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求是》是朱永嘉先生对于时事、人物做历史的评论、梳理及探源的文章结集，有随感、漫谈，也有回顾、总结，以资今人借鉴。因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学术修养，许多观点皆非普通学者所能道，堪称是见识密集的智者之作。书稿夹叙夹议，以古论今，思考深远，用之于当下，具有非常珍贵的意义和价值。

《读史求是》涉及中国历史上有关反腐、纪检、监察等工作机制的运作，官二代教育，为官为政为人等话题。朱永嘉先生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文史修养，捭阖于古今之间，总结历史规律，直面当下问题，可为从政者借鉴。作者行文善于撷取历史著作和经典文献中的思想光辉，深入浅出，上下贯通，是时下不可多得的论史作品。

序言

辑一 古为今用

 关于中央巡视员制度的历史回顾

 由“人肉搜索”的热议想起历史上的“御史风闻”

 从上访新闻想到登闻鼓及唐代门下省的拾遗补阙与杜甫和白居易

 关于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

 关于地方监察失效问题

 浅论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回避制度

 漫谈中国古代的漏泄禁中语

 漫谈中国历史上的冤案、错案和疑案

 《论秦始皇》是“逢君之恶”吗？

辑二 文化漫谈

 文化是什么，文化何以强国？

 漫谈忧患意识

 再谈忧患意识

 谈谈古代几对著名的父子以及卢武铉的高山跳崖

 朱元璋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孙

 再说朱元璋如何悉心对儿孙的教育和培养

 养老、尊老与青年的教育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迁都问题

 释革命

 有感于修史难，官修更难

辑三 读汉唐古文

 不患贫而患不均——读《春秋繁露·度制》有感之一

 君子不尽利以遗民 ——读《春秋繁露·度制》有感之二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读《春秋繁露·度制》有感之三

 读柳宗元的《诫惧箴》与《忧箴》

 读《诗·硕鼠》与柳宗元的《永某氏之鼠》有感

 读《敌戒》

 柳宗元笔下的国子监太学与司业阳城

 阳城在道州

 从“不平则鸣”谈韩愈的《送穷文》

 读《毛颖传》

辑四 随笔札记

 关于小人物和大人物

 关于宣室的两个故事

 说一个空谈误国的典型案例

 关于王衍清谈的来历 255

 关于宇文泰与苏绰的对话

 从冯道说到鲁褒的《钱神论》

 疏广、徐勉、姚崇

 关于寇准二三事

 关于北宋高薪养廉

 皇明祖训——不征国

 复社纪事

 狱中读书札记之一

 狱中读书札记之二

 狱中读书札记之三

辑五 知人论世

 说说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之间的君子之交

 王安石与苏轼在政治哲学上的两种不同思路

 再释陈守实师《读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

 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与邵伯温的《辨奸论》

 周予同先生的为人和为学

关于风闻的事，这二个字最早见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尉陀，姓赵名佗，真定(今河北真定)人，尉，是他的官称。秦时，郡设守、尉、监三人，守是行政长官，尉是管军事的，监是分管监察的，三者之间存在互相制衡的关系。在边远地区，尉的地位略高。秦始皇在统一南方以后，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器病重时，召龙川令赵佗托以后事，任器病死，赵佗行南海尉事。秦亡，中原地区楚汉相争，赵佗便自立为南粤武王。汉文帝时，派陆贾使南粤，赵佗愿向汉称藩臣，奉贡职，他在告国中书称自己所以称王的一个原因是： “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日：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具。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这是他为自己找一个下台的台阶。风闻就是口耳相传的传言而已。《诗经》有六义，其第一义便是风，这个风字，既是传言，又是讽谕的意思，古代有采风的官，也就是从采集民间传言来讽谕和提醒统治者，它要求“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采风的目的为了便于不同利益和矛盾各方之间的充分表达。御史风闻是采集来自民间的词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百姓来信来访的词状，选择其中可以弹劾的人和事，在奏弹时，要略去举报者的姓名，而讲“风闻访知”，目的是为了防止矛盾和利益相关方对递交词状者的打击报复。这在现代的网络上它就表现为大众性和匿名性。

沈约奏弹王源这件事，发生在南朝齐武帝时。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人，在齐武帝永明八年(四九。年)任御史中丞，掌监察举劾之职，他这篇弹劾王源的文章还收在《昭明文选》卷四十。在南朝时，士庶不能通婚，王源出身于士族，其父曾任高官，本人任诸府禁卫之职，但他唯利是求，嫁女与商人满姓，以嫁女所得五万钱为自己纳妾，违背了当时的礼俗制度。沈约在这篇奏弹的文章中说： “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那就是违背了士庶不得通婚的礼制。风闻仅仅是一个由头，弹劾还是要有事实的根据，也就是要有人证和物证，所以沈约在这份奏文中，便讲了自己如何找了王源的媒人刘嗣之到御史官府审问核实以后，才正式上奏文。为什么如此呢?因为风闻的信息，并不一定可靠，难免有狭私、诬告、报复的嫌疑，风闻只能是提出问题的由头，不能是核实和判断问题的根据，如果取消了风闻，那也就断了监察部门自民间取得信息的来源。

关于苏冕在《唐会要》讲“题告事人名”这件事，苏冕是唐京兆武功(今陕西眉县东)人，其祖父在武则天时曾为宰相，他是唐德宗时人，失职贬官后，撰自唐高祖至德宗九朝的唐会要四十卷，今之《唐会要》是宋代王溥所续成。洪迈讲到的唐御史台故事见于今本《唐会要》卷六十，其大意为唐时御史台没有直接受理百姓词状的职责，如果有人把词状送到御史台，御史可以根据词状中确有可以弹劾的地方，那就略去投状者的姓名，而讲由风闻知道如此这般。这是制度上的规定，实际执行的状况那就因人而定了，苏冕讲后来御史中缺少那种嫉恶如仇、为人公正而又正直的人，御史之间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做那些得罪人的事，那么投状人的状纸便被壅塞积压下来了。原来设计的制度搞不下去，于是对制度进行调整，因此在开元十四年(七二六年)规定御史台接受词状时，由各个御史轮值接受词状，若需弹劾时，可以在奏文上写明告事人的姓名，这样做的话御史便可以不负具体责任了，由匿名变成实名的结果，告事人的人身安全就发生问题了，很容易受到另一方的打击报复。所以苏冕就批评这个变更完全违背原来所以允许御史风闻奏弹制度设计的目的和意义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一项制度设计的目的和意义，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人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变化，然后是制度的变更，完全可以走到事物的反面。

P13-14

记得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要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具体地说，他提出的两条办法，一条是研究现状，另一条是研究历史。然后他还讲到我们学习的态度，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抱着“有的放矢”的态度，这个“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还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从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因而这种结论，才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典故是从中国历史上来的，具体地讲，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其中讲到汉景帝的儿子刘德被封为河间献王，史称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所以实事求是与研究历史二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毛主席为什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改造学风的第一条是研究现状，第二条便是研究历史呢?那是因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处理现实问题不可或缺的参照系数。建国以后，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用大量的时间来读书，通读有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通读《资治通鉴》十多遍。他为什么花费那么多时间去阅读历史，因为要管理好这个国家，现在叫治理。你不懂得这个国家的历史，怎么能处理好国家大事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天天通过报纸、刊物、情况简报和参加各种会议，呈现在你面前，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便要借鉴历史上的经验，那就是以史为鉴。故读史书、研究历史也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个目的便是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生活寻找可以借鉴的参照系数。

在读史的过程中，如何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教训以资今日国家之治理呢?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之叙论四中讲到读史之时，曾经说： “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这告诉我们，读史要设身处地进入古人的角色，代其思虑，不仅知其成败得失的结果，而且要探究其事态发展之所以然，这样古人之成败得失皆足以为后人之鉴戒矣。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便有一个分析探求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在读史的过程中，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古人之“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这里所谓“惟在一心”便是读史的过程，学者要用心去探求其所以然，通晓这个所以然才能为你处理现实问题提供鉴戒的参考。故能不能有所鉴戒的关键，不在于知其然，知道历史事件的结果，而在于知其所以然。为此，王夫之进一步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熠之者也。”这里既提出了知其所以然的过程，还要反复推敲，设想各种可能性及其不同的结果，并比较其各自成败得失之可能，这便是举一反三的过程。这样作为处理现实问题之参照，便可能有多种方案和设想，便于选择。同时在鉴戒史事时，还必须懂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条件。他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这是告诉我们鉴戒历史经验，也不能照抄照搬，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历史经验的参照只能是如此，昨天、今天、明天之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治理的方法应该也有所变化，不能拿昨天的东西来完全否定今天，也不能用今天的是非来否定昨天的是非。如何读史，毛主席强调“古为今用”，这与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的经世致用一脉相承，它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要做到这一点，那必须对古今两头都要有相当的造诣，他花那么多精力去通读《二十四史》，反复地读《资治通鉴》，到了晚年，他拿着《通鉴》说自己读了许多遍，还想再通读一遍，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正因为他对历史非常熟悉，许多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都能信手拈来，为自己所用。

这本文选。一共选了四十余篇文章，没有按文章在博客上发表的时间次序排列，而是分类排列为五组，从时间上看，最早的一篇是在二〇〇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最迟的一篇是在二〇一三年的六月间，前后历时四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