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女神：小说卷》收录的是作者杜卫东的短、中、长篇小说共6篇。阅读这些小说，我们不能不为“橘红色的伞”的诗意所叹服，为”小院儿”洋溢的温馨和”街灯点亮的时候”所折射的真诚而感动；不能不被“秘使”的宏大所吸引，为“吐火女神”中人物的生离死别，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叹息。本书还将两篇小说专论和作者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创作的一首长诗作为附录一并收入。

《吐火女神：小说卷》收录的是作者的短、中、长篇小说共6篇。

阅读这些小说，我们不能不为“橘红色的伞”的诗意所叹服，为”小院儿”洋溢的温馨和”街灯点亮的时候”所折射的真诚而感动；不能不被“秘使”的宏大所吸引(这篇更接近于纪实，因获得了《时代文学》小说奖，故收录于此卷)，为“吐火女神”中人物的生离死别，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叹息。

2005年底，作者杜卫东以报告文学作家的角色定位出任中国权威的小说选本——《小说选刊》主编。其实，他对小说的各种形式都有过尝试。从《吐火女神：小说卷》收录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的文学主张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早有脉络可以寻觅，故将两篇小说专论和作者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创作的一首长诗作为附录一并收入。

短篇小说

微型二章

小院儿

街灯点亮的时候

中篇小说

秘使[纪实小说]

新来的钟点儿工

长篇小说

吐火女神

附录：评论与诗

小说之魂：现实、爱与真诚

守望小说的尊严

中国不哭[长诗]

李维信同印度支那三国的领导人及革命领袖人物都是熟悉的。胡志明到京时，周恩来曾问他：“生活上还有什么事要办吗？”胡志明将李维信搂过来，笑着说：“我们已经很熟了，有事我可以直接找他们办。”

李维信对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是熟悉的。周总理和陈毅元帅都说西哈努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对于他的称呼，李维信曾有过几次改变。一段时间称国王，一段时间称亲王，有时还称首相。当然，这与柬埔寨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

西哈努克永远带着甜蜜的微笑，嘴唇微微抿起，眼睛也微微眯细，朝他的新老朋友们双手合十，礼拜问好。他多才多艺，会写文章，善于演讲；会作曲，会乐器，还会编导歌舞剧。他会开汽车，甚至会开飞机。他曾亲自为刘少奇主席开车，为周恩来总理开飞机。乍看起来，他确实给人以友爱、柔顺、随和的感觉。但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也是坚强、激烈、勇敢的。一旦国家和民族遭受威胁和侵略时，他也会瞪起眼睛’，目光里漾出战士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锐气。在美国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战火时，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抗美救国的战斗中。

李维信清楚地记得，三年前，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结束了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访问之后，准备去柬埔寨。可是，就在这期间，西哈努克亲王的父亲苏拉玛里特国王去世了。国丧期间，柬埔寨要降半旗举国哀悼。这种情况下去访问，是难以形成热烈气氛的，是否还要按原计划访柬呢？

唁电发出了。周恩来和陈毅商讨之后，决定按原计划访柬：不仅仅是友好访问，首先是去吊唁国王。这个决定通告柬埔寨之后，西哈努克深深受到感动。

周恩来向北京发出紧急指示：为代表团全体成员紧急赶制一身白色西服送往昆明，以便及时更换这种表示吊丧的服色去柬埔寨。

赶制服装虽然快，麻烦却也不小。那时，举国一片蓝灰色，单调惯了，工作人员联系遍北京市所有大小商店，竟买不到配白色西服用的白扣子。

各种办法想尽，或不合适，或来不及。白西服上总不能配个蓝色或灰色或黑色的纽扣啊。还幸亏王府井百货大楼的营业员急中生智，目光落在那乳白色香皂盒上。那香皂盒现在叫塑料盒，当年人们不这样叫，而是习惯叫“化学”。化学梳子、化学皂盒等等。

“有办法了！”营业员拿出那乳白色的化学皂盒，“咱们自己赶制些白扣子行不行？”  也只好这样试试了。将乳白色的皂盒压切成圆扣子，试着缝到白西服上，还满般配！于是，工作人员买了几十个皂盒，压切成扣子，应急代用，赶制出了全套白西服，用专机送到昆明。

5月9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昆明登机，飞往柬埔寨。飞机在金边机场上徐徐降落。机场上，欢迎的人群穿红着绿，热情挥舞着花束；中柬两国国旗在旗杆顶端飘扬。西哈努克和柬埔寨政府为迎接中国客人，将国丧的日期都推迟了。但是，飞机舱门打开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却穿着白色西服走出，双手合十，高高举起。中国代表团一行的白色西服与欢迎人群的花花绿绿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礼貌和真诚的哀悼之情。下飞机后，周恩来和陈毅很快便去向苏拉玛里特国王遗体志哀。

这件事，既表现了中国领导人及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尊敬和友好情谊，也表现了西哈努克亲王及柬埔寨人民对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的特殊的友谊和情感。

来自老挝的客人陆续走下车。李维信见客人已经走近，他从沉想中收回神，并且辨认出了其中的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和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

宾主互相说着热情的话，走进楼内。一位中联部负责人经过李维信身边时，小声招呼道：“你先去吧。他们在飞机上已经吃过了饭。”

李维信没有走，他长期搞接待，很有经验：来自印度支那丛林中的游击战士，他们可不同于来自欧美的那些政治活动家。记得上次接待越南领导同志，菜全吃光了，只有一个盘子里还剩个鸡翅膀。李维信想撤盘，被周恩来用目光阻止了。果然，一位越南领导人夹起了鸡翅膀……李维信虽然不曾经历过井冈山和延安时期的艰苦生活，但他听一位元帅讲过：“那时候吃东西真香，有多少吃多少，什么都剩不下，胃口好得能填下一头小猪！”

“要不，问问客人？”李维信建议，“我们准备了一些点心。”

中联部负责人点点头，追上老挝客人问：“凯山同志，要不要再吃点东西？”

这位年轻力壮的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同留着一抹威武的小胡子的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互相交换眼色。

“怎么样，那就再吃点？”凯山问。

“那就再吃点吧。”苏发努冯赞同。

洗漱之后，七位客人走进餐厅。李维信亲自为他们上菜。那菜是取了“八八”的吉利数——八寸盘子上了八盘菜。此外，又上了四斤牛肉、二斤半面条。

在飞机上刚吃过饭的七位客人，将桌上这些饭菜“打扫”了个一干二净，葱花儿也不剩一片。

侍立一旁的女服务员目瞪口呆。

李维信不觉惊讶，又将两盘苹果摆上餐桌。

转眼间，那两盘苹果又被老挝客人吃得一个不剩。

服务员收拾餐桌时，发出叽叽喳喳的议论声。李维信叹气摇头：“唉，这些小姑娘哪里能明白这一切所包含的内容啊。那里是怎样的一种艰苦生活？！”凯山这次来北京通报情况，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请中国派一个工作组去老挝调查研究，对老挝革命进行帮助。

到底会是我们哪位将军，将重新过上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艰苦动荡的生活？P28-30

岁月，真的如同赤脚踩在沙滩上的脚印，潮水漫过就了无痕迹了吗？也许，它更像一把折扇，合上时风收云敛，波澜不兴；一旦打开，往事便如扇面上的山水小品，风生水起，扑面而来……

有时，只需要一个契机。

生出以上的感慨，源于翻检我的旧作。那么多的往事，那么多的故人，随着发黄的纸页，依次向我走来……

1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作为文艺特征兵来到了沈阳军区后勤三分部创作组，任务是为分部演出队下部队演出和参加各级文艺汇演创作节目。接兵的首长所以看上了我，是因为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读到了我一篇没有发表的小说。不过，由于缺乏舞台经验和部队生活，我闭门造车写出来的独幕话剧、小歌剧、对口剧，几乎全被“枪毙”。主业虽然荒芜，副业却大有收获。那时候，所有的文学名著全部被当做“封资修”的“毒草”封存，创作组的几个老兵却在偷偷传阅。我也近水楼台，开始接触了托尔斯泰、普希金、杰克·伦敦以及老舍、沈从文和杨朔。真的应该感谢那一段贫瘠而又富有的时光，它训练了我的文字，奠定了我最初的文学基础。

1976年退伍回到北京，我被中国青年出版社调入该社当编辑。工作之余，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是《不做生活的旁观者》。那是时任《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主任王文祥先生的约稿。他说：“小杜啊，你编青年修养读物，也应该练着写写这样的文章。俗话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应该亲口尝尝嘛！”于是，我大着胆子写了一篇寄给他，没想到很快就在1979年10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三版头条位置刊出。这以后，我又陆续写了一些这类文字，于是有了杂文散文卷中的“心香”专辑。

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名为《架子工》。编发这一篇作品的是《北京晚报》的编辑孙雁行。那年月，媒体还不发达，《北京晚报》只有四开四版，见诸“五色土”副刊的多是一些文坛名宿。我实在没有想到，一篇稚嫩的试笔之作竟被这位素昧平生的资深编辑从众多的来稿当中看中，刊发于1980年2月2日的《北京晚报》，从而点燃了我心中的文学之火。由于生性疏懒，刊发我作品的许多报刊都遗失了，唯独这张《北京晚报》我一直珍藏至今。每每翻开它，眼前都会浮现出雁行先生的样子：目光睿智、一脸祥和。在写作的道路上，他后来给了我许多鼓励与指导。内心深处，我对他一直执弟子之礼。编辑这套自选集时，我把《架子工》置于小说卷的卷首，不光因为它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两个男人长达三十年的友谊。这样纯洁而真诚的友谊，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已如稀有的矿石。

我出的第一本书，是思想散文集《青春的思索与追求》。1982年还不是全民皆可出书的年代，许多笔耕一生的老编辑也难有一本专著问世。我是幸运的，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最年轻的编辑，我把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几篇样稿，连同拟写的文章目录寄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时隔不久，两位操着南方口音的编辑就敲开了我办公室的房门。半年后，这本由秦牧先生作序的思想散文集就摆上了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

在写作的路上，还有许多的“第一”令人回味。

刊发我第一首诗的编辑是《北京日报》的阵容；那是一个话语迟缓的编辑，也是一位心地纯净的诗人。我在工厂当工人时，他编发了我好几首诗作与歌词。每每是，我寄出稿件后的某一天，就会有科室干部找到正在车间干活的我，说：“嘿，今天《北京日报》发表你的诗了！”如今，阵容先生已驾鹤西去，我却深深地后悔，没有在他生前请他喝上一杯清茶。推出我第一部中篇小说的编辑是《北京文学》的章德宁。因为与章德宁早就熟悉，怕她碍于情面不好决断，我的那篇小说是以“张志发”的化名托一位书商转递的。没想到半个月后，那位书商就打来电话，让我转告“张志发”，章社长看了小说觉得不错，决定刊用，约定时间要见见新人张志发。在关系稿、人情稿盛行的时下文坛，章德宁社长所表现出来的清澈与高贵实在令人感动。出版我第一本报告文学集的编辑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郏宗培。我永远也忘不了1985年初冬那个寒风料峭的上午，郏宗培谈定书稿后连口水都没有喝，就匆匆离开了我的办公室。那时的他年轻而潇洒，精明又干练。他走进北京街头的寒风里，竖起褐色皮夹克的领子，回过头冲我招了一下手。那招手的动作真的很帅，成了我记忆中的一个经典定格。出版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编辑是作家出版社的唐杰秀。迄今为止，我还很少见到如唐杰秀一样率真的中年女性。她永远是快乐和幸福的。而且，她可以把快乐与幸福像流行感冒一样迅速传染给你。跟她交往，你会觉得，希望的太阳永远在前方照耀。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几百篇杂文、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每篇作品都有着一段牵动情丝的回忆。我是幸运的，交往的编辑无不真诚而坦荡。他们中，有的已成了我一生的师长或挚友，有的至今未曾谋面。每每想起他们，我的内心都充盈着一份感动。

感谢作家出版社同意出版这套自选集，让我有机会以感恩的心情写下他们的名字：蒋元明、关国栋、游燕凌、许锦根、肖关鸿、张志国、韩春旭、刘贵贤、石英、苏殿远、王乾荣、陈先义、柳萌、韩作荣、江增培、林非、陈四长、刘孝存、刘茵、莫扬、赵李红、马力、丁洪章……

2

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我创作的蜜月期。

那时候，生活中的一个偶然见闻常常就能激发起我的灵感。比如，每天早晨我在使馆区晨跑，有一段时间常常见到一个白衣女孩冲我微笑。那笑容恬静得犹如冬日里的一缕春风，于是就有了散文《永远的微笑》。再比如，有一天我到火车站送人，见一个小伙子在站前一个无照小贩那里买了一兜梨，那小贩明显要了高价，但小伙子急匆匆的没有在意。在车厢里，我又遇到了那个买梨的小伙子，他也是来送站的，送一位盲人。我似有所悟，一篇题为《梨》的散文很快完成。

我总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晨跑时构思了一篇杂文或者散文，回到家马上记下梗概，下班后再整理成文，过上两三天润色推敲一遍后寄出。一般情况下，报刊总会有我待发的文章，邮路上又有我刚刚寄出的作品，还有正在推敲构思的素材。

前几天，语文学习杂志社约请我为他们的“课文作者”栏目写一篇创作札记，因为我的散文《明天不封阳台》被编入了苏教版的中学语文课本。

这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住房不足四十平方米，为了拓展使用空间，决定把阳台封闭。封阳台的工人第二天就要来了，傍晚我推开阳台的门，突然听见了几声咕咕的鸣叫。循声望去，见一只灰黑色的鸽子正卧在一块木板下孵蛋。顿时，一种久违的情感在心头油然而生。

关爱自然，其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点。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曾提出过生态伦理思想，其表述虽有差异，但在推崇“天人合一”的生态模式上是基本一致的。先秦诸子中，也多有“厚德载物”的论述。

《管子·五行》指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孔子则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的做法深恶痛绝，孔子认为好生而恶杀是君子的一种美德，并明确提出了仁民爱物的主张。随着时代的演进，人类对自然的猎取几近疯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成了每一个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曾试图就此成文，只是没有合适的切入点。阳台上的“不速之客”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回到案头我一气呵成，第二天整理润色了一遍后就寄给了《人民日报》。

有朋友不解，说你的写作范围怎么这么庞杂？杂文、散文、随笔、评论、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几乎无所不包。这个问题以前从没有认真想过，编这套自选集时我认真想了一下，大概源出于此——

我是编辑，写作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而我当编辑的师傅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林君雄。他费尽周折将我从工厂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业务上对我的要求一向极为严格。印象中，我编发的书稿必须勾画整齐，添加的文字也一定要一丝不苟，否则就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而在工作时间，除了上下午各有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外，是不许干一点点私活的。他知道我爱写一些东西后，常常放轻脚步走到我的身后，探头看看我案头的书稿是不是分内工作。星期天还常常要为工作加班，没有整块时间，只能写一些与业务相关的小文章。后来我受命协助君雄老师主编一本以报告文学为主的综合性青年刊物，才堂而皇之地开始涉足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而小说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只是在心痒难耐的时候偶尔为之，如果痴迷于此是要挨批的，因为我所在的编辑室出的主要是青年修养读物。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君雄老师，不仅仅是因为他费尽心力，将我从一机床的重型铸造车间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更是因为他对我编辑业务上的严格要求，使我有可能从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青年工人，成长为一名称职的职业编辑。

3

编辑这套自选集的想法纯属偶然。

前几天，我打开电脑，无意中读到了一篇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王维玲先生的文章《我与伊始》，其中谈到他和伊始去广州拜访秦牧时，先生曾和他谈起过我，并说他非常羡慕中国青年出版社能有我这样敬业的青年编辑。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由想起了1992年10月14日。记得那天妻子下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你知道了吗？秦牧先生逝世了！”我闻听愕然良久，接着泪水夺眶而出。随便找了一张纸，半个小时后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写好了，泪水也打湿了案头的稿纸。

关上电脑，我找出了这篇文章，读后仍心潮起伏。原以为，往事已如捧在手中的砂粒，早从指缝间流走了。不承想，它其实是风干的黑木耳，情感的清水一泡，就立即丰盈鲜活起来。我又信手翻了翻其他的旧作，竟也不时拨动了我情感的琴弦。

于是，我决定编一套自选集。

这套自选集分四卷：杂文散文、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小说，计一百八十万字，是从我公开发表的近四百万字作品中选出的。杂文散文卷按体裁分上、中、下三辑；报告文学卷也按题材分成了四部分；纪实文学卷总共十一篇，没必要细分；小说卷只是按长、中、短做了分类。无论分集与否，四卷均按发表的时间排序，文字上一律将编辑在发表时删改的文字复原，以求存真。

自选集编好了，我的心静如止水。因为我知道，收录的一百八十万文字，不仅浸透了我的情感与心智，也融入了我的追索和生命。

比如我的杂文，虽全部写作于三十年以前，但今天读来仍酣畅淋漓，并无过时之感。这一方面说明作品抨击的社会时弊至今仍未消除，令人心生感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在杂文写作中的良好艺术功力。

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各分了一卷。划分的原则是：报告文学基本是写一人或一事，所依据的材料全部是真实的，力求每句对话都非杜撰。报告文学的写作难度，在于报告与文学孰轻孰重。常见的问题是，报告多了，文学性就削弱；文学性强了，真实性就大打折扣。我的报告文学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阅读自己早年的报告文学作品，我常常感叹，一堆采访得来的干巴枯燥的素材，居然可以被剪裁应用得如此生动而鲜活。纪实文学卷收入的作品则基本以社会重大问题或社会事件为题材，因为要顾及当事人的心理感受，一般都隐去了真实姓名。在细节和氛围的描写上，也有少许想象的成分。这些纪实作品发表后，几乎全部被报纸或刊物转载。

小说其实是我最早尝试的。由于很长时间是做青年读物的编辑和青年刊物的记者，反倒写得最少。2004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长篇小说《右边一步是地狱》，连我的师长程树榛先生都非常愕然：原来你也能写小说呀！这些年，因为我的全部精力几乎都倾注给了工作，我主持的几本刊物发行量都曾有过明显的上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我甚至成了一个只会抓抓管理、搞搞发行的行政干部。其实，我在主持所有刊物时首先抓的是版面，是编辑业务。我从1976年正式从事编辑工作，经我手编发的各类书稿不低于八千万字，各种国家级的奖项也得过几次。我策划或主编的《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宗教经书宝典系列》《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库》《当代中国大写意》等大型丛书都为出版社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经济效益。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从事业余写作，创作了大量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即便是小说，微型、短篇、中篇几种形式也都有过尝试。《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收有我的作品。我的中篇小说《吐火女神》在《北京文学》刊出后，随即被《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一位三十多岁的读者在地铁站买到载有这篇小说的《中篇小说选刊》，一路读下来竟忘了下车。回家后他的妻子看了也感慨不已。夫妻二人辗转找到我，一定要和我探讨女主人公的命运归宿。根据《吐火女神》改写的长篇小说《右边一步是地狱》出版后，一位文化公司的老总在春节回家的列车上读了一路，回京后立刻找到我，提出由出版社转让版权，他要再加印两万册。承蒙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侯秀芬大姐首肯，《右边一步是地狱》得以在三个月内再版。

照常规，人们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多应自谦，我的做法却有悖常理。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李敖。此公说他今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能结识一个像李敖这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朋友，一是不能坐在台下亲耳听李敖的精彩演讲。是名士乃真风流，李敖既然可以率真至此，我辈多一点自信该不为过。且不说我的杂文和散文文字娴熟、风格迥异，即便是报告文学，也有“傻青儿吴欢”式的诙谐幽默和“勇者”式的文采飞扬。纪实文学中，更有“第三者”的诗意与哲理，也有“昨夜星辰”的深邃与雄辩；小说因为写得少，不敢自诩，但其中的美学追求却是始终如一的。主编《小说选刊》后，我曾系统阐释了《小说选刊》的文学主张，其中的基本观点，我在小说创作中曾努力践行，尽管达到的和我所期待的还有很长的距离。

4

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是我创作的淡季。

2000年以前，我担任副职，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心境一直比较自由。这以后《人民文学》接管了《中国校园文学》，我作为《人民文学》的副社长，兼任了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社长，全面负责该社的业务与经营。既要协调解决各种矛盾，还要每年向主办单位上缴管理费，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六年惨淡经营，《中国校园文学》由《人民文学》接手时的五万多册，最高峰时实际发行量达到了十五万册。

2005年9月末，我调入《小说选刊》任主编。那时候，由于严酷的市场竞争环境，《小说选刊》的发行量已跌至谷底。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或者立即遏制住刊物发行量不断下滑的趋势，或者完成一次人生舞台上的黯淡谢幕。上任后的十天里，我马不停蹄地调研了京城上百个书摊，得出的结论是：本来打算半年以后实施的改版必须立即推行。只有这样，也许才能在迷雾茫茫中找到一条出路。

2005年12月27日，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  北风料峭，枯叶凋零，夜色像洇在宣纸上的水墨，一点一点弥漫开来，直到把我淹没：“杜主编啊，你怎么搞的嘛？《小说选刊》怎么能是这种样子？我进的五百本刊物到现在一本也没卖动！”四个小时以前，当我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一位《小说选刊》代理商那里得知了这个信息后，就一直呆坐在办公室，脊背上冒出的一层层冷汗打湿了我的内衣。

是分娩前的阵痛，还是改版失败？我在内心一遍遍地问着自己。本来，当我取得社委会的支持决定改版后，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但是多年运作刊物的经验告诉我，在林林总总的期刊市场上，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改版吸引不了读者的眼球和媒体的注意。我决定冒险：采用了一个民工吃馒头的封面，以期形象地彰显《小说选刊》“三贴近”的办刊姿态，在对读者产生视觉冲击力的同时吸引媒体的关注。

可是新改版的刊物上市三天了，严重滞销！

感谢副主编冯敏。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发来了那条叫我铭记一生的短信：卫东，封面很好。我们支持你，你不孤独，我们和你站在一起。而他对封面的前瞻性预见也在两天后得到了完美的证实：改版后的《小说选刊》销路明显好转，雪片一样的读者来信飞向杂志社，对《小说选刊》的改版给予了高度肯定。一向以强势媒体自居的各类报纸也一反常态，主动刊发了几十篇以《小说选刊》改版为话题的评介文章。那些天，“馒头”封面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事件，这让我如释重负，也百感交集。

《小说选刊》连年下滑的势头暂时扭转了，但是依然险峻的生存环境让我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它的光环既让我感到自豪，同时也让我深感压力。它不同于我以前主编的刊物，《小说选刊》办得好坏，实际上是向行进的中国文学交出的一份答卷。作为主编，面临的生存压力使我一直处于焦虑之中，无法进入创作状态。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几次提笔，也只是开了一个头。

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会延续多久。

聊可自慰的是，我从一名青年工人成为了一名编辑，又从副处、副局一直走到正局的领导岗位，凭借的是我本身的能力和忘我的工作精神。这期间，我没有请任何人为自己的升迁调动吃过一次饭、送过一粒瓜子、说过一句好话；我先后担任过几家刊物的主编或者社长，从未收受过作者的任何馈赠，推辞不掉的礼品全部交公；我调到中国作协十几年，为所在刊社累计拉来过近千万企业赞助，从来没有拿过分文提成、私下收受过哪怕是一盒烟的好处。上世纪以来，也得过十几次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奖，作品也曾被收入多种权威选本，但全是在我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洋行里的中国女雇员》在《南方周末》连载时，一位全国报告文学奖的评委曾好心地打电话给我，让我把此文复印若干份呈送各位评委一阅，“因为许多参评的稿子还不如这篇”，我听了也只是一笑了之。鸣生兄说，我的报告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远远高于我在社会上所享有的声誉，他为此感到遗憾。我非常感谢鸣生兄的仗义执言，不过，与其浪得虚名还不如实至名归。逝去的岁月，没有能承载我成就的远洋巨轮，却也没有夹带龌龊与卑劣的残枝败叶，它一如我的生命，平淡无奇，却清澈纯净并充满激情。

——岁月，是我的勋章

2010年4月10日

《右边一步是地狱》是杜卫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当今非常拥挤的长篇小说图书市场上显然又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传奇。对此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是一个能制造传奇的人。在当今，社会各类产品，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趋于饱和。但，又总是给才能和灵感留有空间。富有传奇性，就容易打开这样的空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