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值清华百一十年校庆，本书和另外一本书——《美在清华》的出版也算是很巧，无意中竟成献礼之作。百一十年间，清华园哺育了无数名师英才，数百位学术大师曾在这里生活，从容了岁月，惊艳了时光，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而今近百位清华师生留下清华美景的文字，继往开来，承先辈志，治学修身，将清华之美集结成册，激励莘莘学子坦诚无畏，追求美和梦想。

本书的作者杨国华教授曾经在中央国家机关从事外交与法律工作十八年，曾经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交官，曾经访问过二十多个国家，曾经参观过众多世界名校。 

 
除了偶尔到访，此前作者与清华园没有什么“渊源”。然而，当他挥别“滚滚红尘”，来到清华园工作，立刻就被那里美丽的风景和丰富的历史“灌醉”了！他邀请很多朋友来校园参观，立志成为“清华园导游”。在这种“痴迷”的状态下，八个月后，他提出了“清华学”的概念，到清华仅仅一年后，就开始给新生开设了一个自创的通识课程“清华学”。

本书很多内容是《清华学》上课的实况记录与同学们的课后随感，展现了清华园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自然景观，也记录了清华学子在进入这所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殿堂后的心路历程，他们也有迷茫、焦虑和对未来的不安，如何使躁动的心沉稳下来，在美中安静沉淀，也是本书要告诉和传递给大家的。

观其碑，心有悲

走过大礼堂前茵茵的草地，穿过日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独身向西略走两步，在一片静静的小树林里，默默地伫立着一方石碑。这便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 

王国维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的著名学者，早年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响， 把西方哲学与美学，同中国古典哲学结合起来。同康有为、梁启超不同，他几乎不参与政治，但从他的一些行为来看，他骨子里还是中国传统的文人。19□3年，即民国十二年，他选择受命担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即使清朝已经覆灭十几年，他依然保留着长辫子。当然，这不是说他冥顽不灵， 我认为这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当时，剪去辫子被认为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象征，但作为中国传统的文人，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缅怀过去，我希望一些传统依然能够保留下去，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强行剪去辫子，是不是恰恰违背了“自由思想”的精神？ 可惜，国人不会管这些，于是便有了源源不断去王国维家中劝剪辫子的“好心人”；北洋军阀不会管这些，于是便有了冯玉祥命逊帝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发出“艰难困辱，仅有不死”之言。

是的，封建的王朝结束了，一个时代落幕了，改良者终究不如改革者。对于那些满清留下来的遗老们，世界已不再属于他们。而那些传统的东西，自己之后，又有谁能继承呢。 这是当时满清遗老们普遍的痛苦，更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现代一些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把传统的东西压制得太狠了。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对于王国维个人之死，冯玉祥这个北洋军阀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王的学生戴家祥说：“虽然，先生之死，自有宿因；而世乱日迫，实有以促其之念。方五月二日，某承教在侧时，先生云：‘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部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再有，先生死前手书中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再结合1924年冯玉祥的那场让先生无比艰难困辱的逼宫，我们似乎能推测，压倒先生的□后一根稻草，恐怕正是这位冯姓军阀。 还能逃到哪儿去呢？料想先生当时，是否会有中国之大，自己却无处安身之感？在那个时局动荡、军阀混战的年代，自己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 的人”，是不是命如草芥，同那叶德辉一样，不知何时就会被杀。虽然不能选择是否死去，但至少能选择在何时，在何地，以何种方式死去。 于是，九十年后，在这片冷清的小树林里，今天的我们看到这么一块纪念碑。它就像王国维先生一样，拙于言辞，只向为数不多的来者，静静诉说当年的故事。

杨国华，男，1965年3月生，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曾供职于商务部条约法律司，任副司长，负责与我国有关的WTO争端解决事务。曾负责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应诉、中外知识产权谈判与合作、外经贸部“WTO法律工作组”（从事为适应加入WTO需要修改、制订法律的工作，并参与有关谈判）的工作。参加了在日内瓦进行的中国加入WTO多边谈判，以及中美、中欧和中国与墨西哥等的双边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