费巨大，但这也比一场大型的军事冲突或者宫廷政变的代价要小得多。皇室田猎、马球比赛、射艺比武这些活动，不仅具有娱乐消遣的功能，同时也发挥着提醒统治者的作用：军事力量仍是王朝的中心支柱。

要理解这些尚武展示活动，就应该将其置于明朝与北元及草原上的其他蒙古政权之间深度互动的背景之下。北元是学术界中一个便捷的惯称，用来指代在统治中国近一个世纪后，于1368年从北京败退回草原的成吉思汗后裔的政权。北元人自称是忽必烈（更笼统地说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因而在14世纪晚期仍保有巨大的声望，掌控（有时仅仅是间接掌控）着强大的军队。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明与北元陷入了一场争夺正统性和认同感的政治博弈，而展示朝廷的壮观威严正是这种博弈的一部分。

从更为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驭马之术和骑射技艺在明元之间的军事对抗中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弓骑兵一直是内亚及周边地带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相较而言，草原游牧政权更容易获得大量优质骏马和从小接受骑射训练的男丁。而西亚、南亚和东亚的农耕政权所饲养的马匹通常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为逊色，所以他们只好利用经济资源上的优势来换取草原骏马作为补充。因此，尽管身处21世纪的观众们可能认为高科技武器才是衡量现代阅兵的黄金标准，马匹更多是供表演之用的，但在当时，草原周边的政权在残酷的战争现实中体会到了马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随着相关技术的改善，火器的军事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在近代早期，弓骑兵对内亚大多数政权来说仍不可或缺。

展示活动

作为历史上大多数政权的共有元素以及当今政治舞台的突出特点之一，展示活动已从多方面被诠释过了。关注14~18世纪的西欧的学者创作了许多关于展示活动、统治者和权力等内容的优秀作品。罗伊·斯特朗（Roy Strong）在其经典著作《宫廷的辉煌：文艺复兴时期的盛会与权力舞台》（Splendor at Court：Renaissance Spectacle and the Theater of Power）中，描述了宫廷节日中的入场式、假面舞会、烟火表演、雕塑、绘画以及芭蕾舞剧等。斯特朗提出：

借此，国王能够在臣仆眼前展示他最高贵的一面。通过附会神话寓言、营造符号象征和展现仪态举止，节庆成了一种颂扬君主荣耀的方式。如此一来，神圣的君主制的真理能够被散布于宫廷，而顺从的贵族也能够在仪式过程中安分守己。

将巡行、集会以及演出理解为一种表达王权的方式的人，远不止斯特朗一个。依据16世纪意大利的情况，邦纳·米切尔（Bonner Mitchell）同样发现，市民盛会的主要功能就是“向市民及外邦人展示国家的最高权威”。另外，罗伯特·埃文斯（R.J.W.Evans）也提到，“集会也许是展示统治者权势以及有序统治的重要武器”。

但也有学者对这种将集会和演出视为单纯的权力展示的观点无法赞同。他们重新检验了关于“顺从的贵族”的假设，强调市民盛会中的那些具有多重含义且富有对抗性的元素。正如杰伦·杜因达姆观察到的，“虽然君主有意识地使用虚礼提升权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将仪典当作完全由君主控制的、不受等级观约束的活动，没有任何助益”。约翰·亚当森（John Adamson）的论调则略有不同，他告诫我们，不要把宫廷文化降格为“政治宣传”，它并不是要向8温顺的观众反复灌输连贯一致的政治价值。其他的学者，如邦纳·米切尔和马康·韦尔（Malcom Vale）则认为，尽管巡行等活动凸显了君主的权势，但它们通常也包含了对地方精英之特权和地位的承认。另外，杜因达姆、韦尔和亚当森反对贵族被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谬论；西德尼·安格罗（Sydney Anglo）则强调认知和传播的问题，他告诫说，并非所有观众都能理解这些视觉上和文本上的复杂隐喻。最后，凯文·夏普（Kevin Sharpe）著有一本涉猎广泛又极具洞见的书，书中讨论了都铎-斯图亚特时期的英格兰的权威与形象。他在书中指出，有必要去“认真思考他们试图用文字和绘画营造出的都铎形象，来掩盖的那种焦躁不安”。

总的来看，这些专注于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的西欧宫廷的研究反映，在对展示活动进行考察时必须时刻谨记以下内容，以免犯过度假设的错误：这些展示活动以及其他经营王朝之努力的效果、意图和动机很少不言自明；它们常遭篡改和曲解；最后，它们在传达出宫廷权威和荣耀的同时，也同等限度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恐惧和脆弱。不是所有人都对宫廷的宣传买账。这些作品尽管在研究展示活动的创造、传播及受到的质疑等方面相当缜密，但经常忽视王公大臣的作用——他们常常被刻画得像文书人员一般。近来的研究常常聚焦于“国家”及其扩展和控制权力的整体努力。明朝尚武展示这个案例则揭露了朝堂内的诸多争议，因为皇帝的利益和立场与高官大臣常常相左。

尚武展示活动还需要观众们的响应。出席马球比赛、射艺比武以及军事检阅的朝臣们并不只是在观赏。基于20世纪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个例，迈克尔·哈洛伦（Michael Halloran）强调这种展示是一种“生活体验”，他指出“参与这种展示活动的经历早已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规制”。哈洛伦强调了观众观赏展示活动时的反应所具有的重要影响。通过参与这些活动，观众构成了一种共同体。明朝的高品秩文官在皇室展示活动等场合中歌颂君王，为这些盛事赋诗作文，事实上是在通过亲身参与，表明他们接受了一种特定形式的皇权及他们与皇帝的那种特殊关系。因此，对朝廷高官来说，这些尚武展示活动促成了他们对权力结构的明确承认（以及事实上的永久维持）。

以上内容使我得出了本书的第一个核心论点：统治权必须要展现出来，而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明朝皇帝通过政治决策、军事征战、圣旨诏书以及尚武展示（仅举几例）等方式来宣示皇权。他们不会也从未设想过，他们的地位无可争议或者他们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正如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就帝王威望进行研究时所发现的，统治者的权势必须通过定期的宣示及承认来维系，但宣示权力之时也恰恰是权力十分脆弱之时。这些尚武展示活动如果被讥笑、敷衍、抵制，就会使统治者威信扫地。公元前1世纪时，狄奥多罗斯（Diodorus）就曾通过嘲笑叙利亚的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Ⅳ of Syria，前215~前164年）失败的展示活动，来贬低安条克四世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和地位。“安条克的有些想法和行为是高贵而惊艳的，”他写道，“有些却是如此低俗而愚蠢，以至于所有人都十分鄙夷他。在庆典活动的比赛中，他竟采纳了与其他国王相反的规则。”所以，这些盛典不仅是盛大的娱乐活动和宣示王权的场合，也是王权面临挑战的地方。

作为一种统治手段，这些尚武展示活动展现了皇帝对人与兽的掌控能力。人与兽被安排去参与盛大的田猎和检阅活动，依照皇帝的命令行动，从而实现皇帝的意志。军士们选拔自皇帝的军队，牲畜则由皇室马厩、兽苑提供，或者由外藩（作为贡品）进献。尚武展示活动显示出统治者对军士及其才能的洞察力；他评定军士的驭马和射箭水平，嘉奖他们在狩猎中的勇气和实力。在这些尚武展示活动中，皇帝还通过为臣属提供奢靡的娱乐活动以及为参与者提供丰厚的奖赏，来彰显他的慷慨大方。

在大部分地方和时代，控制力、洞察力以及慷慨大度都是作为统治者的必备素质。在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中，帝王也总被期望拥有这些品质，但我们一直以来可能更关注它们在“文”的层面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研究帝制晚期时。如果明朝的君主能识忠良且知道通过宠信、给予官职及恩赏来栽培俊彦之士，他们就被认为是英明的。尚武展示活动清楚地表明，这些品质在“武”的层面同样重要，尽管文人们可能悄悄略过了这一事实。这种文与武的不协调关乎本书的第二个核心论点。从总体上讲，尚武展示活动帮助定义了皇帝、臣仆以及作为整体的朝廷的身份特性。尚武展示作为娱乐活动，吸引了大量观众，但也塑造了观众的认知，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斯科特·休斯·迈尔利（Scott Hughes Myerly）注意到，19世纪英军奢华的典礼招来大量观众，他们为军乐团、华美制服以及人骑协同行进所吸引。他认为这些尚武展示活动有助于提升军队形象在剧院、音乐、玩具以及社会组织中的流行度。在明王朝的例子中，田猎活动、军事检阅和兽苑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皇权的态度，也有助于我们理清皇帝的活动与他忧心的问题。一位在马上搭弓射箭，或于猎场逐鹿，或饲养珍禽猛兽的帝王，他能让人信服吗？后面的章节将表明，明代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因时而异，且这些不同的回答直接塑造了“天子”的意涵。

同样，高官文人们回应宫廷尚武展示活动的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身份。他们会为皇帝迎接来自海外的白象而赋诗祝颂吗？他们会称颂、批评或者嘲讽于紫禁城内精心筹备的检阅吗？他们选择性地发挥自身文学才能的方式，定义了他们与君王的关系、他们作为朝中大臣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对自己身系王朝兴衰的儒士身份的理解。正如窦德士对江西官员的研究以及最近哈利·米勒（Harry Miller）有关国家与士绅间冲突的著作所显示的，这些身份认同问题既非一成不变，也非对所有官员都普遍适用。对尚武展示活动的回应提供了一条探寻相关变迁与差异的路径。最后，皇室田猎、马球比赛和礼物交换，都是明廷在广阔的东亚大陆舞台上协调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方式。因此，尚武展示活动不仅反映身份，还帮助塑造身份。正如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观察到的，“统治的表里之间原本明晰可辨的界限变得越来越不明显，甚至越来越不真实；真正起作用的是它们相互转化的方式，它有点像质量与能量间的转化”。

后面的章节将详细讨论，虽然明代宫廷存在田猎、马球比赛、驭马以及其他展示活动的特定先例，但宫廷文化是个人能动性与长期历史模式的共同产物。35尚武展示活动在特定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以皇帝个人及其近臣的喜好和想法为依据的。与此同时，所有的明朝皇帝都充分发掘并利用了明以前的历朝历代在宫廷传统和实践方面的历史积淀。也许个别因素的近源可以追溯到契丹、女真和蒙古统治者所建立的王朝，它们在10~13世纪崛起于蒙古草原和现中国东北的森林；或者也可追溯到像宋（960~1279年）这样的中原王朝。对15世纪、16世纪的明朝皇帝来说，由列祖列宗所确立的先例，也就是宗室传统，是一块关键的基石。一方面，契丹、女真、宋、蒙古以及明朝初期的宫廷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它们都吸收、借鉴了可追溯至更久以前的皇权观念、朝廷礼制以及权力和威严的象征。

不管是就一般层面上的明代宫廷文化而言，还是就特殊层面上的尚武展示活动来说，我的目标都不是追根溯源。我们完全可以承认，类似“中原”或“草原”这样的概念，也许在特定时间和情境里，在修辞意义和意识形态层面有巨大影响力，然而，研究者应当保持谨慎，避免夸大其作为分析性类别的效用。到洪武帝（1328~1398年）称帝的1368年为止，中原王朝和草原政权已经交互影响了两千多年。这些互动包括了一系列的积极模仿、借用、明显拒斥和悄无声息的重新定义。因此与大多数前朝皇帝一样，明代统治者采用了一套复杂的做法、观念和象征符号，人们并不完全了解它们的最初形态以及随时间推进而发生的转型，即便是那些勤勉的会典编纂者也没办法确认，尽管他们表面上将政治和仪式制度追溯到了有历史记载之前。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的论点是，我们需要用一个广角镜来审视明代宫廷乃至整个明王朝。站在共时性的角度，只有与亚欧大陆东部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内亚腹地的发展相对照，明朝历史的诸多元素才能变得明晰。界定明朝第一个百年的，是其与元政权及元在草原上的继承者的相互较量。接下来的章节将证明，尚武展示活动常常是为皇宫和朝堂之外的观众准备的，这不只是洪武帝和永乐帝（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治下的情况，在明朝的前两百年历史中都是如此。

站在历时性的角度，我们最好将明廷置于长时段的历史中去理解，而且早就该重新评估它与其前朝元和后朝清的关系了。一段描述西欧在中世纪晚期的情形的文字，指出了许多甚至大部分宫廷所共有的一些特征。马康·韦尔写的是英格兰王国、法兰西王国和低地国家的宫廷：（它们）通常接受“外国的”影响——这样做的代价越发昂贵——也对异质的和外来的影响保持开放。因此，它们往往容易在某些臣民中引起怨恨和排外的情绪，激起针对宫廷的异化和奢靡之风的“民族主义”情绪。宫廷是一种媒介，一定程度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经由它被传播至社会——包括教会与世俗社会——的上流阶层……统治中心位于今天的中国的诸多王朝，也许也可以简单地用类似的措辞来形容。比如说，唐朝的世界主义一直得到公认。最近，许多学者都在强调清朝的多民族特点，并且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皇帝对汉、满、藏以及西欧的学问、语言、宗教、技术和艺术的积极支持态度上。最后，吐蕃、突厥、鲜卑、女真和蒙古这些所谓的“征服王朝”，它们的兴起都展现了很强的文化杂糅、吸收和借用的特性，它们能通过对风格迥异的行为、观念和技艺进行重塑，来回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军事和精神需求。

那么，明朝在哪些方面也符合这种文化杂糅的特点呢？当我们认为明廷内向且排外，或者说对域外的土地和人口漠不关心之时，其实我们在做一种对比，即我们在比较明代宫廷和元清两代的宫廷。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最近几十年来，清朝逐渐被认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民族帝国，其皇帝有意识地将自己置于一系列宗教、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传统的中心位置。而元朝同样凭借其在亚欧大陆贸易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享有盛誉，在其统治下，人员往来、财货流通，以及宗教活动、统治理念和知识结构的交流互动，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当我们像这样进行综合考虑后，无论是笼统地讨论明王朝，还是特指明代宫廷，明给诸多研究者留下的印象都是孤立且内向的。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这位研究蒙古帝国的日本顶尖学者，将明朝的老气横秋、萎靡不振、畏葸不前与元朝的活力四射、幅员辽阔、胸怀四海做了对比。宫纪子（Miya Noriko）同样指出，早期的明朝目光短浅，一个突出的变化反映在它对“天下”的地理认知远不如前朝。著名学者罗茂锐（Morris Rossabi）也认为，及至15世纪中叶，明王朝对中亚已经兴味索然。

杉山正明、宫纪子、罗茂锐等学者无疑是对的，比起元清两朝，明朝确实缺乏世界性，与外国的深入交流不足，在亚欧大陆的舞台上显得不够自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始终都是孤立封闭、内向排外的。如果我们回到韦尔的评估尺度上，就会发现明廷其实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更具世界性，它更深入地参与了亚欧大陆的事务。从14世纪到16世纪早期，皇帝们常常因为持续而慷慨地支持藏传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在京师修建寺庙、资助成百上千的藏僧而备受诟病。同样，在明朝统治的前一百五十年里，它对北元及其继承者来说都是强大的竞争对手：明朝竭力使亚欧大陆的其他地方相信天命已易；明廷不论出身，唯才是举；它承诺会尊重亚欧大陆的其他政权在元朝治下曾享有的地位和特权；它也试图表明自己在整个区域内都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来抗衡蒙古势力。延揽并任命蒙古人为明军高级将领便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种手段。

明廷世界性的一面有时被接受，有时则受到指责。朝廷对蒙古人及其后裔的任用，就反复遭到明朝文人们的批评。直到16世纪中期，明廷都一直维护着一座兽苑，那里有从遥远的撒马尔罕和安纳托利亚送来的大型猛兽，此事也一再激起一些朝臣明显的愤慨。韦尔早已言明，世界主义及亲近异域事物的行为也许容易招致某些臣民的反对。在不同的时期，皇帝对西藏、蒙古和中亚的信仰、人物、飞禽走兽的兴趣（还有这种兴趣表象下的与中亚统治者的联系），都遭到了朝中文官们的批评。

本书还会探究元明清三代宫廷文化之中具有惊人延续性的部分。如果我们拒绝将少等同于无，如果我们不夸大内亚（或北方的征服者）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们注意到明代宫廷文化中被忽略的部分，就能领悟骑术和皇室田猎在元明清三朝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军事统帅的皇帝在深层次的行为和信念上所具有的那种显著延续性。

虽然关于其他地区宫廷文化的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近期成倍增加，但对明代宫廷的系统性研究仍然缺乏。在于总体框架下对近代早期的宫廷做出中肯评价成为可能之前，对明代宫廷的权力和统治做一次细致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是何以产生、协调、延续的？它们何以被展示、传播、争夺？皇室宗亲、朝廷重臣、官僚体系、地方精英及京外的臣民是如何看待并尝试利用皇权的？皇权如何与宫廷文化相关联？这些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明代宫廷和更广泛的近代早期宫廷的理解。

近些年来，学者们已开始深思明朝京师宫廷文化的轮廓，探究它与各藩王王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更广义的明朝历史发展的联系。明朝宫廷不仅包括位于北京（15世纪初之后）的皇宫，还包括留都南京的宫廷以及各藩王王府。冒着过度暗示行政层面的一致性的风险，我暂时把这三类地方和它们的行为礼仪都放到一个总的明朝宫廷系统下。虽然这三类宫廷在规模、立场、功能上差异很大，但是最新的学术研究表明，从仪式运用、行政规程、人事任免及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这种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待的视角是合理的。最后，尽管我讨论了明朝开国皇帝的宫廷，也将各藩王王府纳入分析，但是本书的关注点还是集中在北京的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