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把中国文化当作一个他者，哪怕是一个更好的他者，真正进步的做法是把中国文化认真地当回事——作为“世界人文思想共和国的一员”。

本书是一部写给现代中国人的中国文化通识，采取的方法是，把历史倒过来看，就一些关键议题，诸如历史、语言、管治方式、自我修养、人生美学、民族主义、普世主义、中国的崛起及其软实力等略作述评，以助读者进一步探索反思。

本书认为，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形成来讲，迄今100多年的现代转型经验，甚至比几千年的传统遗产更为重要。

因此，本书显著区别于既往同主题作品的是，延续辜鸿铭的问题意识和林语堂的批评姿态，以人性为尺度，以现代性为视野，重述中国文化的主脉和命理。

钱锁桥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现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席教授，专治中西文学文化研究，著有《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等。

第一章　中国文化属性：历史和语言 / 1

第二章　“中华盛世”：中国管治模式 / 31

第三章　儒道佛三教合一 / 63

第四章　诗意美学 / 101

第五章　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 149

第六章　拥抱世界：普世主义蓝图 / 181

第七章　不断革命，继续革命 / 213

第八章　中国崛起及其文化挑战 / 235

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两种谈“文化”的方式。最为流行、 占主导的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式。自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以来，“文化”被当作某种“客观”存在物，一个民族的有形或无形资产。

用这种方式看文化，中国文化就变成了“中国工艺”“中国功夫”“中国绘画”“中国建筑”“中国服饰”“中国家具”“中国音乐”等等。中国人自己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写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书，强调中国的青铜器、汉字等。

在我看来，要判断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归根结底要问的问题，不是它是否已经建造出或能否建造出怎样繁华的都市、怎样豪华的房子、怎样宽敞的公路；也不是去问它是否已经造出或能否造出怎样优雅舒适的家具、怎样精巧实用的工具或器械；甚至也不是去问它发明了怎样的机构、怎样的艺术和科学。要判断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造就了怎样的人性、怎样的男人和女人。

科举制有其民主的一面，可以说本质上是一个民主的体制 ：以教育为中心，不讲血缘、身份和背景，凭自己的努力和资质便可改变自己的人生，进入社会的精英统治阶层。科举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全方位的巨大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在于使中国的政制建基于世俗的文治。

一谈起“中国文化”就想到“功夫”或“孔子”，这肯定是误导。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当下中国文化的种种特征，比如现代汉语就是由新文化运动敲定的，而且它在根本上是一场激烈的反传统、反儒教的运动……在我看来，就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来讲，一个半世纪左右的现代转型经验甚至比几千年的传统遗产更为重要。

虽然是一个动态的胶着状态，我们还是可以勾勒出中国现代性的轮廓。中国现代性是三股思潮（民族主义、普世主义与共产主义）及其实践相互交汇（以及与传统文化相互交汇）的过程。

我们可以说当今的中国文化蕴含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但这并不意味它就是自我封闭型的，整天着迷于自己的传统和“本位”。相反，中国现代性是一个普世开放拥抱“他者”的过程——民族主义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这也不是说，在西方的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人就没有自我意识，只是说，以前的中国人意识是一种文化、文明上的概念。

中国的思想，无论儒、道、佛，其本质都是普世主义的。中国人的世界观的核心是“天下”观。中国文化确实有“夷夏”之分，但这种区分乃基于普遍性的道德准绳，而不是按种族或族裔来分。换句话说，“夷”和“夏”是可以互换的，是“夷”还是“夏”要看一个人是否仅仅是个畜生，还是遵循一系列界定人之为人的、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标准。

有这样一种文化，本来就把“人性”置于如此崇高至上的地位，不应该等太久把人的权利置于其中心枢纽地位， 让人享受他们应得的自由。一旦自由之神降临，再加上诗意的生活美学，以及合理性的幸福观，到时中国文化或许真可以向全世界昭示其“文德”。到那时，做一个中国人一定真不错。