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三十前毕业的百万工农兵学员以及当年的千万知青！！

一九九三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下发文件规定：一九七○至一九七六年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即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国家承认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具有“大普”或“大学普通班”学历者，就是我们俗称的工农兵学员。

本书正是以这样的一群人作为关注对象，真实全面地再现了他们所怀有的“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的朴素感情，以及当时刻苦学习、立志为公(书中还反映了当时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形态)，毕业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又投身改革大潮的奋斗与成功。毫无疑问，这是一群有着典型时代印记的人。书中关于惨况空前的唐山大地震的描绘及震后灾区人民、社会各界对灾后重建的描写，则让人不由想到刚刚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强烈大地震，生出无限的感慨！

据统计：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各高等院校共招收94万名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他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推荐上大学，赶上了改革开放……作者试图告诉人们。曾经有这样一群人，在那个时代经历了怎样的奋斗、怎样的挣扎、怎样的彷徨、怎样的无奈、怎样的磨难……以及在后来的历史风云变幻中，他们为从外在的羁绊与内心的深渊中挣脱出来所做的种种努力。

他们是特殊时代的大学生，时代赋予他们特殊的青春，特殊的浪漫。特殊的使命，特殊的爱情，特殊的命运……

让我们与百万工农兵学员一起。感受那个时代的旋律，感受那个时代火热的生活，感受那代人已逝去的青春岁月，感受工农兵学员们的特别命运！

00 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大普学历》自序

01 时代的宠儿——工农兵学员

02 教育革命的战场

03 多事的1976年

04 开门办学

05 工农兵学员与新大学生

06 命运的挣脱

07 漳河遗梦

08 毕业三十年后再相聚

时代的宠儿——工农兵学员

1

华大派赴冀鲁地区的招生老师，将华大拟招收的学员严凤英、吕继红、冯淑萍、王思哲、郭宏福，还有从部队回家探亲的王建国等，召集在老师住的招待所，与他们进行发录取通知书前例行公事的谈话。

招生老师大致地介绍了新的招生制度。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根据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当年下半年全国部分高校，开始恢复(从1966年停止招生)试招生。

新的招生制度，彻底废除解放后十七年来，从中学门直接进大学门，完全按文化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的制度。而是从工人、农民(实际上是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解放军(包括青年干部)中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进行文化考试后上大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具体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地方党委批准，文化考试，学校择优录取。

还介绍了华大的历史和现在。

最后，两位老师向被召来谈话的同学宣布说：“你们全被录取了。”

他们将成为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神圣使命，成为时代的宠儿。

2

1973年的招生，已经是工农兵学员招生的第三个年头了。

吕继红在公社考点，轻松地答完数学卷子的最后一道题后，环顾左右，看到有的考生还在苦思冥想，有的急得抓耳挠腮。他想，如果文化考试真的能起作用，走进大学的校门应该是有戏了。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地方党委批准、文化考试、学校择优录取的五大步骤中，最后是学校择优录取。他觉得到目前为止，在上大学的征途上，他已经连续闯过了四道关口，剩下的就是招生学校择优录取了。吕继红坚信，学校看重的肯定是文化考试成绩。而他又听说，今年特别注重成绩。他不免暗自庆幸。

一个月的集中复习和考试终于结束了。吕继红迈着轻松的脚步往家走去。

他看着四周，觉得眼前的一切变得灿烂起来。

从记事起，吕继红时常望着天地连接的地平线，总觉得天与地是一个大锅，将他扣压在这只锅里，年龄越大越觉得这只锅小，有时甚至感到喘不过气来。现在这只锅好像突然消失了，天地间变得无比辽阔，再也望不到边际了。

吕继红出发时，刚下过一场雨。蔚蓝的天空洁净耀眼，道路两旁过人高的玉米林，在微风吹拂下摇摆舞动，像美丽的少女在跳舞，似乎是在祝福他即将到来的美好未来。它们似乎也在深情地恋恋不舍地欢送他。好像它们也有灵魂，知道他就要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要到城市里上大学了。

他憧憬着未来，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吕继红没兴奋几天，白卷先生张铁生交出的那“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像晴天霹雳，将吕继红从甜梦中击醒。

在等待通知书的时候，7月19日《辽宁日报》突然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了浓浓一笔的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让吕继红感到极其惊慌和迷茫。

报纸的倾向很清楚，注重文化考试是教育上的复辟！吕继红那一腔膨胀起来的理想热情，一夜间又沉入谷底。

吕继红很清楚，仅仅依靠推荐、选拔，他根本没有优势可言。今年招生是以文化成绩为主，原来内定的上学人选，连报名都没敢，就更不用谈推荐了。他们清楚，他们肯定过不了文化关。在这种情况下，吕继红才有了机会。

八月初，大学录取仍没有消息。八月中旬，公社才陆陆续续收到几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始终没有他。当吕继红知道确实没有自己的同时，也知道有人顶替了他。顶替吕继红的是他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连集中复习和考试都没敢参加。

吕继红一直想离开艰苦的农村，他实在不想在农村待下去了。现在上大学没了希望，对于他来说，离开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兵了。

1974年征兵刚开始，吕继红自己背着父母偷偷报了名，他还写了一份《入伍决心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民族利益，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伯父、父亲一同参加了八路军，伯父在抗战胜利前夕牺牲在战场上。作为革命后代，应该沿着烈士们的足迹前进，因为侵略者还没彻底消灭……”吕继红没有想到他写的决心书由县征兵办公室转到了县广播站。决心书在全县有线广播站广播后，带兵的连长主动找上门来。连长对吕继红的父亲说，继红是个热血青年，他愿意带吕继红走，入伍后让吕继红给他当文书。他还嘱咐社村两级革委会抓紧政审。

政审结果出乎吕继红所料，由于社会关系中家庭的主要成员的政治问题，他不能入伍。

“文革”前，吕继红的父亲是县委书记。1968年搞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时，没结合上，就被迫靠边站了。5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困难，吕继红跟着响应国家“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号召的母亲，从县城回到了农村老家。由吃商品粮变成了农业户口。农村的贫穷和饥饿，成为他少年时代最深刻的印象。

时任县委书记的父亲为老百姓做了什么，吕继红知道得不多，但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父亲在农村推广“滚菜团”、“苦饼干”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所谓“滚菜团”，就是把白菜叶、树叶，用开水烫后揉成团子，把榆树皮面、薯干粉或高梁面，均匀地撒在木板上，将菜团子往板上滚上一层薄薄的皮，以防用锅蒸时菜团子散落。在大跃进的1959年，家乡大白薯获得大丰收。这个“丰收”也被政治化了，白薯一般用三叉铁钩创，但上面有人说，那样太“小气”，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大大方方。后来，干脆用拖拉机犁，翻出来就捡，翻不出来就埋在地下做肥料。20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来了的时候，饥饿的村民把烂在地里的白薯刨出，切成片，晒干粉碎成面，压成饼干状烤熟，就是所谓的“苦饼干”。

吕继红的父亲管教孩子很少使用武力，但也打过吕继红一巴掌，也就是仅仅的这一巴掌使他久久铭记在心。小时候，吕继红经常跟邻居一位放羊的大哥哥玩耍。当时他父亲有一本叫做《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红皮书，书是中、短篇通讯集，其中有一篇叫《雷锋的故事》。吕继红深深地被雷锋的经历感染着，被雷锋的故事感动着，不知看了多少遍，每次当看到小雷锋上山砍柴，被地主婆在手背上连砍三刀的故事都会难过得落泪。他太喜欢看这本书了。有一次，他带着书跟大哥哥去放羊，阳光暖暖的，他躺在土地上，看着最喜欢的书，不知不觉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发现，书被饥饿的羊吃掉了一大块，顿时他心里发了慌。他好后悔，怎么就睡着了呢？他知道，这本书也是爸爸最喜欢的一本书。一直以来，爸爸常给他讲焦裕禄的故事，从言谈中他知道，爸爸是多么地崇敬焦裕禄啊。这回可惹了大祸。吕继红回到家里，他忐忑不安地拿着残缺的书，恐慌地看着父亲，欲言又止。父亲似乎明白了一切，看着父亲愤怒的表情，他心里害怕极了，不由得闭紧了双眼。吕继红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长大些了以后，他明白了他的行为损毁了父亲心目中的榜样焦裕禄，嚼了他父亲的灵魂。

“文革”时，红卫兵从县委档案室里翻出吕继红父亲在1961年暂时困难时，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的一个讲话：“对面前的暂时困难，个别基层干部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说什么，‘在社会主义(年)头，一月二两油，别说炒菜吃，还不够润润辘轳头’，这是完全错误的”红卫兵掐头去尾，说顺口溜出于吕继红父亲之口，是右派言论。他们又找出他父亲在解放战争年代，一次战斗中，陷入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写下的遗书。在“遗书”中，吕继红的父亲告诉组织，他的四哥是八路军，已在1943年抗战中牺牲，他的二哥现在国民党军队当少将师长，二哥和他们一样出身贫苦，从小倾向共产党(很可能是共产党员)，希望组织说服他二哥投诚。红卫兵如获至宝，大喜若狂，硬说他那位哥哥跑到了台湾(其实是在投诚中牺牲了)。

一直停职在家的父亲，知道儿子没当上兵后非常生气，心中更是难过。他找到带兵的那位连长痛心疾首地说：“抗倭寇，打天下，我们揭竿上战场，拼杀，牺牲。和平年代，我们的后代，由于我们的错误就不能保国尽忠？不理解啊。”孩子当不了兵，让吕继红的父亲很受打击，比在前几年让他靠边站、说他是“走资派”还接受不了。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和他一样失去了希望。他气得躺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当他想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吞咽困难，去医院一检查，竟然是食道癌。

父亲的病，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吕继红的妈妈简直吓傻了，她绝望地看着吕继红，说了一句话：“你爸爸一倒，我们这一家人就完了。”这句话让吕继红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听到母亲这句话，吕继红也感觉犹如五雷轰顶。爸爸是他们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自己不去报名参军……所以，他觉得，妈妈的绝望好像是对他的指责。

征兵结束了，新兵送走了，吕继红的父亲一病不起。当兵一事使吕继红无比愧疚，他觉得是自己害了父亲。

没有当上兵的吕继红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这个学校老校址原来是土改时没收的地主的庄园，前后两个四合院。吕继红从小学到高小都是在这个学校读的。教书的时候吕继红是在新校址。新校址原是为了贯彻“五七”指示所建的学农基地的农场。后来村里要办初中，就盖了几排房子，作为中学部。新校址“文革”前都是他们吕家的宅基地。原来，这个地方用土墙围着，有十多亩地。院子里有枣树、杨树，还有一个打麦场。吕继红的爷爷是烈属，这块地一部分是土改时分的，是县乡政府特别关照的。老爷子还做过地下工作。据说，他们的省主席当年闹革命时，在他们家藏过身。他爷爷还救过省主席的命。老爷子还持有盖有毛泽东印鉴的、写有他四儿子名字的烈士证书。他家的宅基地虽闲着，但这么多年也没人敢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块地说入公就入公了，还把院子里的树木也连根创起做了房梁。这些就连吕继红的爷爷也没敢说个“不”字！吕继红在这里教书，心中有不少想法，但他从不表露。当然，他也不敢表露。

吕继红的父亲患了癌症，看来很难熬过下一年了。在学校里，吕继红平时少言寡语，又爱学习，书教得也不错，属于优秀的青年教师，很受师生爱戴。

校革委会主任看上了他。校革委会主任可能看准吕继红有可能接他爸爸的班，将由民办教师转成吃商品粮户口的公办教师。他托人把女儿俊儿介绍给他。主任的女儿俊儿，吕继红也见过，长得不丑，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多印象了。为了让爸爸临终前能知道自己有了媳妇，吕继红没多考虑，就一口答应了。

校革委会主任响应毛主席“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指示，在学校办了农场、工厂，让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让大老粗登台讲课，一时成了地、县教育革命的典型学校，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不久，校革委会主任、吕继红未来的岳母大人被提拔为县教育革命委员会(简称教革委)主任。

吕继红的爸爸去世后，他的妈妈没让吕继红接班，而是让继红的弟弟接了班。他妈妈看准了，继红未来的岳母大人不会让自己的女婿当一辈子民办教师。所以，她决意不让继红接父亲的班，让无依无靠的二儿子来享受这一待遇。对此，吕继红并没有不高兴，县教革委主任虽然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凭她当“县教革委主任”的权力，她会给吕继红找到更好的位置。

1975年，经县教革委主任与社队做工作，吕继红顺利地被推荐到北京上了华北大学。

1975年的招生是遇上了所谓的“回潮”，文化考试又被重视。考试是在公社的中学里，考场里大约有三十多名考生。只考政治、语文和数学三门课。政治考的是时事政治，语文只有一道作文题，写一篇任选的批判文章。当时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法批儒。吕继红写的作文题是他在省报发表过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的护身法宝》，数学题考了代数和几何，数学实践题是现场丈量了个粪堆，给了已知条件是比重，求它的体积和重量。这次文化课考试，吕继红获全县第一名。

考场上，吕继红遇到了一个他上县中学时的冯姓同学。当时吕继红父亲息癌症刚去世不久，他特别想学医，并雄心勃勃地想攻克癌症难关。公社只一个唐山医学院名额，冯姓同学的哥哥是县医院院长，唐山医学院的名额，县教革委主任不坚持，当然不会给他吕继红。

冯姓同学告诉吕继红，这几年他还比较顺利，当了两年大队党支部书记，使村庄改变了面貌。本来由公社书记推荐，县委组织部也已考察完，让他出任公社副书记，可以脱离农业户口转成干部。他认为上学机会难得，上大学比转成干部更重要，没让任命。他说服了父母和领导选择了上学。

不幸的是，这位冯姓同学在第二年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时遇难了。

吕继红拿到了入学通知书，第一件事，就是要带着未来的媳妇儿到县城看望他的恩人——县教革委主任，也就是他未来的岳母大人。

吕继红一大早就到村北头俊儿的家。俊儿像要出嫁一样，坐在她家正房的台阶上，奶奶正在给她剪头，两个小辫儿剪成了短发，前面还剪出整整齐齐的刘海儿。吕继红看到这情景，心里一高兴，脱口而出：“呀——出嫁时才这般打扮呀。”俊儿看到吕继红站在她面前，脸刷地一下红了。

P9-17

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

——《大普学历》自序

王金昌

在每个苍老或年轻的面孔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历史，将那些相同的或相似的历史连纵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的记忆。今天我们叫它为“故事”，在这个将怀旧作为时尚的年代，让我们用真实的心灵去唤醒那些属于特殊时代人的故事。它的事件，造就了他们的性格、经历乃至命运，他们此后的人生也被标注上许多共同的符号，乃至成为一代具有典型时代印记的人。

——大意取自纪录片《出生在五十年代》

《大普学历》最早构思于上世纪80年代初。

当时，我还是个文学青年，也曾写过被评为“生机盎然”的小说作品。后来行政工作的担子越来越重，也就慢慢地远离了文学。但是，将自己所经理的那个特殊时代的人和事，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的想法，却一直没有放弃。随着年龄的增长，怀旧思绪越发浓烈，写出《大普学历》几乎就成了我的使命的一部分，那是一种牵肠挂肚的眷恋与惆怅。我似乎必须拿起笔，书写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浪漫、我们的艰难跋涉、我们的成功，书写最具中国日寸代特色的一代大学生，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命运。

让我重新拿起笔写《大普学历》的，是我的一位同龄人朋友。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当年写的那篇初稿，说像是回到了那个年代。他说，看到小说中提到的《工农兵学员之歌》的一些词句，内心有一种冲动，直想哭。他把那首歌唱了出来：“……带着工人阶级的嘱托，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他说这样的词句、这样的旋律，只有我们这样的过来人，才能感受到其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感受到那个时代活生生的生活，感受到那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朋友的话，重新唤起了我对一代人命运的追索和思考。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带着工人阶级的嘱托，

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

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

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

壮志凌云，红心朝阳，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青春似火，意志如钢。

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

要为无产阶级争光，

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

又红又专，茁壮成长，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工农兵学员之歌》是百万工农兵学员自己的歌，是他们的青春之歌，是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时代之歌。  工农兵学员是三十年前的一批特殊的知识青年。据统计：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这十年间曾出现过一大批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到1976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招收94万名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他们的学习基础确实参差不齐，但他们大多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能吃苦、肯钻研，也学到了一些在那个年代显得十分宝贵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中后来涌现出了不少人才，在中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比如《大普学历》中提到的用于数字计算的计算机向商用管理计算机转化，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粉碎“四人帮”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这些人很快进入了角色，填补了人才空白。

当我再次拿起笔后，多年前的那一群人就渐渐浮现在眼前，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磨难，他们对于不通过平命运的抗争，他们极力要从外在的羁绊与内心的深渊中挣脱所选择的种种作为，常常让我心潮激荡，甚至夜不能寐。写出百万工兵学员的命运的责任似乎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写如此宏阔和沉重的题材，我有些力不从心。所以，这部作品写得相当辛苦，数易其稿。虽然这部作品还有种种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完成之日，我如释重负。

在这部作品中，我不想批判谁，也不想歌颂谁，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想真实地写出一群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样的人。告诉人们曾经有一群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经历了怎样的彷徨、怎样的无奈、怎样的磨难。在跌宕起伏的命运面前，他们并没有低头，没有气馁，没有沉寂，没有被淹没，而是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抗争。他们在中国大变革的初始，能够抓住时代机遇，成功地得以解脱，并由此走进了新的时代，开创了新的生活。

列宁说过，一个人经历了一场运动，未必懂得这场运动。我愿意用此书与百万工农兵学员、千万知青及广大读者一起体验那个时代，一起体验工农兵学员们自己的特别命运。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描写知青、写老三届命运的作品很多，但真正描写工农兵学员生活和命运的作品却很少，工农兵学员似乎被时代和历史遗忘。工农兵学员是一个重大题材，值得书写，值得历史记忆，值得为这一代“空前”的“大普”学历人立立传。

这代人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推荐上大学、赶上了改革开放。时代赋予他们特殊青春，特殊使命，特使爱情，特殊命运。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

谨以此书敬献给三十年前毕业的百万工农兵学员以及当年千万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