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先生在2012年出版《金庸识小录》，附录有“金庸年谱简编”，自出版后二十年金庸材料大量出现，作者面询金庸，寻访其故交，在之基础上披沙简金，扩充四倍，更有关于金庸珍贵图片数十张展现，从而形成了目前为实的金庸的故事。
该年谱没有作者个人情绪掺杂，不注出处，不作考订，只限于扼要地交代谱主的言行和创造，在体裁上是更纯粹的年谱。
金庸的一生，就七十年来的香港史，七十年来的香港史，又是中国史的一面镜子。他是当得起“在这里读懂中国”这句话的，不止“有华人处皆有金庸”而已。《金庸年谱简编》价值因此而愈加凸显。

序
基本体例
一九二四年 民国十三年
一九二六年 民国十五年 二岁
一九二八年 民国十七年 四岁
一九三〇年 民国十九年 六岁
一九三一年 民国二十年 七岁
一九三二年 民国二十一年 八岁
一九三三年 民国二十二年 九岁
一九三四年 民国二十三年 十岁
一九三五年 民国二十四年 十一岁
一九三六年 民国二十五年 十二岁
一九三七年 民国二十六年 十三岁
一九三八年 民国二十七年 十四岁
一九三九年 民国二十八年 十五岁
一九四〇年 民国二十九年 十六岁
一九四一年 民国三十年 十七岁
一九四二年 民国三十一年 十八岁
一九四三年 民国三十二年 十九岁
一九四四年 民国三十三年 二十岁
一九四五年 民国三十四年 二十一岁
一九四六年 民国三十五年 二十二岁
一九四七年 民国三十六年 二十三岁
一九四八年 民国三十七年 二十四岁
一九四九年 民国三十八年 二十五岁
一九五〇年 二十六岁
一九五一年 二十七岁
一九五二年 二十八岁
一九五三年 二十九岁
一九五四年 三十岁
一九五五年 三十一岁
一九五六年 三十二岁
一九五七年 三十三岁
一九五九年 三十五岁
一九六〇年 三十六岁
一九六一年 三十七岁
一九六三年 三十九岁
一九六四年 四十岁
一九六五年 四十一岁
一九 四十二岁
一九六七年 四十三岁
一九六八年 四十四岁
一九六九年 四十五岁
一九七〇年 四十六岁
一九七一年 四十七岁
一九七二年 四十八岁
一九七三年 四十九岁
一九七四年 五十岁
一九七五年 五十一岁
一九七六年 五十二岁
一九七七年 五十三岁
一九七八年 五十四岁
一九七九年 五十五岁
一九八〇年 五十六岁
一九八一年 五十七岁
一九八二年 五十八岁
一九八三年 五十九岁
一九八四年 六十岁
一九八五年 六十一岁
一九八六年 六十二岁
一九八七年 六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 六十四岁
一九八九年 六十五岁
一九九〇年 六十六岁
一九九一年 六十七岁
一九九二年 六十八岁
一九九三年 六十九岁
一九九四年 七十岁
一九九五年 七十一岁
一九九六年 七十二岁
一九九七年 七十三岁
一九九八年 七十四岁
一九九九年 七十五岁
二〇〇〇年 七十六岁
二〇〇一年 七十七岁
二〇〇二年 七十八岁
二〇〇三年 七十九岁
二〇〇四年 八十岁
二〇〇五年 八十一岁
二〇〇六年 八十二岁
二〇〇七年 八十三岁
二〇〇八年 八十四岁
二〇〇九年 八十五岁
二〇一〇年 八十六岁
二〇一一年 八十七岁
二〇一二年 八十八岁
二〇一三年 八十九岁
二〇一五年 九十一岁
二〇一六年 九十二岁
二〇一八年 九十四岁
跋

关于金庸，我似已无话可说了。那么就谈谈年谱吧。
关于年谱，我有两点看法。
第一点，传记难做，做传记不如做年谱。自学术立场来看，传记似不及年谱，但自文学立场来看，传记却要难于年谱。写一部的年谱，在史料上得求全求备，也少不了排比剪，是极费心力的。但要写一部的传记，却是更加不可能的任务。写传记需要全面的素养和能力，题材的选择，史料细节的掌握与裁断，宏观的视野与识见，文采、写法与布局，欠缺任何一样，皆不足以成就一部杰作。事实上，杰出的年谱有不少，但杰出的传记却稀有。
还有，越是大人物，传记就越是难写。因为越是大人物，与时代的交涉就越广泛越复杂，非知人论世，是不足以为之树碑立传的。以金庸来说，坊间已有傅国涌的《金庸传》、刘国重的《金庸评传》，都是颇有积累之作，但文笔尚嫌芜杂，若求跟金庸精彩的一生相衬的传记，还得期之来日。晓星先做年谱，只求勾勒出金生事迹的大概，不失为谨慎的做法。
第二点，年谱的编纂已趋于“异化”。大约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开了风气，《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继而树立标杆，“年谱长编”之体成了文史出版的一时风气。即使不采“长编”之名，年谱的编纂其实也越来越“长编”化了。这种风气，在学术上自有理由和价值，但无形中也偏离了年谱本来的性质和作用。盖年谱之用，本在使旁人或后人便捷地了解谱主的梗概，取其简明性，亦取其可读性，而“年谱长编”实际上成了资料大全，对一般读者颇不友好。大抵而言，过去的年谱是传记的草稿，更传记文学的范畴；而现在的年谱不如说是谱主史料的编年，更史料学的范畴。
由此来看，晓星这部“简编”，不注出处，不作考订，只限于扼要地交代谱主的言行和创作，在体裁上倒是更纯粹的年谱，是本来意义上的年谱—可说是回归了年谱编纂的“初心”。
金庸的一生，就七十年来的香港史，七十年来的香港史，又是中国史的一面镜子。金庸是当得起“在这里读懂中国”这句话的，不止“有华人处皆有金庸”而已。此金庸年谱之所以值得做。
但目前做金庸年谱，资料自不可能完备，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金庸无疑很配得上一部“年谱长编”，但这个工作，唯有金庸后人提供条件才能做得到；而一旦如此，则这部“年谱长编”就必然是一部“钦定”之作，难免对谱主的粉饰。这样的话，晓星这部“简编”就不止是阶段性的工作了。因为这是他以独立态度完成的，即便将来有更详细、更完备的“年谱长编”，也未必能取而代之。
晓星是有点“年谱癖”的，他另外还在做古琴家查阜西、湖的年谱。有意思的是，我所认识的师友里，做过或正在做年谱的还颇有不少。已故的张晖君以《龙榆生先生年谱》一鸣惊人，是大家熟知的；黄国声先生和李福标兄有《陈澧先生年谱》，是老少接力式合作的典范，而福标另有《皮陆年谱》《清初丹霞天然年谱》，更可谓年谱专家；李开军有《陈三立年谱长编》，王承军有《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廖先生年谱长编》，都是“年谱长编”风气下的成绩。此外，朱铭的巨制《章士钊先生年谱长编》入出版流程，宋希於也有意做张次溪、陶亢德、柳存仁的年谱。
相对来说，做传记更多是西方舶来的风气，而做年谱倒更多是中国本位的传统。胡适曾说他读年谱，并称做年谱是“拿绣花针的训练”，“大刀阔斧的人”也应有此本领。年谱确是值得做的工作，诸友黾勉从之，良有以也，只可惜我是不会做了。
那么，我是该说“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呢，还是该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