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清时期只有村庙、祠堂这类“公共建筑”的地方，如今兼有了村委会办公大楼这类象征性建筑。在这里，一个地方性家族共同体是怎样创建和发展的？在历史上面对过什么危机？特别是在进入□1 世纪新时代后，如何面对自上而下的各种社会改造“迫力”带来的挑战？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溪村的社会生活史，从不同侧面透视了一个远离中国“核心区”的遥远村庄的社区史，《社区的历程》一书在继承中反思了汉学人类学宗族理论的“东南模式”。
本书作者王铭铭教授在溪村展开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使我们看到家族作为地方政治和观念形态的存在，作为一个“血缘群体”，如何走出“古代”、进入“近代”。溪村人在逐步脱离文化母体的过程中，要面对强化的国家和“反民间文化”的“大众文化”，也要面对现代文化对于社区“小传统”的压抑。他们怎样适应？怎样在日常生活和“非常仪式”中再度创造社区生活的活力？村民们那些围绕复兴传统活力而付出的努力，对于已经过快地适应了现代文化的都市人不无启发。文本的“小地方叙事”，提供了一种以小见大式的参照。
“《社区的历程》既是一部社会构造和转型的历史，也是一部社会分类和再生产的历史。具体地说，它是一部社会制度再创造社区、家族与婚姻制度、节庆的年度周期、工作和交易的节奏、互助和尊重的关系的演变过程之历史。作者王铭铭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表现出他的专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荣誉教授王斯福语）
《社区的历程》记述了溪村的汉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过程。
第一章以明代（1368年）为起始点进入数百年来陈氏家族在溪村的发展史。第□章至第5章，记述了明清时期陈氏家族产生、独立、分化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该家族在内部结构、对外联系、地方制度等方面的基本特点。第6章至第7章，记述了民国时期陈氏家族所经历的外来冲击，展现了□0世纪初以来形成的社会控制模式进入一度相对独立自主的村落的过程。第8章通过描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文化所经历的改造，阐述了陈氏家族在大社会环境中的遭遇。第9至1□章则均与农村经济改革以来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家族社区现状有关，意在解说传统复兴的形式、表现与原因。
本书以“社区史的视野”阐述的溪村陈氏家族故事，及其所承载的“地方性知识”，有助于复原中国这个“复杂社会”的面貌，理解传统与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王斯福序
从理论上讲，对社会展开个案研究，需要综合社会学学者、人类学学者和历史学学者所发展出来的不同方法。如果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能够形成一个个案调查团队，那么学科综合就能得到实现。不过，个案研究通常又是由单个学者完成的，因此，它要求研究者融不同方法于一身。本书作者王铭铭便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个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个体，但在他的研究中，却需要结合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不同方□□特点；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他尽力将不同的方法融入自己的叙述中。
《社区的历程》一书对历史给予高度重视，它所描述的，是几个世纪里不同的历史呈现于同一个社区的过程。它所包含的内容，超出了政治变迁和经济成长的过程史。就我的理解，这一个案研究包括三种历史。这三种历史是互相渗透的，但各自的出发点略有不同。□□种历史犹如绕地球行走的卫星，以大社会的历史过程为出发点，反映历史中土地使用方式的变化；第二种历史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出发，表现了参与观察者悉心学习特定区域中村民生活与言语方式的过程；第三种历史的出发点，是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本身，是村落中的家户和村民组织的观念形态，同时它也反映出作者超脱正规的研习方式，与草根社会形成密切关系的过程。
溪村和我们所研究的任何其他村落成为“社区”的过程，都是久远的事了。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某些村落是因具有独特的地名和特点，才成为个案研究对象的。其实不然。人类学家对某个村落进行个案研究，当然首先要解释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可辨识的、奇特的地方，不过这仅仅是研究的开端。接下去，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把故事讲完，而这个故事一定是有关社会系统的发展过程的历史。社会结构、经济组织、规则和□□的包罗万象，在过去一直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不过，过去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论述，很少关注结构形式的转型和改造过程。溪村的研究提出了在结构的研究中包容历史过程的观点。在这里，“历史学”意味着对结构转型过程的研究。结构变迁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单线历史。溪村的个案研究不仅是一个村落历史的叙说，它的漫长而广博的故事告诉我们许多社会形态如何在同一社区中获得自我表现。这些社会形态是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速度变化。
《社区的历程》既是一部社会构造和转型的历史，也是一部社会分类和再生产的历史。具体地说，它是一部社会制度再创造社区、家族与婚姻制度、节庆的年度周期、工作和交易的节奏、互助和尊重的关系的演变过程之历史。作者王铭铭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表现出他的专长。
王铭铭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学者，因此是一位花了许多时间在一个小村落学习如何用当地人的眼光看历史的参与观察者。他所表述的历史告诉我们，制度如何赋予人们不同社会认同的意识，如何创造空间的认同和不同空间的认同之间的距离。王铭铭从如上所述的现象中复原出一部转型的历史，使社区的社会形貌在社会认同的变异性再生产历史中的形成、被忘却或抑制、复兴等过程得以展示。过去，人们把现代化当成是使“传统”成为过去的不断前进的过程。现在，我们对这种发展的系统论不再满足了。我们看到，无论“现代化”包含什么别的东西，它一定包含社会认同的再生产。也就是说，现代化包含社会记忆的感受和制度。社会记忆的制度创造了“无时间性”，而这种“无时间性”即我们习惯认定之“传统”。实际上，所谓“传统”与现时代电视或旅游一样，具有当代意义。戏剧、祭祀、时间的年历等形式，无论在以往（如元代）或现在均有其地位。上面说到历史的第三种意义是社会行动者创造历史的过程。我们所得到的资料，不足以解说远古时期社会行动者如何参与制度的创造和复兴。不过，田野观察和访谈使我们有可能对近世历史的创造有更深的了解。溪村的个案研究力图解答社会记忆和现代化的创意如何被确立、何种集体过程赋予地方精英尊严、何种对领导权的期望赋予地方活跃者力量、这些创意会积淀成何种结构形态等问题。这些问题十分引人入胜。
个案研究是可以延伸的。溪村的个案研究就可以延伸，而这也正是我的希望。费孝通教授写江村的笔墨，已经触及溪村研究的内容。江村的研究已成为模式，溪村也可以被当成模式对待。当然，在其他的个案研究中，可能发现不到溪村的制度，因为在中国其他地方，家族和民间节庆可能不如在溪村流行。不过，在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地区，历史的写作可以采用溪村的模式。就我个人的希望而言，历史应该并将是关于社会转型的叙述，而社会转型则包括创造历史的行动。历史的叙述应该采用王铭铭所提供的途径，把工作、互惠、□□仪式等社会制度当成社会认同和关系来探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历史的叙述者必须像他那样到一个地方长住并重访，在研究中观察生活、阅读并记录地方文献，同时不要忘记遥远历史的存在和转型的过程史。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解释什么是人类史的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